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先生:我是怎樣摸索進入人文科學這一行道的

姜亮夫先生:我是怎样摸索进入人文科学这一行道的

文丨姜亮夫

我是怎樣摸索進入

人文科學這一行道的

一九六三年,我曾對大學的一些青年教師及同學講過一次治學經驗。當時有許多話不敢說透,有些澀澀縮縮。近來又不斷有人要我談這個問題。其實我並無所成就,也沾了些“純盜虛聲”的時風。但那篇講錄發表後,也有些人向我發問,乃至追究,使我耿耿於懷者十八、九年。近三、五年來,又向青年們談了一些較細緻的治學方法等,自以為可供學習者的參考。

我是一個在社會科學領域裡學習的人。但走了若干彎路、險路。現在的這個路子,是排除了一些歧路才慢慢確定下來的。我本來是個鈍根人,可取的只有下笨工夫這一點。許多事都是在笨求中得到一線光明,一絲成就。我現在就把這些經過,點滴記下。是自白?是與人互勉?都不去計較。但希望讀者不要把我看成是什麼專家。我只是一個人文科學的愛好者,只是一個種瓜種豆的人,所生產的不過是瓜、豆而已。

我走人文科學的道路,是受了祖輩的影響。我的家是由老祖母管治的大家庭,父輩四兄弟,象個小朝廷,顯然是個封建家庭。四叔父是日本高等師範畢業生,但並不改其做秀才之故習。父親是京師大學堂讀法律的維新人物,他的愛國熱忱使我深受啟發。但其思想仍以孔孟之道為基礎。他們搞的基本上都是人文科學。在這樣的環境影響下,我雖也讀了些《地球韻言》、《小學韻語》、《格致教科書》等,但考大學時終被錄入成都高師的國文部。這不能不說是初步定了人文科學的大方向,也可說是我求學的第一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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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右)、孟子(左)畫像

考進了國文部,這決定了我今後的道路,將是朝著人文科學的領域走去。然而,我還面臨著具體的選擇。當時的老師最令我欽佩的是林山腴與龔向農兩先生。鑽進這個藝苑後,我很用功,對許多方面都感興趣,既學詩詞,也學“小學”(文字聲韻學),中間曾愛上了羅素的數理邏輯。四年畢業後,隨即考取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科。接著又被清華研究院所錄取,作王國維先生的研究生。詩詞我還是不含得放棄。但王先生、梁任公先生都說我無詩情詩才,還是專攻文字聲韻學為好,與林山腴先生的話全同。三個老師都如此,我懷著極端痛惜的心情,燒掉我的四百多首詩詞小集子。這是我的一個了悟,悟到了學習是與性情相關的,現在叫生理優點相關合。從此,我決心回航走“小學”的路子,鑽研文字聲韻學。這是我求學的第二變,從而選定了具體目標。但隨時還在返航,寫了些詩歌、小說,也學著幾位名家,搞使刀弄劍的隨筆之屬。

後來一個極巧的機會,我拜見了章太炎先生。先生切實指示我讀史,“從杜佑通典入手”。我也覺察到歷史是我們民族的大本大根;如不切實讀史,搞文字聲韻學就缺乏堅實的基礎。那時我一方面教書,一方面為了生計編書。先生也順便告誡我要做一個向著真正的學術道路前進的人,又把“文章合為事而著,歌詩合為時而作”這兩句話提得很高,透徹地發揮了“甚深微妙”之義,而又貼緊到民族興亡的上面來講。這是合於父親影響我的愛國思想的,使我座上發大冷汗,誓本先生之言做去。我同先生還談到甲骨文字的研究問題,他以“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為喻,勸導我不必事事親嘗,不一定要去搞甲骨文。總之,使我體會到“不要作空疏之學、譁眾取寵之學”。這是我求學的第三變,這時我已寫了不少文學書,編了不少教科書。

章先生以歷史為基礎的教導,給我以勇氣和信心,但有時我又有些發腦熱,狂想遍注二十四史。大家批評《宋史》最蕪雜,於是我就想從《宋史》著手,把宋人文集儘量看過,作為每個人物的碑傳材料。要仿裴松之《三國志》注例為之注,抄了三百來種的宋人文集,同時也看了些宋、元、明人的筆記,覺得可貴材料很多,每天扣足兩冊,作了記號,分類剪貼,成為社會史料、經濟史料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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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書影

在二、三兩變當中,方向雖不十分堅定,但也有些有益的工作,譬如在王國維先生指導下,寫了一部《詩騷聯綿字考》,這是我一系列關於語言文字學的寫作示例,到現在雖然有些發展,而基調是未大變的。此後又曾寫《文字樸識》,只不過加深一層,使文字、語音、字義三者結合,王、章之學兩者結合的結果,這個方法是可以再應用的。當時又參加了疑古學派,大寫文章,這恰好成為後來搞古史學的張本。又如我的一部《屈原賦校注》,是在一種思師不已的情感之下寫的,用自己的感情,來深體一個愛國詩人的心情,既憂國憂民,又不能有損於君威,有傷於民情。而我當時,也深深捲入了一場愛國運動中,這是在一種非常複雜的情懷下寫成的。近卅多年,發覺其中感情的成分多了些,所以作了較大的改動。當時還寫了一篇《夏殷民族考》,也是我的民族主義思想的點滴表現。

後來因病遵醫囑出國,到了巴黎,於參觀博物館、圖書館中深覺故國文物是決不可毀滅的。於是每天去參觀遊覽,看看國民圖書館藏的敦煌經卷,魯敷爾、琪美、乾宜喜、拿破崙廢王宮等處收藏的文物,發現他們研究各種文物,同法、德、英人整理我們的文物,其方法之精妙,途術之寬博,結論之精確,遠非國人所能及,這使我這個走進大海已辨航向而無舟楫可渡的人知道有一葦可航。於是大量抄了他們的圖表、說明,也攝製了些照片。我又時時與他們的學術界人士接觸,多少也得些啟發。我覺得我此後更有把握了,不象前三變那樣多少有些彷徨乃至大為彷徨的情景。這可算是我的第四變。歸國時帶回來三千多幅照片。

這第四變,可以說是我研究工作方法的一個突破。突破了我數十年單一的研究方法,吸收了國外學者綜合研究問題的經驗,在治學上開始有裕然綽然、有“無適而不可”之感。思想有疑滯的,可以抉擇了;材料方面有缺陷的,可以補充了。方法上更使我有多樣化的路子,可以從四面八方來包圍它,有無往不適之樂。所以我現在更體會到,把“方法論”放在科研中第一位,是有其必要的。我縱觀先代的學術工作者,其成就的大小和深淺,往往決定於方法是否多方面的,是否靈活運用得純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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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亮夫題字

我五十歲時,正是全國解放之秋,我虛心學習了許多新思想,新思想中尤其使我感到重要的是超邏輯的辯證唯物主義。看事物不僅要從那平面的現象來看,同時得全體來分析,正、反、側來看,還得從它那變動不居、前後因果、來龍去脈來看。於是思想考慮更周全、更細緻,使一切事物都“莫得遁隱”。到這時,我明白要建立一個學術系統,要做到無微不至,必須以掌握資料為第一事,弄資料成了我正大光明的事業之一。過去不敢多搞的工具書,也都成了我認真對待的科研內容。

總的說來,我在四十歲以後路向雖已大定,而“其道多方”是五十歲才堅定下來的。所以在五十歲以前寫的稿子,都不滿意,細細看來,大體是未曾做到辯證法之所要求。我體會,真要做到合乎辯證法,是難的。要證實一件事物的全體所需要的知識,是非常廣廓的,凡此事物有關的科學,你都得用到,這就是所謂“綜合”。要綜合一切有關學科,才能說明某一個學科。

譬如我不滿意我的《屈原賦校注》,就是因為未曾使用一切語言、歷史、風習、民風、民族、地理、博物、生理、氏族社會、政治、哲學、乃至天文、物理、化學等等許多知識,細細引入,以詳釋各詞語。於是,後來我儘量引進,儘量發揮,改寫成為《楚辭通故》。我更感覺我綜合的能力,仍不夠得很。聯想到司馬遷、班固的《史記》《漢書》兩書,包括了一切學問;《說文》《爾雅》,也是天文、地理、音樂、博物無所不包。他們是如此寬博的學問。即以屈原而論,也是自宇宙生成之理,以迄地貌變遷之說,一一入他文中,又豈是那些空頭詩人、詞人所能望其項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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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畫像

我走入人文科學這個曲曲折折的道路,說到此大致也有個粗線條了,要細寫還是多著的。現在我想再談談我的全部計劃。此事在我第三變已大定了。但這些年代,始終是“心有餘悸”,不敢暢言,至一九七一年,我在女兒為我編的一個著作目中,作了個自識,說我這一生“以中國古史為基”,大概已略略表示了一下。現在,我要無所顧慮地說一說我的心願。

我從第三變的末期,把氾濫的歷史學再推進一步,定為“中國古社會史”,到第四變以後,把全部工作,都配合這一主題來進行,而抽出中國古代社會發展中一件可以總領一切的課題:《三代異同考》,這是我在三十歲時定下來的。在這部著作中,把自己研究古漢字、古民族學等方面的成果一齊引入。在有些地方,舊說解釋不了,便又引進-些科學家所得古代社會情況,如圖騰、氏族、各種崇拜、各種組織、各色各樣的制度,等等。於是覺得科研的天地,真是寬大得很,同時也細緻得很。這就是二十多年來的心情。這心情促使我不知疲倦地工作,成了我的第二生命,連家庭我也經常不照顧,妻子笑我是個“酗酒漢”。

我現在是八十歲了,到底我弄出了什麼名堂呢?回想起來,不覺令人“黯然魂消”。也實在是一條辮子也梳不攏,不論哪樣,也未完成,細細回想,我選擇道路時,還有許多當時不曾考慮到的條件,這條件主要是我的缺點,譬如“我的記憶太差”,只知道自己是個鈍根人,而不知其應補救之方;二是“目力”,自中學畢業時,已戴八百度眼鏡;三是“脾氣有些焦躁”,容易進,也容易退;四是“多少有些狂妄之習”。這些生性,都不是作史學研究的一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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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亮夫(左)與學生

還有我始終只是個靠教書為生的人,買不起所需要的書,一切材料只好依靠一些可以借到書的機構,吃力非常,而且從來也不敢向保有材料的機構求書,因為大人先生與闊官,我是羞於去拜訪的。近三十年來,又因職務及一些制度問題,科研工作連十分之一、二的時間都沒有保證,浪費了十分之八、九的精力。若說我不敢浪費分秒時光,但我卻每天在浪費百分之九十的時光。當然,我的努力還不夠,只好討得這分失敗!

現在汲取我選路的經驗,為未來的科研者提醒一下有此種種“攔路虎”,大概也不是無用的。

一、自己先認識一下個人的“天秉”,譬如體魄、性情、脾氣、遲緩與急躁、記憶悟解能力、感情深淺、興味所在;

二、認識環境、家庭、社會、親友、鄰里乃至於經濟條件可能發展的道路;

三、尤其要深知自己的缺點及對一切學科愛惡的情況,不要衝動。

然後,本著自己已有的較廣博的人文科學知識,將上面所述三事結合來考慮,作一個初步的定向。這是一種細磨工夫,不可焦躁,總得要在進大學後或有了相當基礎,作一定的準備才能肯定。一旦肯定下來,就得堅持下去!

(文章選自《學人談治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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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亮夫,原名寅清,字亮夫,在楚辭學、敦煌學、語言文字學、歷史文獻學等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代表作有《楚辭通故》《屈原賦校注》《中國聲韻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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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鳴謝

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

敦和基金會

專欄畫家:黃亭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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