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32年10月3日，在極其嚴峻的氣氛中，蘇區中央局會議在江西寧都小源召開。小源山林茂密，風景優美，有很多地主莊園，江西省軍區司令部作戰室為了防空，就駐紮在這裡。作戰室裡的中央局會議，氣氛十分凝重，隨著批判加溫，大家說話聲一句比一句高，頭髮有些凌亂的毛澤東沉默不語，這一段時間經常低燒的他，一支接一支抽著煙，有時還不斷咳嗽幾聲。周恩來解開上衣的扣子，不時地看看窗外，臉上顯出不安的表情。
電視劇中的寧都會議劇照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被解除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這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圍繞寧都會議和解除毛澤東軍權，臺前幕後發生了許多事情。
毛澤東被解除軍權，源於他與“左”傾冒險錯誤領導人在軍事上的分歧
毛澤東自1927年8月從武漢告別瞿秋白，離開黨中央去發動秋收起義後，就再也沒有回過黨中央。在這幾年裡，黨中央的主要領導幾次易人。這些人，有的他認識，有的則不認識。當時因條件惡劣，毛澤東和黨中央特別是黨中央主要負責人在黨和紅軍的發展方略方面，交流較少，造成了一定的隔閡。
1928年6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蘇聯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塞列布若耶別墅召開。在這次會議上，代表們經過實地觀看，接受、學習了蘇聯共產黨由城市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成功經驗。六大結束後，陸續返回的政治局委員們堅持認為中國革命要走以城市為中心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因此，黨中央要求紅四軍將鬥爭重點轉向城市，並提出調朱德、毛澤東離開紅軍去學習。不久，黨中央又派從蘇聯回來的劉安恭去紅四軍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和政治部主任，傳達貫徹中央精神。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走以城市為中心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同時對劉安恭在紅軍中搞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進行了批評和抵制。毛澤東不願與劉安恭妥協，還和朱德一起給黨中央寫信據理力爭。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接到毛澤東、朱德的信件後，要求紅四軍派一個得力的人到中央，詳細彙報和討論有關問題。1929年8月，陳毅從紅四軍化裝來到上海，見到了周恩來。陳毅詳細彙報了紅軍的實際情況，使周恩來對紅軍有了直觀的瞭解。周恩來肯定了朱德、毛澤東的建軍思想和紅軍的作戰方針。在陳毅離開上海時，周恩來還叮囑朱、毛兩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澤東仍任前委書記，並須使紅四軍同志瞭解並接受。
但是，此事過去不久，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再次受到黨中央的否決。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並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這些主張，同毛澤東在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根本對立的，自然不容易在紅軍中貫徹。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說：“在全國軍事會議中發現了妨礙紅軍發展的兩種障礙：一是蘇維埃區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游擊戰略。最明顯的是四軍毛澤東同志。他有整個的路線，他的路線與黨中央完全不同。”
不久，黨中央又命令紅一方面軍再次去打長沙。毛澤東和朱德對中央的命令產生質疑。但在總前委大多數人同意打長沙的情況下，毛澤東只得違心地同意去打長沙。結果，紅軍苦戰16天，不但長沙沒有攻下，還出現了可能腹背受敵的危險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主持召開總前委擴大會議，決定停止攻打長沙。9月28日，在江西宜春（袁州）召開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會議上，毛澤東堅持株洲會議先打吉安的原有決議，但一些人卻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人甚至向毛澤東提出質問：“你又不打長沙，又不打南昌，你執行不執行中央的路線？”
雖然不久後，在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上，瞿秋白、周恩來主持會議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但“左”傾冒險的問題並沒有根本解決。
這樣，毛澤東的軍事思想、路線不僅受到了黨中央的批評，就是在紅一方面軍內部也開始受到反對和質疑。
蘇區中央局對富田事變處理的嚴重錯誤，導致一些領導幹部和群眾對任代理書記的毛澤東不滿
在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書記後不久，即發生了在黨內和紅軍內影響重大而深遠的富田事變。1930年12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根據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紅二十軍抓捕“AB團”分子。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紅二十軍一七四團政治委員劉敵眼看自己也將被錯定為“反革命”並遭逮捕，對這種做法抱有極大的懷疑和不滿，帶著部隊到富田，包圍當地蘇維埃政府，釋放被錯捕的近百名同志，高喊“反對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宣佈脫離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領導。
富田事變發生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認定富田事變是“AB團”的叛變行為。
1931年2月22日，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主持會議，研究富田事變的有關問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毛澤東做了詳細彙報。會議得出的結論與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結論有很大區別。會議形成了《對富田事變的決議》，認為事變客觀上是反革命行動，但在組織上不能證明參與事變者全是“AB 團”分子。決議要求今後在“清黨”、肅反中“絕不能隨便亂打亂殺”，“不能隨便叫人亂供亂咬，亂加逮捕”……會後，項英派段良弼赴上海向中央彙報富田事變的情況。
此時，王明等“左”傾教條主義者已經掌握了中央的大權。王明等認為蘇區中央局對富田事變的處理是錯誤的，授意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3人組成中央代表團，攜帶中共中央政治局於3月28日作出的《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從上海直奔中央蘇區，處理富田事變。4月17日，中央代表團在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傳達了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決議》認為“蘇區中央局的決定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非常危險的。在目前這種形勢下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立刻制定鍛鍊真正的鐵的工農紅軍的具體計劃，糾正過去工作的缺點與錯誤，改造軍事及政治幹部。肅清紅軍中的‘AB團’及其他反動分子，並須堵絕一切反動分子重新混進紅軍的可能。繼續改造蘇維埃政權……加緊肅反工作，以求徹底消滅一切反革命派別”。此次會議不但否定了項英主持的蘇區中央局作出的正確決議，還撤銷了項英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由毛澤東接任。
毛澤東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後，負責處理此事的領導機關錯誤地認定富田事變是“AB團”所進行的“反革命行動”，富田事變的性質再次演變成了敵我矛盾，成為反革命暴亂事件。謝漢昌、劉敵等被逮捕，並以“AB團”分子的罪名被處決。發展到後來，紅二十軍軍長、政委以下、副排長以上所有幹部均被處決，紅二十軍番號被取消，其餘部被編入紅七軍。
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將富田事變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後，立即將處理的決議發到全國各蘇區。事情出乎毛澤東預料，完全失去了控制。肅反運動迅速擴大化，成千上萬的無辜共產黨人遭到殺害，無數忠魂變成冤魂。
富田事變及肅反擴大化，傷害了很多好人，引起了蘇區部分領導幹部和群眾對毛澤東的不滿，這就為毛澤東以後被撤職創造了幹部和群眾基礎。《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指出：肅“AB團”“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各個根據地的肅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危害。
不與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妥協，毛澤東在贛南會議受批判
儘管毛澤東在對富田事變問題的處理上和王明取得了一致，但毛澤東和黨中央在許多問題上仍然存在分歧。如軍事思想和路線、土地革命、根據地創建與鞏固等。
中央代表團到達蘇區後，貫徹以王明為首的黨中央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對毛澤東、朱德的積極防禦戰略進行了無理指責。毛澤東據理力爭，再次引起了黨中央和中央代表團的不滿。
王明最初是想拉攏毛澤東的，但他很快發覺自己錯了，毛澤東不僅有著一整套自己的軍事路線和見解，而且不能說服。於是，他放棄了拉攏毛澤東的打算。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長達1.2萬字的《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再次對以毛澤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進行了批評，認為“蘇區同志對於立三路線的錯誤，尤其是國際路線的正確，還缺乏全部的深刻的瞭解”。
10月18日，王明在動身去蘇聯前，給蘇區中央局發來了一個又一個電報。在第四號電報中，他再次嚴厲批評毛澤東：“蘇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也就是在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夜，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組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地點在江西瑞金葉坪。通稱“贛南會議”。會上，“左”傾教條主義者集中在四個方面批評了毛澤東： 一、將毛澤東堅持從實際出發，指責為“狹隘經驗論”； 二、在土地革命問題上，指責毛澤東犯了“富農路線”，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因為當時黨中央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毛澤東則以為應當給地主、富農以出路，主張“以人口平分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政策”；三、指責毛澤東在發展根據地問題上右傾保守，要求中央蘇區“必須於最短的時間內，”與湘贛等蘇區貫通；四、在軍事上，指責古田會議確定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黨包辦一切”，認為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後發制人”的戰略是“遊擊主義的傳統”、“保守主義”、“單純防禦路線”。會上，撤銷了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改由項英擔任。隨後，會議改由項英主持。
贛南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案》，“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對中央蘇區的全部批評，認為是“完全正確的”，並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逐條檢討了所犯的“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的“極嚴重的錯誤”，決定“將最大限度的努力去執行國際路線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徹底地轉變黨的路線”。提出：在根據地建設中，最大限度地開展階級鬥爭。如農民消滅地主豪紳殘餘的鬥爭、僱農貧農反對富農的鬥爭、工人反對僱主的鬥爭；在紅軍工作中，要堅決反對落後的狹隘經驗論，要教練陣地戰、街市戰、白刃戰、夜戰；在政權建設中，要“迅速洗刷”政府中的一切階級異己分子；在土地問題上，實行“富農分壞田並且要以人口與勞力混合做標準”，堅決反對固執和拘泥於過去“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機會主義；在黨內思想鬥爭中，要反對“狹隘經驗論”和“農民的落後意識”，“集中火力反對黨內目前的主要危險――右傾”。贛南會議的召開及其通過的決議案，表明蘇區中央局事實上已經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錯誤主張。
被免去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毛澤東，在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不執行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北進命令，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被解除軍權難以避免
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來電報調整了蘇區領導機構，中革軍委成立。同時宣佈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名義及其組織。這樣，毛澤東在紅軍的職務總政委自然取消。雖然不當總政委了，但紅一方面軍的主要活動毛澤東還參加。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
1932年6月，蔣介石自任總司令，陸續調集部隊，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大戰之前，紅一方面軍總部恢復，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蘇區中央局曾提議撤銷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由當時在前線的蘇區中央局代表周恩來擔任，周恩來很快給中央局寫信，力挺毛澤東繼續擔任總政委的職務，並陳述了很多理由。蘇區中央局暫時接受了他的建議。
不久，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軍發起宜黃、樂安之戰，給予國民黨軍重創。宜黃、樂安戰役後，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即令紅軍北進。紅軍本來計劃北進，乘勝攻取南城。後來，發現南城有敵人３個師的兵力，已有作戰準備，且宜黃、樂安戰役後，蔣介石非常驚慌，唯恐紅軍乘勝北進，正由武漢、南昌、吉安等地調兵支援。鑑於此，毛澤東、朱德與在前線的周恩來商量後，當即改變原來部署，主動撤退到東韶、洛口一帶休整，尋找戰機。周恩來還致電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解釋紅軍改變計劃的原因。
但是，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根本不聽解釋，一再催促紅一方面軍繼續北進，威脅南昌，並且指責紅一方面軍“不宜在南豐、南城、宜黃間久待，這給群眾以十二分不好的影響”。9月23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蘇區中央局並告臨時中央，進一步闡述他們對目前行動方針的看法，反對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提出的北進的方針，堅持原定的休整方案。
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要求紅軍北進，毛澤東等命令紅軍在東韶、洛口一帶休整。矛盾變得公開化。蘇區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紅軍行動，立即在前方召開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目的很清楚：解決毛澤東等人拒不執行中央戰略方針的問題。
10月初，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全體會議。江西省軍區司令陳毅不知道要開什麼會，高興地向大家開玩笑說：你們保證把會開好，我保證你們吃好、住好、玩好，咱們三好換一好！
10月3日，會議召開。第一次會議時，因為周恩來在前線，正在往回趕，會議由任弼時主持。會上，大家先務虛，談理論。漸漸地，有些人就衝著毛澤東來了，氣氛有些緊張。第二次開會前，周恩來回來了。第二次會議由他主持。經周恩來爭取，在第一次會議時被排除在會議之外的非蘇區中央局成員陳毅，被同意列席會議，但規定他只能旁聽，不能發言。
周恩來已經知道會議要幹什麼，有些沉默。人到齊了，他宣佈開會。
會議開始不久，室內漸漸煙霧繚繞，氣氛令人壓抑。項英坐在周恩來對面。他首先對第一天的會議作了簡要的概括：“我認為會議的焦點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前線的委員們，首先是毛澤東等同志，是否認真執行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指示問題。當然，結論也只有一個：沒有執行！”
周恩來說得很謹慎，“先慢一點作結論好不好？會議剛剛開始，結論已經有了，那還開什麼會？也聽聽前方同志的意見嘛！”
項英激動得握筆的手簌簌發抖，用力把剛點著的煙在菸灰缸裡摁滅，霍地站了起來，質問：“難道屢次抗拒中央的作戰指示，還不能說明問題嗎？每次戰鬥都叫苦連天，難道不是對勝利缺乏信心嗎？對爭取一省或數省勝利的目標採取懷疑的態度，難道還不是右傾情緒嗎？”
接著，顧作霖等後方委員作了言詞更為激烈的發言。
周恩來對後方蘇區中央局委員們說：“前方的情況跟後方的情況不一樣，和在地圖上推想的更不一樣……”
項英不想聽前方同志作具體解釋：“反正你們是尋找藉口不執行命令，這是根本事實。”
周恩來一臉苦澀地說：“總應讓人把話說完嘛！”
項英嚴厲地說：“具體事實不是問題的實質，問題的實質在於你們對命令執行的不堅決！這是對共產國際指示的態度問題。你們對國際路線是忠實的執行還是口頭答應執行……這裡應該特別指出的是毛澤東同志，他對國際一向採取不尊重的態度，擁兵自重。”
毛澤東的手裡夾著一支香菸，沒有點燃。他抑制住狂烈的怨忿，儘量平靜地解釋說：“這是不公正的！我們在前方盡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命令，叫人難以接受……目前，我軍的實際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這是有血的教訓的……”
但是，後方的委員們卻不願聽毛澤東的解釋，斥責說：“應該檢查主觀原因，應該深挖思想根源。我們紅軍鬥志高昂，一向是攻無不克的！”
周恩來看清楚了，握有共產國際尚方寶劍的後方委員們，對前方的幾個委員採取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但他還不太相信，他們會剝奪毛澤東在軍隊的權力。周恩來找到了一種策略，他試圖把後方委員們關注的焦點從路線問題（他認為本來就不是路線問題）引到軍事指揮上來：“我認為對毛澤東同志的指責過火了，這不符合實際情況，但是，我不否認軍事指揮可能存在著許多問題，如果有什麼錯誤，我有責任！甚至我的責任更大更直接。”
項英繼續發言，指責：“這不是軍事指揮問題，而是指導思想問題，是悲觀情緒問題，是對共產國際的態度問題，是路線問題……這些傾向特別明顯地表現在毛澤東同志身上。”
項英認為，毛澤東跟莫斯科共產國際無直接聯繫，也沒有任何“血緣”關係，對共產國際的路線既無認識也無感情。他還認為毛澤東是個農民知識分子，對工人階級並不真正的瞭解，也缺乏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鮮明性，執行的是富農路線，重視農村，忽視城市。他還認為毛澤東對馬列主義不虔誠。說毛澤東的書箱裡幾乎全是封建時代的老古董，有《呂氏春秋》、《貞觀政要》、《三國演義》《紅樓夢》，有唐詩宋詞，甚至還有《金瓶梅》。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很少說馬克思列寧怎麼說，總是順口來幾句孔夫子怎麼說，老子、莊子、韓非子怎麼想……項英最後說出了後方委員們的想法：“我們認為毛澤東同志絲毫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為了保證國際路線在紅軍中得以貫徹，毛澤東同志應該離開總政委的崗位，回到後方工作。”他還提議：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
幾個後方委員表示附議，對項英的提議表示支持。
次日，會議接著開。漸漸的，項英有些不耐煩了，他提議，要毛澤東表態。
以毛澤東的睿智，他對會議的目的已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任何爭辯無非都是一種形式，性質早已定了，自己是少數派。再有力的雄辯，也只是徒然延長會議的時間，直到剝奪他的軍權為止。有理如此，無理也如此。形勢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喜吃辣子的湖南人的倔強性格，促使他要說幾句殺傷力特強的話，而後拂袖而去。然而，他理智地剋制了自己，只平靜地說了幾句話，既不是認錯，也不是表態，那是很耐人尋味的幾句話：“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處理。”中斷了幾秒鐘，他又說了兩個字“完了”。
會議又出現了沉默。有些人聽明白了他的話，有些人沒有聽明白。
項英顯然不願意弄明白毛澤東講話的含義，他說：“既然毛澤東同志已經表示聽候中央處理，我想會議沒有必要延長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毛澤東同志在目前的情況下留在紅軍領導崗位上是不合適的！”
後方委員們附和說：“解除毛澤東同志的軍內職務是非常必要的！”“我們快舉手表決吧！”
周恩來儘量和緩地說：“我不同意這種倉促結論的做法，至於如何處理，要經過充分醞釀再說。”
顧作霖等立即附議項英的意見，繼續對毛澤東進行批評。會場上漸漸一邊倒，多數與會者認為毛澤東承認錯誤不夠。
項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我們還是表決吧！”
從發言看，解除毛澤東的職務，多數人都同意。周恩來看到形勢不可逆轉，還想再挽留毛澤東，就說：“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然後提議“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種是由澤東負主持戰爭全責，我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
毛澤東退意已決。他掩蓋著內心的痛苦說：“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繼續留在前方是不合適的。我現在身體不好，痰中帶著血絲，時常低燒。我向中央請一個時期的病假。至於回不回前方，我服從組織決定。”說完，他緩緩站起，看看大家，說了句善解人意的話：“也許還有些話大家當著我的面不好講，我現在退席。”說完，毛澤東滿懷惆悵，緩緩走出會場。他實在不願意離開他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紅軍。
會後，毛澤東立即準備到長汀福音醫院療養。王稼祥曾向他告別，並要求他再爭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澤東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他還對前來送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毛澤東被解除軍權後繼續挨批，但他仍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幾乎在開寧都會議的同時，上海的臨時中央接到蘇區中央局報告，博古於10月6日召集在上海的部分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批評毛澤東“分散工作的觀點”“是保守、退卻”，“是不能容許的”，強調對毛澤東應作堅決的鬥爭。臨時中央這個電示到達中央蘇區前線時，寧都會議已經結束，毛澤東已離開前線去長汀福音醫院“養病”。留在寧都的蘇區中央局委員繼續開會。根據臨時中央來電，蘇區中央局決定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代理。同月26日，臨時中央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毛澤東被撤職後，到長汀福音醫院“養病”。在那裡，他見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毛澤東與他交談，講述自己的軍事思想，得到了他的認同。羅明出院後，在長汀主持召開中共福建省委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意見。博古等人來到蘇區時，從長汀路過。羅明勸他去看看“養病”的毛澤東。博古說：毛澤東有什麼可看的！羅明彙報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開展游擊戰爭的情況，博古十分反感。毛澤東在長汀“養病”4個月後，被中央召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他忍辱負重，為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充實紅軍的經費，發展教育等盡心盡力，並使之大有起色。但是，毛澤東所作所為依然被博古等“左”傾領導人所不容。不久，臨時中央在中央蘇區展開了反“羅明路線”運動。這個運動實際上是整毛澤東的。受到牽連的還有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等。博古對江西省委負責人說：“毛澤覃、謝維俊還與毛澤東通信，他們心裡不滿，這是派別活動。”隨著事情的發展，毛澤東的一些親屬也受到牽連。長期管文件的賀子珍改當收發；毛澤覃被撤職，並以開除黨籍相威脅，其愛人賀怡被撤掉中共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職務。賀怡想不通，到姐姐賀子珍家訴苦，說到傷心處，痛哭失聲。靜靜在一邊聽著的毛澤東傷感地說：“他們整你們，是因為我。你們是受了我的牽累啊！”
後來，毛澤東在賀子珍的陪同下去雲石山的雲山寺休養。雲山寺是一個荒涼的廟宇，非常冷清，只有還俗的趙和尚在廟前種了點菜地。毛澤東有時讀書，有時與來幹活的趙和尚聊天，談禪論道，但是，在“待業”的時間裡，內心充滿痛苦。賀子珍回憶，任何人都不敢同他說話，更沒人敢來看他。毛澤東則說：“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毛澤東的話，有些誇張，實際上，還是有些人冒著政治風險去看望他，如楊至成、聶榮臻、林彪等。
“天降大任於斯人，必苦其心智、勞其筋骨。”在這段時間裡，毛澤東對自己的政治起伏，進行了痛苦的思索。對於富田事變，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幾年後，他重新擔任了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在處理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嚴重事件時，將張國燾個人與紅四方面軍數萬指戰員嚴格區別處理，成為圓滿處理黨內、軍內重大事件的典型事例。解放後，在國內歷次政治運動中，毛澤東也堅持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略。
第五次反“圍剿”中的1934年4月中旬，蔣介石集中十一個師進攻廣昌，企圖從北面打開中央蘇區的大門。被迫“休養”的毛澤東，並沒有停止思考。雖然遭到冷遇，他依然關心著紅軍，關心著他孜孜追求的革命事業。在反“圍剿”期間，他曾找到最高“三人團”，向博古、李德、周恩來提出向湖南中部進軍，以調動江西敵人到湖南而消滅之的建議，具體計劃是：將紅軍主力集中於興國方向突圍，走井岡山南麓，越過羅霄山脈中段，迅速進入湖南境內，在這一地區消滅“圍剿”之敵後，再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後來，軍史學家研究發現，這劍走偏鋒的一招，是唯一可能打破第五次“圍剿”的方針。
令人遺憾的是，毛澤東的建議，遭到了最高“三人團”的否決。
毛澤東這種挨批、受冷遇的際遇，直至中央紅軍長征到遵義時，才得到徹底改觀。
閱讀更多 秦淮政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