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中國古籍的原刻與翻刻、初印與後印的鑑別方法和技巧當然很重要，但若能再進一步，將二者相結合，用以考察文本的嬗變，會收到更理想的效果。我將這一方法簡稱為“刻與印結合考察法”。
中國古籍主要採用雕版印刷，有原刻與翻刻、初印與後印的分別。在傳統印象裡，這些話題很技術、很藍領，但又帶有一點神秘感。在當今紙質文獻已日漸式微的背景下，大家會覺得這樣的話題離自己太遠了。其實，並不是這樣。今天的講座想與大家分享的是，上面兩個話題其實很好玩，也很有用，與大家的日常閱讀很有關係。
從形式上著眼，的確有些翻刻本與原刻本面貌很接近，容易彼此混淆。另一方面，古書的字體會隨時代風氣而變化，就像不同年代做出的服裝，款式不會一樣。隔代的裁縫即使模仿，做出的樣子仍不免有差池。在模仿基礎上的差異更加微妙，能察覺到這類差異的，是真正的鑑別高手。
從文字內容上來說，翻刻本以忠實底本者為好。底本有脫文訛字，遇到後人校勘不慎，或不得其法，翻本便會增添新誤。明嘉靖後有不少翻本，遇有底本缺字，便妄為合併，或模擬填充，以致失去廬山真面。雖讀來文從字順，實在是不足據的。當時對宋元舊本加以仿刻成為一時風尚，但其中有校改者不在少數。
顧廣圻被稱為“清代校勘第一人”，過去學者也盛讚他的翻刻忠實底本，但也只是做到不“輕改”而已。遇有明顯錯誤，又有善本為據，他還是會改。他翻刻明吳元恭本《爾雅》，刻成後又得到宋本，據以校改多處。他為吳鼒翻刻宋乾道本《韓非子》，改正底本之誤字達近百處，今改刻痕跡宛然具在，可為憑證。也許認為它們不具備考證價值，也不足以顯示其學問，他對這類改字隻字未提。當然，他的改字有底線，有個人風格可尋。有些本子，比如汪士鍾刻《孝經註疏》極罕見，過去一向歸為顧校，夷考其實，汪本在翻刻基礎上又據通行本改字，與顧氏一貫校勘習慣不符，說它出自顧校恐是誤傳。
古書同一版本，由於印次早晚的不同，印本價值可能大不一樣，這其中有很多講究。我曾見過一部清同治十年（1871）洪氏晦木齋刻本《隸釋》，為潘秋谷舊藏，書前黏附一張浮簽，上有“荊塘義學初印本”朱文長方戳記，這種在印本上明白地自稱“初印本”的例子並不多見。現存的一些近代售書目錄上，多載有當時不同印本的標價，相互比較一下，發現初印本的價格一般可達到後印本的五倍左右，少數可達到十幾倍之多。很多舊書坊喜歡標榜“初印本”，這或許就是主要的動因。
初印本一般用好紙，配以鮮亮的墨色，給人一種藝術的享受。後印本則用一般的竹紙，很少讓人眼前一亮。明正德陸元大刻本《花間集》、清乾隆鮑廷博、鄭竺刻本《庚子銷夏記》，均有羅紋紙的初印本，與後印本美惡相去懸絕。此外，初印本開本往往較大，後印本經過切邊處理，開本較小。區分初印與後印，對這些外在形式的差異可予留意。
當然，更重要的區分依據是文字出現了變化，原因是書版有修版或遞修。發現印本之間的異文，正確判定印本先後，是版本鑑定的應有之義。要作這樣的研究，最好是能夠一次性集齊不同印次的印本，並幾而觀。但清代藏書多為私人佔有，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比如在外面偶然見到一部印本，怎麼來判斷它的印次呢?
清乾隆間學者翁方綱寫過一篇《蔣春農文集續》，記載了同時代學者蔣宗海（字春農）的一則事蹟：
春農每來座中，手篋櫝快辨橫飛。有與商古籍者，則屈指唐鐫、宋槧，某書某板闕某處，某家鑑藏某帖，如貫珠、如數家珍。問者各得其意以去，而春農雜以諧謔，初若不經意也。葉昌熾《藏書記事詩》依據翁氏這一條記載，為詩詠春農:“手持篋櫝飛雄辯，玉屑霏霏落四宴。”蔣氏有這樣的能耐，一方面是因為他記性好，另一方面恐怕是他曾暗自下過工夫，校核印本，發現異文，並事先背下來了。鑑別印本早晚，這也不失為一種方法。
在現實生活中，我也遇到過一位具備這種本領的前輩，他就是前不久剛去世的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楊成凱先生。楊先生精通數學，記憶力過人，他的主業是語言學，對古書版本也有極深入的研究，其中又特別留意初印與後印的鑑別。記得多年以前有一次，我在他面前說起趙一清《水經注釋》清乾隆原刻本有印本差異，卷一第五行首二字，後印本為“三成”，下半句還沒開口，楊先生就接口說:“初印本是‘山三成，”，三個字還習慣性地拉長了調子。後來有機會與楊先生溜彎兒，我就故意提起某書、某一印次、某葉、某行的一條異文，他往往能馬上答出來。比起楊先生，我既無學問，記性也不好，遇到印本的差異，只能採用最笨的辦法，儘可能多做一些校勘表，以備今後整理或搜訪之需。
掌握以上二者的鑑別方法和技巧當然很重要，但若能再進一步，將二者相結合，用以考察文本的嬗變，會收到更理想的效果。我將這一方法簡稱為“刻與印結合考察法”，這也是今天要向大家重點推介的一種研究方法。
古書版本在印刷與傳遞時，並非只有單線的聯繫，更多的情況下，它會形成一種立體的關係。從橫向來說，初印本與後印本之間形成一種文本的漸變關係;從縱向來說，該印本又有其來處，有其去處。
清康熙間顧嗣立秀野草堂刻本《溫飛卿詩集》曾益注，卷四第二葉《重遊東峰宗密禪師精廬》“蔥嶺還應見宋雲”句注，初印本引《晉書·天文志》“宋雲如車”及沈約《宋書》，當屬曾益注。宗密禪師與“南朝劉宋的雲”及蔥嶺之間並沒有關聯，這一解釋讓人莫名所以。後印本此注有修版，刪去曾注，改為顧嗣立注，文字如下：
嗣立案：《傳燈錄》，達磨葬熊耳山，起塔定林寺。其年魏使宋雲蔥嶺回，見祖手攜只履，翩翩而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啟壙，棺空，惟只履存焉。詔取遺履少林寺供養。按此處之宋云為人名，北魏胡太后曾派遣他與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經，載於《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八。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五附有一篇《宋雲家紀》，近代以來有丁謙、法國人沙畹（E.Chavannes）、張星烺三家註釋，大家可以從中瞭解其人之梗概。達磨於蔥嶺見宋雲事，先見於《傳燈錄》，後又收入《五燈會元》。結合溫詩來看，原注有支離附會的毛病，經過校改的註文更為合理。本書所知有三種清翻本，“宋雲”註文字均作“嗣立案”云云，知從原刻後印本出。
清康熙繆曰芑雙泉草堂刻本《李太白文集》，有黃紙初印本，與常見的白紙後印本文字違異處不少。開卷第一葉李陽冰《草堂集序》，初印本作“窮蟬至舜，七世為庶”，後印本改為“五世”。這句話典出《史記·五帝本紀》：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從上述出典來看，窮蟬至舜應為五世，後印本的文字更說得通。但繆本系從宋蜀刻本翻出，查對一下今藏日本靜嘉堂文庫的宋蜀刻本，此處正作“七世”。將全書細校一過，發現繆刻初印本有多處與宋蜀本相同，後印本已校修改正。這是翻刻本有初印、後印之別，初印本文字接近原本，後印本校改的例子。
講到這裡，有人要說了，“刻與印結合研究法”只是將翻刻與其底本的不同印本進行對接，看起來一點都不難，效果又好，過去為什麼少有人用?
首先，這裡有個邏輯思維的盲區。關於古書版本的傳遞，大家過去認為是一個版本與另一版本之間的繼承，這種理解肯定不準確。因為，“版本”是一個集合概念，從同一副版片刷印出的若干印本，都可歸於這個版本。後人翻刻古書，在確定底本時，無論是有意選擇還是隨機抽取，只能是以原刻本的某一印本——而非以一個抽象的版本——為據。
其次，能想到將兩個熟悉的事物結合起來考查，並不容易。陳寅恪先生寫過一篇論文，題為《庾信》與杜甫詩》，後被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他用杜詩“羯胡事主終無賴”句的解釋，反證歷代學者對庾《賦》“用無賴之子弟，舉江南而全棄”中“無賴”所指理解有誤。對於庾信的《哀江南賦》，大家想必很熟悉;對杜甫《詠懷古蹟》詩，也很熟悉。但在陳先生之前，未見有將二者聯繫起來的。
以上說的是意識。相比之下，條件反而不是最重要的。當然，這絲毫不意味著條件的難題容易克服。有些版刻的印本、翻本品種甚多，往往被認為複本，又分藏各地，需多年留心尋訪，才能有較為完整的認識。一些印本藏得很好，找到它只能憑一線之機，讓人想起禪宗話頭裡“盲龜浮木”的比喻。雪竇禪師說“曾向滄海下浮木，夜濤相共接盲龜”，這樣的工作只靠一兩個人做不行，希望大家都來關注圖書館中所謂的複本，多去利用它們，以爭取更多相遇和得濟度的機會。
將刻與印結合起來研究，可為我們考察文本淵源優劣提供助益。現有的一些影印本、整理點校本，由於操作者對底本的刻、印方面關注不夠，出了毛病。
彭元瑞、劉鳳誥合撰《五代史記注》、翁方綱《復初齋文集》二書，原刻初印本文字均有訛、奪、衍、倒之病，後印本經過通人校勘，修版重印，改正錯字甚多。通行的《續修四庫全書》本卻都選取原刻初印本，這是影印底本印次選擇不當的例子。
丁紹儀《國朝詞綜補》原刻本有初印、後印之別:初印本有訛字，有誤收詞作導致一詞重出的，有脫漏字，後印本已補正。1986年中華書局點校此書，以原刻初印本為底本，以上錯誤都未能改正。底本有缺字，點校者不顧詞譜規律而硬點，結果點成破句。這是標點整理底本印次選擇不佳的例子。
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出自宋刻，有閩本、浙本兩個文本系統:閩本現存最早者為元刻明遞修本，浙本最早的有宋本。閩本與浙本的最大區別在於“劾唐仲友數章”，浙本的文字更為詳備，揭示了唐仲友案的不少驚人細節（比如包養、貪腐等罪行，唐氏都有觸犯），其中又以究問官妓嚴蕊一節，內容最具話題性。宋人周密《齊東野語》中有一篇《臺妓嚴蕊》，將這段經歷描述為偏執道學家（朱熹）欺凌無辜才女（嚴蕊），“力不能使之誣服”，後朱氏改除，嶽霖為憲，憐嚴蕊病瘁，命之作詞自陳，嚴蕊口占《卜算子》一首雲：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結果嚴蕊當天就被判令從良。這個故事寫得繪聲繪影，結果是“委巷瑣談，傳為口實”。因此，浙本中“劾唐仲友數章”的文字完足，對於朱熹而言，可說聲譽攸關。明成化十九年（1483），黃仲昭對閩本書版進行修補之餘，將浙本多出文字的補入，致使閩刻後印本較之初印本增添了四十三葉文字。
近年出版的《朱子全書》點校本，其中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點校者取嘉靖本為底本，有以閩本、浙本作為參校本，符合整理的規範。但其採用的閩本是一個明成化以後的遞修印本，而不取初印本。拿一個已照浙本改過的閩本，再去校浙本，結果可想而知，這多出的四十三葉文字，本來是“能夠顯示文本發展歷史線索”的關鍵性異文，卻在校記中毫無呈現。這是印本考察不足導致校勘失當的例子。
結語
中國的古籍印本由於印次的差異，在形式上呈現出不同藝術魅力，在文字上帶來很多讓人意想不到的變化。在大約兩百多年前，一些聰明的中國學者（如黃丕烈、顧廣圻、周錫瓚等）已經懂得從這些差異入手，來探究文本的源流，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發現。之後限於條件，這一方法並未能普及使用。在今天古書陸續歸公的情況下，重新喚醒並審視這一方法，可以加深我們對於日常閱讀的理解，併為目前已局部陷入瓶頸的中國版本學研究提供可備重新書寫的全新視角。（作者：郭立暄，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根據作者在“海上博雅講壇”的講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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