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結束，中國第一次以戰勝國的身份出現在國際舞臺，國人湧上街頭慶祝“公理戰勝強權”。然而，1919年4月，巴黎和會上陸續傳來外交失利的消息，打破了國人的自強迷夢，整個中國如同一個被引爆的火藥桶，群情激奮，躁動不安。正當此時，在美國享有盛譽的哲學家和教育家約翰·杜威（1859-1952），在中國五個教育團體的邀請下來華訪問，並迅速掀起一陣思想旋風。
原本只打算作短暫停留的杜威，被眼前這個從沉重歷史中甦醒的新生共和國深深吸引，他改變了原定計劃，兩次延長學術假期，一共在中國生活了兩年零三個月。一生主張“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杜威，並未安坐於書齋，而是踏遍了中國的11個省，做了近兩百場演講，在傳播自己的實用主義哲學、民主和教育觀念的同時，還寫下了數十萬字的對中國時局、文化、社會的觀察和思考。
他的演講被彙編成書，廣為行銷，許多文章發表於中外媒體之上。中國憂心國族命運的政界和學界領袖，包括孫中山、陳獨秀、梁啟超、蔡元培等人，莫不對杜威的思想言論倍加關注，並給予高度評價。青年毛澤東也曾通過胡適受到杜威的很大影響，並組織“問題研究會”，討論“杜威教育學說如何實施的問題”，他在長沙創辦的“文化書社”所經銷的圖書中，也包括大量的杜威著作。
在急於尋求救國治世良方的知識精英眼裡，年屆六旬的杜威如同“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化身，儘管他對中國歷史和文化並無深入研究，更像是一個帶著自己思想工具的旁觀者，但人們還是迫切地想從他身上找到諸多疑難雜症的答案。
杜威也試圖結合自己的哲學思考和現實觀察，為中國人提供一份可靠的答卷，但有時候他也會陷入懷疑和沮喪——他心中的問題多於答案。儘管如此，他還是自發地充當了中美兩國之間的“文化大使”，把美國的民主理念和實踐介紹給中國，也將中國尋求國際支持和民族獨立的民意傳達給美國。他向世人強調，“中國正在迅速發生改變”，美國應當擔負起維護世界和平和正義的角色。他成為兩個民族交流經驗與思考的關鍵人物。
杜威的哲學理念與友好立場，為他在中國贏得了巨大聲望，一些學者稱呼他為“洋孔子”，他的中國弟子更是將其教育思想廣泛應用於平民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實踐。他指出，中國“重新開始的機會在於實行真正民主化的教育”。在時代激流中，他像一位不知疲倦的佈道者，傳播自己的教育哲學和政治哲學。
今年是杜威誕辰160週年，也是杜威訪華100週年，書評週刊策劃此專題，旨在重新檢視杜威與中國的文化淵源，並重溫其關於教育哲學、實用主義和民主問題的思考，這種回顧與反思對今天的文化和時局仍然大有裨益。
新京報製圖/陳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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