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披荊斬棘，70年風雨兼程。我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實現了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歷史性跨越。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GDP比上年增長6.6%，增速在世界前五大經濟體中居首位；總量首次邁上90萬億元的新臺階，達到900309億元，穩居世界第二位。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呈現出一些新特點，經濟增速有所放緩。未來經濟增長要如何拉動？新常態下我們又應當如何看待GDP增速？針對這些問題，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王軍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專訪時一 一進行了解答。
經濟增長仍需較高投資率維持
NBD：有人認為，中國經濟GDP增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靠政府投資來實現的，您怎麼看這種觀點？您認為投資在當前和未來的經濟增長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王軍：投資驅動是中國經濟的長期現實與最大基本面，需要客觀、動態地來看待中國的高投資率。我認為，投資過度問題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嚴重。退一步講，較高的投資率在當前及未來較長時期都有其合理和積極的一面，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還需要較高的投資率來維持，理由有四：
一是中國資本存量相對較低。當前，我國正處於由工業化中期向後期轉變、城市化發展較快的階段，資本積累尚未完成，要求經濟發展保持較高的投資率。
二是中國仍擁有相對較高的儲蓄率。2005年之後，國民儲蓄率維持在50%以上，同時伴隨著更高的投資增長。從宏觀經濟平衡的角度來看，中國較高的儲蓄率要求較高的投資率來支撐。
三是增加投資能帶動技術創新。對後發國家來說，投資本身就是技術進步的最重要方式。中國在較短時期內加速發展，必然要購置大量先進技術設備，在新資本品使用過程中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和生產率提升。
四是增加投資可為消費的長期持續增長夯實基礎。特別是在當前全球經濟復甦基礎仍不牢固、國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時，在短期內消費結構還難以明顯升級、消費驅動經濟增長尚未穩固的情況下，必要的投資將直接擴大消費空間，保持經濟穩定運行。
當然，在發揮有效投資對促進經濟增長關鍵作用的同時，需要注意兩點：
一是穩增長、穩投資的主要著力點是那些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意義，連接穩增長、調結構與惠民生領域的公共服務投資，是有利於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加強薄弱環節建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的有效投資，如以“雲大物移”、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高端裝備製造業、現代物流、城市軌道交通、信息電網油氣網絡、生態環保、清潔能源、鄉村振興、糧食水利、交通運輸、健康養老服務、能源礦產資源保障等重大工程。
二是要高度重視並切實提升投資回報率，從根本上解決資金的“脫實向虛”問題，以持續穩健的經濟增長來從本質上降低金融風險、化解各個領域的潛在金融風險。
注重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
NBD：我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您認為新常態下我們應當如何看待GDP增速問題？如何處理短期經濟增長率和長期可持續性發展的關係？
王軍：眾所周知，由於規模增大及發展方式轉變，未來中國經濟重新回到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將不會是常態，今後我們逐步進入一個年均5%~7%左右中高速增長的“換擋期”，將是一個大概率事件，這是一個經濟體達到中高收入之後的普遍規律，對此應“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無論從短期還是中長期來看，在某種程度上而言，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要遠遠重於GDP增速的快慢，結構優化後的6%無疑將優於舊模式、舊常態下的10%。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仍然處在“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必須遠近結合，在有效應對好短期問題、保持經濟合理增長速度的同時，更加註重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把力氣更多地放在推動經濟轉型升級上來，放到擴大就業和增加居民收入上來，放到促進經濟社會及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上來。新時代背景下，我們應逐步適應這種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徹底拋棄固守、追求高速度的舊觀念，而應追求新發展理念統領下高質量、暖人心、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我們所追求的理想經濟增長，是高質量、去水分、有效益的經濟增長。高質量體現在速度穩定、結構優化、效益提高，體現在區域協調、體制完善和風險可控，體現在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體現在創新驅動對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替代，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將成為新的常態。
我們所追求的理想經濟增長，是暖人心、惠民生、補短板的經濟增長。人民群眾所關心的教育、就業、收入、社保、醫療、生產和食品藥品安全等重大民生問題，事關保障人民更多、更公平、更實在地共享發展改革成果，也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應作為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我們所追求的理想經濟增長，是綠色化、低碳化、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衡量和評價一個國家經濟的健康程度，不僅僅要看傳統的GDP、失業率、CPI等指標，更要看衡量可持續發展的各類指標，需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等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
完善宏觀調控應對經濟不確定性
NBD：1949年以來，我國經濟取得快速增長，但我們也注意到，我國的經濟增長也伴隨著一些週期性波動，您認為應如何增強我國經濟週期的穩定性？新常態下如何應對經濟不確定性的加大？
王軍：我國經濟增長確實存在一定的週期性波動，這首先是由於我國投資有一定的波動性。長期以來，高儲蓄引致的高投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邏輯。投資與消費比例的失衡對經濟波動會有影響。其次，在外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一些危機因素也會造成一定的經濟波動。比如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
因此，增強我國經濟週期的穩定性，最主要的就是穩投資、穩外需和穩政策或穩預期。
穩投資，應著力重構市場主體信心，穩定民間投資和房地產投資，提高投資效率；穩外需，應積極開拓新市場，妥善處理好與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摩擦；穩政策就是要穩預期，應保持定力，減少政策的直接干預和過度補貼，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就短期而言，為保持經濟運行的持續穩定健康，應對經濟不確定性的加大，還應完善宏觀經濟政策，著力實現宏觀調控的根本轉變，即由傳統的側重國內經濟調控向統籌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兩類規則，在全球範圍內優化資源配置轉變；由經濟增速管控向經濟質量和效益提升轉變；由單純的項目管理向重大戰略謀劃、規劃制定、政策協調轉變；由需求管理向需求與供給管理兼顧轉變；由事前審批向事中事後監管與服務轉變；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轉變；由特定激勵性產業政策向普惠性產業政策轉變；由側重投資管理向投資與消費管理並重轉變；由短期經濟刺激向利用市場信號進行調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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