大不列颠的帝王
杨永泰这个人这几年突然就被人吹成近代诸葛亮了，从头看到脚，他哪一点配得上诸葛亮？无论是外貌的仙风道骨，还是指挥若定，或者战略视野，或者事业成就，给诸葛亮提鞋都不配。
虽然他是给老蒋出了几个馊点子，最多可以成为谋士，距离国士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之所以这样说，我们来列举几个事例：
第一、诸葛亮不遇明主不出山，倘若不逢知己，宁愿躬耕于南阳，老死于深山。是他找不到用武之地吗？非也，卧龙先生的威名早已名动江湖，他的哥哥诸葛瑾也已经在江东供职，他要出山，怎么也可以比他哥哥混的好。这点杨永泰与诸葛亮相比，无异于小人与君子，萤火与皓月的区别。
杨永泰的一生就是不断投靠的一生，如果说吕布是三姓家奴，那杨永泰就不知道几姓了。杨永泰最开始是投靠孙中山的，后来在护法战争中见孙中山没有实权，转而投靠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当西南军阀失势，他马上北上投靠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垮台后，杨永泰又想再次投靠国民党，但是国民党看不上他了。后来他在熊式辉的引荐下认识了蒋介石，才算是稳稳当当混了一阵子饭吃。
从这里可以看出，无论是人品还是眼光，诸葛亮都可以甩他十万八千里。诸葛亮看准了落魄的刘备，一番隆中对，三分天下，为刘备奠定了两代基业。而且无论蜀国兴衰都绝不相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二、所谓的杨永泰谋略，不外乎为老蒋献计三条，我们来一起分析分析：
第一件事情便是所谓的削藩
老蒋的北伐，并不是真正靠武力打下来的，主要还是靠苟合。其好处是没有费多少刀兵捡了个领袖当，坏处是军阀割据依然，老蒋基本上是令不出中央。军队中、地方上派系林立，其中地方实力派军阀，就有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更不用说什么石友三、韩复渠、龙云、王家烈、刘文辉等等小派系了。中原大战前，杨永泰对老蒋进言用政治手段解决阎锡山，用军事手段解决李宗仁，用经济手段解决冯玉祥，这便是著名的削藩策。结果老蒋按部就班的实施杨永泰的计谋，使得李宗仁兵败下野，冯玉祥众叛亲离，阎老西至此之后一直龟缩于山西，杨永泰也因此被老蒋极其重用，誉为“当代卧龙”。
那么事实上呢？一、杨永泰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路，具体操作和方略还是靠蒋介石自己和智囊团完成的；二、削藩并没有真正成功，依旧是派系林立、各行其是，连蒋介石自己都刻意把嫡系部队和杂牌军刻意区隔，待遇、装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你以私心待人，却要人以公心待你，岂有天理？从后来的围剿红军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可以看出来，直到败退台湾，削藩也没有完成。
第二件事情：“围剿”红军
杨永泰是老蒋剿共的实际策划者，他为老蒋的几次围剿都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且在失败中不断吸取教训，得出了所谓的“剿共”方针，便是所谓的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还有上中下三策剿共计划，以土地改革对抗土地革命等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这不是在帮蒋介石成就大业，而是害了蒋介石。孙中山先生毕生精力献给革命，不是为了组建一个独裁的国民党，而是为了建设一个强盛的新中国。特殊时期，他是用了铁腕手段，但是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组织纪律，取得革命胜利，最终实现三民主义。杨永泰把蒋介石彻底推向独裁，不符合时代潮流需要，最终蒋介石被中国人民唾弃，就是拜他的馊主意所赐。
原本，蒋介石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走下去，实现民主、政治协商，搞多党民主政治，无论如何，也不会最后孤悬台湾、坐困愁城，有家不能回的境地。
第三件事情：攘外必先安内
“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著名的口号是老蒋的座右铭，但这却是杨永泰对老蒋的进言，是对其所谓一统中国而进行的战略部署，因此老蒋在抗战前一直避战日本人，集中精力打内战，就是想先“围剿”红军，之后再平定各路军阀，来达到他蒋某人的一统，但他却低估了人民的爱国热情，西安事变逼老蒋抗日绝非偶然。所谓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辱，强盗的尖刀已经拨开了门栓，冲进来烧杀抢掠，你还在搞“攘外必先安内”，在家庭就是家贼，在国家就是国贼，这又是误了蒋介石大业的“奸计”。
从为杨永泰歌功颂德的这所谓三大计谋来看，结合杨永泰多姓家奴的行为，足以看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倒把的小人。他给蒋介石出的这些烂点子根本不是为了天下大局，而是为了媚上挣取个人功名而已。他的人品格局注定他走不远，所以最终在国民党内也不被人看好，最终因为得罪了CC系，在1936年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途中被刺杀，而这一天，离西安事变不足两个月。
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背弃人民利益者，终将被天谴也。
明德山人6998
杨永泰这个人物太厉害了，从其一生的经历来看，他完全充当着一个谋臣的角色，但在他的早期政治生涯里，却极其不受待见。他早期曾投靠桂系首脑李宗仁，结果李宗仁还看不上杨永泰，后来他在熊式辉的引荐下认识了蒋介石，从而一生为老蒋出谋划策，是老蒋最负盛名的高级幕僚。
在老蒋看来，杨永泰的厉害之处便是对于政治军事在大势上的把握，他的谋略极其出众，而他一生为老蒋出谋划策，帮助老蒋干了三件大事情。
第一件事情便是削藩
老蒋在北伐之后并不是一家独大，相反，除老蒋这个总司令外还有其他三位地方实力派军阀，尤其冯玉祥拥兵四十多万，还有山西的阎锡山和李宗仁虎视眈眈。而在中原大战前，杨永泰便对老蒋进言，说道:用政治手段解决阎锡山，用军事手段解决李宗仁，用经济手段解决冯玉祥，这便是著名的削藩策。结果老蒋按部就班的实施杨永泰的计谋，使得李宗仁兵败下野，冯玉祥众叛亲离，阎老西至此之后一直龟缩于山西，杨永泰也因此被老蒋极其重用，誉为“当代卧龙”。
第二件事情“围剿”红军
杨永泰这个人是老蒋剿共的实际策划者，他为老蒋的几次围剿都是制定详细的计划，并且在失败中不断吸取教训，得出了所谓的“剿共”方针，便是所谓的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还有上中下三策剿共计划，以土地改革对抗土地革命等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杨永泰确实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谋臣，如此智商，也不负诸葛之名。
攘外必先安内
“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著名的口号是老蒋的座右铭，但这却是杨永泰对老蒋的进言，是对其一统中国而进行的战略部署，因此老蒋在抗战前并不想打日本人，他想的就是先“围剿”红军，之后再平定各路军阀，来达到他蒋某人的一统，但他却低估了人民打爱国热情，双十二事变使得老蒋不得不抗日。
而杨永泰在国民党中的如日中天也引起了其他派系的嫉妒，因为杨永泰隶属于熊式辉的政学系，但却因为老蒋的宠信在国民党中权力不断增长，直接妨碍到了CC系的利益，这和二陈所把持的国民党内部势力直接产生了矛盾。最终老蒋将杨永泰派出中央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最终在1936年被刺杀于赴会途中，而这一天，离西安事变不足两个月。
在杨永泰死后，老蒋可谓失去了一大助臂，但也是我党的一大幸运。这般人物，确实是一个怪才，堪称智冠天下，而纵观近代谋士，无一能有如杨永泰般的谋略，其被誉为“当代卧龙”，他确实配得上。
绝笔历史
杨永泰是蒋介石手下难得的谋士，陈布雷虽然号称文胆，但也仅仅局限于文字功夫和理论素养，在谋略上和杨永泰相比，是大大的不如。因此有人说，杨永泰的去世，直接左右了之后蒋氏集团的走向和命运。
杨永泰学贯中西，命途多舛，先后委身于北洋系、桂系和蒋介石，娴于政务，拙于谋己。他的谋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替蒋介石解决了最头疼的军阀割据问题，用经济问题对付冯玉祥，因为他的西北军最穷，收买韩复渠和石友三倒戈；用军事问题对付李宗仁，李宗仁兵锋最强且中央地方都有人，敲山震虎，李宗仁兵败下野；用政治问题解决阎锡山，阎锡山实力有限，注重名分；用外交问题解决张学良，东北问题本质就是外交问题，张学良很快也被分而治之。
二是替蒋介石解决了最头疼的红军问题，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主张，用土地革命对付土地革命，革新政治，收买人心，铁壁合围，层层推进。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其说是博古、李德等人失策，毋宁说是杨永泰的方法奏了奇功。三是替蒋介石解决中日问题，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可惜这个问题只结局了一半，他就去世了。不然以杨永泰的天才，必然能更好的解决西安问题，红军能否在陕北站稳脚跟都不好说。
也许是天妒英才，杨永泰的快速崛起，动摇了CC系在鄂豫皖赣的布局，所以很多人打他的小报告。蒋介石为了平衡，就让他当湖北省的省长，可惜在赴任途中，杨被不幸杀害。而他所领衔的政学系也从一个谋士的派系演变成张群领导下的统战团体。
青年史学家
说实话，我不知道是谁把杨永泰称之为“当代诸葛”的，我只能说他的这个说法我完全不同意。
杨永泰无能从人品，眼光还是谋略上，都跟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差距甚远，把他称之为“当代诸葛”，我感觉是严重的拉低了诸葛亮的形象。为什么这么说呢？且听我细细道来。
人品
杨永泰的人品就不用说了，在蒋介石重用他之前，几乎可以用“声名狼藉”这个词语来形容他。杨永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者，毫无信仰和忠诚可言。他的一生中，投靠过北洋军阀，投靠孙中山，也投靠过西南军阀的政客，最后投靠到了蒋介石。
杨永泰的每次跳槽倒戈，并不是因为和原东家的信仰、理想等不同，而是觉得原东家的实力不行，没有前途，所以就见风使舵，风吹两边倒。而诸葛亮呢？选定了刘备之后，不管世事如何，他都坚定的跟着蜀汉走到底，两个人的人品高下立判。
眼光
杨永泰的眼光比起诸葛亮也是差得很远，用“目光短浅”这个词语来形容他毫不为过。他当政治投机者就算了，还是每次都是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跳槽反叛，搞得自己声名狼藉，甚至后来无人敢用。
杨永泰最开始是投靠孙中山的，但是后来在护法战争中见孙中山没有实权，转而投靠西南军陆荣廷、唐继尧他们；后来西南军阀失势，他们北上投靠北洋政府；等到北洋政府垮台后，杨永泰又想再次投靠国民党，但是这个时候国民党不要他了。相比于诸葛亮一开始就看中了刘备这个潜力股，杨永泰的眼光可以说是差得很远。
谋略
杨永泰最为人称道的，大概就是他的谋略了。杨永泰在被蒋介石重用之后，确实为蒋介石提出过一些重要的谋略。比如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策略，就是杨永泰的建议，至于这种策略是否正确，我在此不做评论，但是这为后世蒋介石背上抗日不利的骂名起了重要的作用。
杨永泰还提出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论断，对蒋介石建议说如果消灭我党，必须要多使用政治手段，因此也造成了后来我党张国焘的叛变。在这一点谋略上，杨永泰还算是有一些水平的。但是总体比较起来，杨永泰的谋略比起未出茅庐就天下三分的诸葛亮而言，还是差很多的。
我的结语
把杨永泰称为一个水平还可以的谋臣可以，但是把他称之为“当代诸葛”，我觉得确实是言过其实了，个人觉得他离诸葛亮还差得很远很远。
各位亲爱的网友，你们觉得呢？
老魏聊历史
把杨永泰捧成“当代诸葛亮”，是因为杨向蒋介石上的三策。实则此三策，不但害国，而且误蒋。
一、北伐胜利后上的削藩策。挑起了内战，被毛泽东笑为“一枕黄梁再现”的中原大战、蒋桂战争，造成国衰民弱，并没有使蒋成为真正的领袖。若没有后来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蒋就真正沦为军阀之一了。正确的策略，是论功行赏，各安其位，蒋则自成共主，可安坐天下。杨给蒋出的是馊主意！
二、先安内后攘外。以蒋之蠢才，永远也安不内。若后来没有西安事变，改为先攘外，蒋或沦为中华历史上，最大最恶的买国贼了。杨给蒋上此策，完全误主害国。
三、剿共，杨上策为七分军事三分政治。杨根本不懂得红旗为什么不倒，蒋旗为什不树。实际正确的策略是，先政治后军事，扶助农工，与共产党争夺民心，方是上上之策，杨策歪了。
可见，杨永泰是蠢才，却向蒋这个蠢才献计，是蠢之又蠢！
安平144796971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杨永泰的建议下在江西南昌开始发起一场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运动，是为“新生活运动”， 运动持续15年，是民国持续时间最久的运动。事实上，在新生活运动发动的初期，杨永泰的影子一直是如影随形。然而，当人们在探讨新生活运动的主要策划人和组织者时，往往将功绩归于蒋介石、宋美龄或力行社成员。,而忽略了新生活运动背后真正的策划者——杨永泰。
杨永泰是新政学系的代表和领导人物，在国民党内对蒋介石有着极大影响力。新生活运动之前，杨永泰即曾在“削藩”大战中助蒋完胜政敌；在第五次“剿匪”中,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成为蒋军奉行的重要战略，并取得重大成功；“禁烟督察”帮助蒋介石增加财政收入，可以说,蒋介石前期的诸多大事都有杨永泰的参与，新生活运动也不例外。本文将在前人基础之上，对杨永泰与新生活运动的缘起、实践与策略做进一步梳理，以期展示其政治才能。
一、杨永泰与新生活运动的缘起
杨永泰,生于1880年，字畅卿。广东茂名高州大井镇大坡村人，1901年入广东高等学堂，后就读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在广州《广南报》任编辑。1908年任广东省咨议局议员。1912年任北京临时众议院议员，同年加入国民党。1913年4月当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员，参与起草宪法工作，同年10月与国民党员张耀增、沈钧儒、谷中秀、汤漪，进步党员丁世峄、刘崇佑、蓝公武等人合组民宪党，不久退出。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永泰在上海与谷中秀、丁世峄创办《正谊》杂志，该杂志成为杨永泰反袁独裁阵地，7月欧战爆发后与黄兴、李烈钧、陈独秀、邹鲁等人成立“欧事研究会”（欧战结束，改名“政学会”，是为“政学系”之由来），同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任上海《中华新报》主笔，反对袁世凯称帝；同年成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的亲信黄郛向蒋推荐杨永泰对蒋介石说：“杨永泰先生乃天下奇才，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我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我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蒋介石于是效法刘备三请诸葛亮的故事，请出杨永泰，后来蒋介石称他作“当今之卧龙”。杨永泰之所以如此受蒋介石的青睐，以及在以后的新生活运动中发挥巨大作用，这与其丰富经历有直接关系。
1.广东执政，积累政绩
近代以来，广东省在中国历史上就占有重要的地位和政治象征意义。它毗邻广西，南临南海，海岸线长，是通往东南亚、中近东和非洲的最近出海口。鸦片战争后，广州凭借其地利的优势，最先受到欧风美雨的吹拂，因此，近代化水平也远远地高出内地，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热情高涨，广东成为近代变革的重要发源地。力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人；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何启是广东南海人；近代重要的思想家、《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1880年以来到1910年，在当时政府支持下,广东先后建立水陆师学堂，电报学堂，两广大学堂，广东军医学堂，广东法政学堂，广东巡警学堂，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讲武学堂，广东农林讲习，这些近代化的学堂为广东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性人才，为广东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使得广东在中国的地位愈加重要。到民国初年，广东成为华南地区的中心。
1916年杨永泰赴广东参加护国运动，任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财政局长，5月任肇庆军务院财政厅厅长，同年8月国会恢复后返回北京，重任参议员兼参议院“法制委员会”委员，11月参与发起政治学会（后改称政学会），任干事。1917年8月南下护法，10月任大元帅府参议。1918年后任广州军政府财政厅厅长兼广州市公所督办，后转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1920年4月任广东省长。
杨永泰自任广东省长后，大刀阔斧的拆迁，锐意地方建设，扩建马路，借以实现交通现代化，然工程尚未着手，即找来一片异议，粤籍名流唐绍仪、梁士诒等，也通电反对。杨永泰不为所动，以军警护助民工拆迁，工程半年完成，市内交通大大改善，市民无不称便。许多人转而不能不佩服杨永泰的理政才能。这些政绩，也成为他以后获得蒋介石青睐的政治资本。
2.助蒋“削藩”，赢得信任
1920年，在桂系军阀与陈炯明的斗争中，广东学生联合会发出欢迎陈炯明回粤通告，并提出八项主张，拥护粤省粤人自治。杨永泰见桂系大势已去，于10月27日通电辞去广东省长职务，同年10月回上海，开始了短暂的退隐生活。1928年1月4日，蒋介石重回南京国民政府执政，任命熊式辉担任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在广州时同杨永泰要好，上任后联系杨永泰，劝杨出山。
隐居期间杨永泰对政局变化依旧了如指掌。他清醒地看到当时国民党内部最大的问题就是派系对立，诸部军阀拥兵自重，对中央政府构成巨大威胁。因此，他向熊式辉讲述了自己对政局的分析和看法，并写出了应对方案，请熊式辉转交蒋介石。蒋介石看了杨永泰呈上的对策，遂决定与杨会面。蒋介石为了表示对杨的尊敬，亲往熊式辉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官邸和杨永泰见面。蒋介石问杨永泰想在南京政府担任什么职务，杨永泰非常谦虚，未提出要求。蒋介石于是让他担任自己的谋士和贴身秘书。
杨永泰首先为蒋介石策划了第二次北伐。因为战略得当，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拥兵自重的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不愿接受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为此十分苦恼。就在此时，杨永泰再次献计，说：“目前最为紧要的是———削藩！”杨永泰将自己的“削藩”方案概括为：“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采纳了杨永泰的建议。
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带领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人到香山的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蒋介石在祭礼上抚棺大哭，泪若泉涌，结果其他人也频频落泪。通过此次祭灵大典，蒋介石将自己“孙总理正式代理人”的身份深深地植入人心。不久，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全体代表大会。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在会上以国家财力不足为由，申请对各路军阀裁军。提及裁军，白崇禧和李宗仁首先不从，旋即举兵起事，蒋桂战争爆发，一场恶战后，桂系军队迅速败北。随后阎锡山、冯玉祥又与蒋介石展开中原大战。蒋介石利用杨永泰的计谋，重挫冯、阎势力。只用了3年的时间，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势力即被蒋介石稳定住，蒋介石夙愿得偿，杨永泰为蒋介石统一中国立下首功，并因此获得蒋介石极大的信任。
杨永泰的好友陶隐菊在《我所知道的张季鸾和杨永泰》中，曾经记载了他1933年看望杨永泰时看到的情景：“同年，我由南京回长沙扫墓，顺道去南昌看他（杨永泰）。我到了行营二楼秘书长室时，看见对面一间就是委员长室（1932年蒋介石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得悉，在行营内，秘书长的名次仅居委员长之下，而居参谋长之上。像这种排列法，在军事机关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可以说，蒋对杨是信任有加，几乎达到言听计从的地步。”由此，蒋介石对杨永泰的信任和倚重可见一斑，这为杨永泰后来参与大型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政治资本。
3.新政学系夺权
全心全意地为蒋介石排忧解难，使杨永泰赢得了蒋介石的信赖，这种信赖也成了他设计和参与新生活运动的政治资本，当然，发动新生活运动，也是杨永泰所在的新政学系夺权，扩大自己政治版图的需要，这要从新政学系的两位要员在政治上的失势谈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张群在上海任特别市市长，因为当时民众舆论对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政策不满，张群屡屡挨骂，几乎成为人民心目中的卖国贼，一些激进的学生甚至扬言要把张群逮捕审判。这些言论不久传到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耳中，潘是C C系干将，遂将此事汇报给二陈，不久，CC系便制定计划安排了一场“意外”：上海8名学生代表一夜之间失踪，群情激奋的学生将市政府团团围住，向张群要人。张群多方打探亦无头绪，后在蒋介石帮助下方才解围，但是碍于舆论压力，张群在1932年1月辞去上海特别市市长一职。
1933年春，时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的黄郛赴华北处理对日外交事宜。当时日本已经占据热河，并摆出向关内进逼的态势。蒋介石为了避免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遂令黄郛与日方妥协以缓和中日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谈判最终以黄郛与日方签署《塘沽协定》告终，协定一方面承认日本对中国华北地区、热河等地的占领，另一方面将冀东国土大面积划为“非武装区”，使得日军可以自由出入。CC系明知黄郛不过是按蒋的要求办事，但是也没有放过这个排挤政敌的机会。他们一方面利用舆论煽动学生搞学潮，另一方面利用CC系在国民党组织内部的影响力对黄郛施压。黄郛最终在党内指责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压力下,被迫辞去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
两年时间里新政学系接连有两位高官被迫辞去职务，这当然不能为杨永泰等人所忍，遂决定找准机会对CC系反戈一击，扩张己方势力。而后来的新生活运动，则恰恰成为了以杨永泰为首的新政学系成员实现自己目的的契机。
1924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经过一系列政治斗争，终于把握住了中央权力，但实际上，自孙中山等人领导建立中华民国以来，中央一直无力管控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党内各派政权夺势。地方实力派不愿服从南京管辖。五四运动以来大量西方思想涌入中国，引起中西思想激烈碰撞。一战结束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继续在中国进行经济扩张，国内军阀间接连不断的大小战争，也使得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为了结束国民政府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危机，即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危机，重新确立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迎合蒋介石尊崇传统儒家道德的心理，继而宣传蒋介石的思想，清除共产党革命思想的影响，杨永泰提议发起一场以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整治人心，改变民众习俗的“新生活运动”，这一建议深受蒋介石的认可。
二、杨永泰在新生活运动中的实践与策略
由于杨永泰的种种表现，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继续对杨永泰委以重任，杨永泰则不负蒋的嘱托，积极宣传新生活运动，“至收复区筹办善后，推行新生活运动，公（杨永泰）之拥护推进尤为得力。”
1. 倡导“革心”、“变俗”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3日，杨永泰在南昌行营县区讲习会上，做了旨在说明要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总概说——《革命先革心，变政先变俗》的讲演。杨永泰指出，自解除海禁以来，中国人一直在探索解救国家于危亡的道路，从对技术的追求，到政治维新，到政体改革，再到新文化运动，至国民革命等，都没有解除中国面临的危险。杨永泰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病根，不在政治制度本身，而在人心风俗之颓败：‘病的心理’与‘恶的习俗’是一切改革之障碍。”杨永泰对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做了更加具体和系统的解释，并指出推行新生活运动最有效的方式：即要由政治人物起表率作用，通过外形训练促进内心变化，借助政治力量扫除社会上的恶习。
杨永泰深知社会风气对政治改革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十分重视对社会风气的改变，“病的心理与恶的习俗，没有改革，没有痛痛切切的做一番化民俗的工夫，无论你怎样提倡革命，无论搬用什么制度，终归白费力气，弄得四不像······由此看来，我们今后不谈革命也罢了，如果要完成革命改革政治，就得做一番移风的工作，更要做一番易俗的工夫。两事本是一贯，是要以身作则，推己及人，上行下效，由近及远，由小而大，从脚踏实地做起的······万不可浅尝辄止。如果只知为革命为政治努力，而不知为移风方面努力，那是徒劳无补，决不能有成。”[]杨永泰的这一判断和推行习俗变革方式，实际上是以攻心的方式对民众施以教化，以中国古代的四维：“礼义廉耻”为评判标准，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再以武力和政权为强制手段，排除实行新生活运动的障碍与恶势力。
除此之外，杨永泰亲自起草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和《新生活运动纲要》等重要的指导性文章，同年5月，《新生活运动纲要》由蒋介石在南昌颁布，成为新生活运动的纲领性文件，《纲要》强调新生活运动的主旨就是以“礼义廉耻”为基准，力求国民生活的合理化。
2.宣传和发动新生活运动
1934年3月1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昌成立，同年7月1日，又在南昌设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任总会会长，阎宝航任书记兼总干事，副总干事邓文仪，何应钦、陈果夫、张群、杨永泰、阎锡山、韩复榘等三十三人为指导委员。规定各省市县设分会，组织党、政、军、学、乡、工、商、妇单位团体参加活动。
随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对内部人事制度等各方面体制进一步改组和完善，制定了区乡镇新运会组织大纲，1935年2月，新运会下设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指导长。还增设了妇女工作委员会与各机关团体学校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以便于在各村镇和女性群体中推行新生活运动。1935年12月，蒋介石兼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被迁往南京。1938年5月，宋美龄邀请各党派和社会知名妇女50余人在庐山召开座谈会议，将该会改组为妇女界联合抗日的组织。宋美龄任指导长，下设训练组、文化事业组、伤病服务组、总务组和妇女联络会。发起组织“战地儿童保育会”，在各地开办40多个保育院，抢救2万多名战地儿童。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组织恢复、发展生产。随着新生活运动组织机构的建设逐渐完善，各地的新生活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
在杨南昌讲习会的宣传和影响下，江西的各个县市尤其是南昌以多种形式大肆开展宣扬新生活运动的教育活动。1935年3月11日在环湖路侧公共体育场举行新生活市民大会，参与人数达10万以上。3月18日又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新生活提灯大会，人数在7－8万左右。当时南昌市总人口约26万左右，以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会10万人计算，约占南昌市总人口约40％的市民接受了新生活运动的宣传，从而使得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市的宣传达到了真正的人尽皆知。
新生活运动不仅涉及对团体活动的组织，也注重对人外在的塑造。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的传统服饰受到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大，女性服装日益开放。20世纪20年代以来，改良后的旗袍在上海大行其道，旗袍长度短至膝盖，旗袍的叉越开越高，几近臀下，[]上层社会的享乐风气愈加严重。为此，江西率先拟定了《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改变女性服装追求欧化过于暴露的现象，并由警察在街头巡逻监督。“自南昌取缔妇女奇装异服计国民政府内政部发布禁令后，南京、福州、济南、汉口、蚌埠、北平、广州等沿海江和内地的大中城市，先后颁布了相关办法。”
除了对人外在的塑造，新生活运动也注重对人内在的训练。新生活运动自开始以来政府便十分注重引导人们增加体育锻炼，以增强体质，锻炼坚定的意志品质。下图是1935年23个单位新运会的年度工作统计表：
新运促进总会和地方新运促进会开展多种项目以鼓励民众锻炼身体。如浙江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举行春季竞走比赛和风筝比赛，“该会为振奋国民精神，锻炼国民体格，使适应战时生活之需要，举行省会各界春季竞走，分成人、妇女、儿童三组。”“该会为提倡运动起见，在社会服务场处广场汽车站以内各路举行风筝比赛。”湖南省“提倡国技拳术爬山游泳以及近代各种健身运动，并联合卫生教育机关分期举行各项健康比赛与体育运动大会。”[]这些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既向民众宣传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宣传体育锻炼的同时增强了人们的健身意识，学校教育上也更加注重对学生的训练，特别是侧重于利用军队纪律对学生进行训练，使得兵源质量相对提高。
据新生活运动总会统计，截止1936年，全国共有二十个省、四个直辖市成立新运会，一千三百五十五个县设分会，另有十二个铁路新运会，十个华侨新运会，形成了遍布全国的新运网点。“新生活运动省会劳动服务团人数增至69018人。各省新运会妇女劳动服务团人数增至6766 人。”
3.提出“管教养卫”的基层管理思想
在涉及到具体的基层管理上，与蒋介石相比，杨永泰对管教养卫理论的阐述更加系统和全面。1935年5月23日，杨永泰在四川县政人员训练所发表《我们应该怎样发挥七分政治的力量》的讲话，该讲话是他多年来对管教养卫等基层政治问题的总结。杨永泰认为，为了“剿灭”中共，必须改革政治，改革政治，必须从基层做起，改革政治的主要问题以及“剿匪”省份改革的办法，就是政治、政纲和政本。其中“政纲就是因时因地制宜的施政纲要”，[]也就是基本要政，“亦为全国任何省县地方的根本急务”，“简而言之，就是‘管教养卫’四种。”[]杨永泰对“管”的含义阐述的非常明确详细，就是指“管理、管辖和管束的意思”，就是“首先将人民组织起来，并且要和军队一样、组织起来，明其体统，严其纪律，此即所谓民众组织化”，然后从上到下进行管束，“例如省政府管督察专员，督察专员管县长，县长管区长，区长管保长，保长管甲长，甲长管户长，这就是管辖。”[]杨指出“教”就是“训练”的意思，“我们要用训练的手段来提高人民的智能，使全体国民都有现代国民的道德智识能力与精神，做成现代的国民，此即古所谓‘教化’。”“所谓‘养’，就是养育之谓，即在使人民食、衣、住、行四大问题得以解决，这就是民众生产化。”“所谓‘卫’，就是自卫之谓。人民要想安居乐业，必先要能自卫，能自行维持社会的安宁秩序。人民有了自卫的能力，在平时可以自立保境，在国家有事时便可以保国，这就是民众军事化。”
关于国民政府乡村基层社会控制与建设的政纲“管教养卫”一直贯穿在新生活运动始终。早在1930年代前期，杨永泰就已经意识到地方自治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国家行政力量对基层的掌控，从高层统治的角度分析，地方自治使行政效率大大降低，使上层政策“到达各县以后只能停滞下来，再没有办法可以贯彻到各乡各村。”因此，杨永泰提出管教养卫理论以强化中央对地方基层政权的控制力。
杨永泰在1935年5月将“管教养卫”紧密地结合起来，尤其对“管”的阐释十分透彻，而此时，在蒋介石的多次演讲中，讲得最多的仍旧是“教养卫”，基本未提及“管”。并且，杨永泰的相关思想更加系统，他将“管教养卫”作为“政纲”，并以此与“政制”和“政本”合为一体，构成完整的地方控制系统。他所谓“政制”问题即是“行政制度”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机关组织问题”，具体包括省政府合署办公、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县政府裁局改科、分区设署以及建立保甲制度等等。“政本”问题“亦即行政人员的品能问题。”他列出了每个公务人员必须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包括：要有高尚的道德；要有强健的体魄；要有忠贞果毅的精神；要养成劳动服务的习惯；要有丰富的学识智能等等。[]这说明，杨永泰已经认识到了管、教、养、卫，只有同高效的基层行政机构和高素质的公务人员相配合，才能达到蒋介石巩固中央政府统治，实现民族复兴的目的，这是杨永泰过人之处的体现。
三、杨永泰对新生活运动中的影响
杨永泰在新生活运动中对蒋介石意志的宣传和对新生活运动的推广使得自己成为新生活运动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同时也使得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得以提升。
1.引领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始于1934年，持续到1949年。在新生活运动进行的过程中，从提议发起新生活运动，到策划、宣传与实施，杨永泰都一直是新生活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引导者。1934年2月，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发起，杨永泰为运动起草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和《新生活运动纲要》等重要的指导性文章。同时，杨永泰还在南昌代蒋训话，积极推广新生活运动，在基层管理上坚持“管教养卫”的思想，杨永泰成为新生活运动实际的策划者和推广者。在当时的环境下推行新生活运动应该说是十分必要的，孙中山时期提倡的地方自治政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央政府政令的推行到地方基层组织，而国民政府公务人员留给基层民众的形象一直以来令人难以接受，公务人员口碑不佳自然严重威胁到中央政府权威，进而又影响了政府政权的合法性和群众的拥护程度，政权合法性的缺失必然导致基层政府组织的不稳定。杨永泰在倡导新生活运动时尤其强调利用政府权威和公共权力引导公务人员的言行举止，为扭转公务人员形象和拯救政府形象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另一方面，杨永泰注意在新生活运动中通过对学生的教育和生活习惯的引导，使得健康积极的生活习惯在年轻一代身上得以继承，也使得新生活运动通过学生宣传到了民众的家庭之中，尽管当时一些民众对新生活运动并不完全认同。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国民素质和道德水平是在不断提升的，尤其是公务人员和学生这一群体，这一影响在抗战时期最为明显，杨永泰在新生活运动中所宣扬的儒家的“礼义廉耻”思想使得国人在借助儒家思想进行道德的自我审视之后在抗战过程中更加勤于奉献，勇于卫国。尤其在后来中华民国政府号召下，“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广大在校学生和知识分子、爱国华侨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积极参军抗战与新生活运动的鼓动宣传不无关系。
2.杨永泰对政局的掌控
新生活运动不但推进了国家民众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的改善，也为以杨永泰为首的新政学系成员夺取其他派系尤其是针对以二陈为首的CC系势力范围、分割中华民国政府权力和扩张新政学系势力提供了契机。杨永泰针对CC系“融政于党”的主张提出“融党于军政”的建议，称“中央以党执政，地方党融于政”。在蒋介石在汉口组建“四省剿匪总部”时，杨永泰恰任秘书长，故趁机向蒋介石提议总部应集中四省的党、政、军大权更有利于“剿共”。蒋介石认为有理，于是采纳，故杨永泰通过“剿匪总部”借机变动了豫、皖、鄂、赣的省、市党组织关系，改由地方军政大员监管。杨永泰多年好友赣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借此机会兼任党部主任委员；鄂省党部主任委员由政学系骨干张群兼任；皖、豫两省党部权力由吴忠信、刘峙接管，吴、刘二人并不是政学系成员，但杨永泰却可借二人冲淡人事变动中自己任人唯亲的事实。通过此次人事变动，杨永泰从CC系手中夺走豫、赣、皖、鄂四省党务大权。当时蒋介石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的势力范围只有十几个省份，而以杨永泰为首的新政学系足足占据了四省势力，由此可见在新生活运动中杨永泰对当时的政局已经具备操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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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博士
恕我直言，蒋介石在三顾茅庐请出杨永泰前，真的不怎么样，成绩乏善可陈。
杨永泰其人生就天资聪颖，早期参加过报社运动，民国护国运动，倒过袁世凯，追过孙中山，创过党派，但是杨眼光独到，认为当时天下还没有能够治世的圣主，自己始终不过是文人，没有枪杆子，自己的理想抱负不过是乌托邦，难以实现，需要缓缓图之。
于是杨永泰开始闭门不出，专心治学，终于造就能够安邦定国的经天纬地之才。
杨永泰在蒋介石二次北伐之后，凭借自己此前的朋友黄膺白的推荐，进入了蒋的视野。
黄对蒋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经天纬地，王佐之才，凡我能者，其必能，其所能者，我未必能，国家大事，公可商之。”
于是蒋见了杨永泰，突然发现杨果然是大才，杨意气风发，分析了内外在形势，给出了“安内攘外”的国策。
蒋就像当初刘备见到诸葛亮、朱元璋见到刘伯温一样，如鱼得水，一请再请杨出山，杨最终抵不住蒋的盛情，出山做了蒋的幕僚。
北伐之后，蒋虽然无人能出其右，但是当时天下军阀混乱，随时有联合逼迫自己的可能，于是蒋问策杨，杨对这一切早已经了然于胸，对蒋说“总司令，依我看，当今天下，广西的第七军横在两湖，李济深负隅两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三个军的残部，桂系三分天下有其一，如果他和冯玉祥、阎锡山勾结，那么总司令你就岌岌可危了。好在桂系有能够拆李宗仁台的俞作柏，唐生智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三个军，必定会找白崇禧麻烦，我们再用重金去收买冯玉祥手下贪财的石友三等大将，那么李宗仁与白崇禧的势力就不难土崩瓦解。如果再收买陈铭渠，陈济棠，那么就可以如束虎般扣留李济深于广州，到时候桂系的一分天下就变成了蒋公您的三分天下了。”
事实证明，后来事态发展，全如杨永泰所料，丝毫不差，足见其谋不差于当年诸葛亮三分天下。
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对付“我”的策略，如“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都是他的提议。
换一句话说，杨当初如果还在，西安事变基本不会发生，蒋根本不会去西安，整个历史都会被还写。
不书公子
极具官场经验，娴熟幕僚业务，精通政治手腕，此人便是蒋介石身边影响力颇大的幕僚，被其视为诸葛亮的杨永泰。
杨永泰早年间追随孙中山革命，后加入政学会（民国初年重要的政治团体，后形成民国重要政治派系），1928年结识蒋介石。
据悉，当时地方军阀势大，杨永泰建议蒋介石以经济瓦解冯玉祥，政治解决阎锡山，军事对抗李宗仁，外交应付张学良。在杨永泰的建议下，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中取胜。杨永泰因此成为蒋介石首席幕僚。
另外，杨永泰还献计蒋介石，使中共退出赣南，中央军入川。
由于蒋介石对杨永泰的信任，遭到其他派系不满，1936年杨永泰遭人暗杀。
此后，陈布雷虽然敬业，但相比杨永泰，少一些开创性的政治谋略。
五味社
小方说历史1990
刚刚在网上拜读了有关“当代诸葛”杨永泰的介绍。说心里话，对于杨永泰我还是不敢苟同！
杨永泰是一个学习西学文人，但他的思想却依然没有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范畴，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处事原则上，他依旧采取着中华民族的传统。
“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
于是乎！杨永泰三易其主后投靠了蒋介石。并充分的显露了他的智慧。
首先，他根据不同军阀的不同特点分别对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与办法让蒋介石解决了多年来一直头疼的军阀混乱的政局。
“用经济方式解决冯玉祥，用政治手段解决阎锡山，以军事方式解决李宗仁，以外交方式解决张学良的东北军”
简简单单四句话，蒋介石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消番“的头疼难题。
至此，杨永泰终于成了蒋介石的智囊军师，并且，蒋介石也曾利用杨永泰的智谋几次把红军赶上绝路。
然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下人的本性就会在烈日下显露出来。随着自己地位的提升，杨永泰有些目空一切了。以至于在处事方面伤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冲突。
权力是个双刃剑，在伤害别人的时候，也往往会伤害到自己！
正当杨永泰风光无限之时，一些人却在背后对其下了黑手。
与其说杨永泰主宰了历史的进程，也未尝不可，一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就已经将中共逼上了死路。只可惜！天不亡共，正当共产党无路可走时，杨永泰却遭人暗算一命呜呼了。
至此，“当代诸葛”抱着他的远大理想回归了自然。而蒋介石也因为失去了这个智囊而失去了江山。
“良禽择木而栖！”
杨永泰三易其主，原以为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大树，却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也许，天道苍苍，一切自有安排！
杨永泰牺牲了，国民党的天下也没了，蒋介石的皇帝梦也破碎了！
在诗词中寻觅内心的情怀，在文章中抒发心中的情感。
我是清风，一位来自农村的自媒体爱好者，采摘一缕馨香，送给红尘中每一位赤诚的朋友，借头条一角，邀天下宾朋齐聚，青梅煮酒，畅意江湖，聚沙成塔，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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