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本刊記者 姜曉明
這位60後導演把鏡頭對準生活在城市邊緣的“遊民”，也用濃墨呈現出一個鮮活、生猛的“底層江湖”
紀錄片《赤腳醫生》片花
在上海一家不起眼的書店兼咖啡館裡，一場小範圍的內部放映活動正在進行中。一樓早已滿席，樓梯上、閣樓層，擠擠挨挨坐著從四面八方趕來的影迷。
當天放映的，是紀錄片導演徐童的兩部新作——《赤腳醫生》和《兩把鐵鍬》。
片尾曲結束，徐童走上臺前。他戴著一頂牛仔帽，看上去放鬆、健談，講起對攝影器材的摸索、拍攝技巧、剪輯手法、配樂心得滔滔不絕，恨不得一口氣把畢生經驗都傾囊而出。“想讓年輕人們少走一些彎路。”他自個打趣說，“年紀大了，一開心就愛嘮叨。”
十年裡，這位60後導演把鏡頭對準生活在城市邊緣的“遊民”——按摩女、小偷、算命術士、流浪藝人、乞丐、孤獨老人這些野草般的存在——也用濃墨呈現出一個鮮活、生猛的“底層江湖”。
他拍攝的“遊民”系列——《麥收》《算命》《老唐頭》《四哥》《挖眼睛》，摘得過國內外電影節多個紀實類獎項。有“中國第一編劇”美譽的蘆葦也是他的粉絲，稱讚他的作品“具有史詩風格”。
十年的紀錄片生涯，在這條北方糙漢身上留下了斑駁的風霜。如同《麥收》裡耕耘的農夫，他如今也在等待麥子黃了的季節。
“赤腳醫生菩薩心”
紀錄片《赤腳醫生》是徐童第一部鏡頭不對準底層遊民的作品。
片中主角孫立哲曾是中國最有名的醫生，“知青偶像”，在特殊的年代一度被推向暴風眼的中央。
1951生的孫立哲來自北京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他父親是清華大學教授。1968年，17歲的孫立哲投身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大潮。
在延川縣關家莊插隊時，他吃驚於當地缺醫少藥的現狀，於是跟好友史鐵生學醫，開始為老鄉們行醫看病。在土窯洞裡，這個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的北京知青進行了三千臺手術，奇蹟般無一失手，成了當地百姓心目中的“活菩薩”。
他的事蹟被層層上報，後和邢燕子等五人被定為知識青年“紮根農村”的典型，併成為當時“赤腳醫生”路線所樹立的一面旗幟,一時“紅得發紫”。
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孫立哲被審查，後又被平反、釋放。不久，他成為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官派留學生，輾轉定居於美國。
紀錄片一開頭，就是孫立哲回國、回陝北“探親”的場景。聽聞他回來的消息，延川縣老百姓從四面八方趕來，迎接這位三十年前的“救命大恩人”，隆重得如同慶祝當地廟會。他們扭起了大秧歌，敲起腰鼓，吹著嗩吶，用陝北的信天游頌揚這位“菩薩醫生”當年治病救人的事蹟。
鏡頭跟隨著孫立哲坐火車、回鄉、走訪故人的腳步，採訪了他青少年時的同學、朋友，一同在陝北插隊的知青夥伴，被他從“生死線”上搶救過來的延川老鄉們，短暫交往又一同被審查的昔日女友，以及當年響應國家政策、帶頭做結紮手術的村幹部。
在墨西哥題材電影配曲《弗裡達》的激烈變奏聲中，孫立哲回鄉探親之行、片中人物的口述回憶、歷史資料片還原，三四條時間線交錯並進，再現了一個“知青偶像”的青春生命史——他的青春萌動，他的“菩薩心腸”，給老鄉們治病、做手術時發生的各種幽默的段子，如何被捲入政治、被利用又被吞沒……
在激烈的戲劇衝突和華麗的音樂動效中，《赤腳醫生》呈現出一幅歷史的複雜面相，充滿著各種弔詭、巧合、反轉，以及陰差陽錯、啼笑皆非的故事：
人道主義在“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年代裡的“錯位”；青年男女之間談情說愛如何上綱上線為“政治問題”；對“赤腳醫生”制度的反思、對“一刀切”式政策執行的批判……
相比過往的“遊民”小敘事，徐童承認《赤腳醫生》是他一個更有企圖心的作品。他有一種特別的迫切感——要用紀錄片把這段歷史記錄、保存下來。
“我希望，通過這個片子，讓人們特別是年輕人能感受到那個時代的人們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回關家莊探親時，孫立哲無論走到哪裡，都被老鄉們裡三層外三層地包圍著。除了敘舊，有許多人是來找這位當年聞名鄉里的“菩薩醫生”看病的。鏡頭裡，一位老婦抱著生病的小孫兒在人群中擠了一整天，怎麼都湊不到孫立哲面前。
徐童一直都很認同歐洲資深電影人、曾執掌柏林電影節主席之職長達18年的科斯利克（Dieter Kosslick）推崇的一句話：“個人的，即政治的。”這也貫穿了他拍紀錄片的始終。
“我相信記錄下的個體經驗，是對社會最有力的檢驗，它彰顯了一個社會對個體生命尊重的程度。而那些身處社會底層的人們，他們的遭遇可能被忽視，可能被遺忘，甚至有可能被篡改，但一旦被記錄下來，那是不可磨滅的。這就是紀錄片的意義所在。”
年幼的徐童和父親徐真
“沒有樂趣，人就不活了麼？你這話，太無情”
徐童出身於北京一個導演家庭。
他的父親徐真，是新中國第一代科教片編劇、導演中的佼佼者，專長於動物題材的紀錄片，曾多次獲得國內外電影節重要獎項，代表作《灰喜鵲》《鴿》。在徐童的童年記憶裡，父親常年撲在秦嶺山區、原始森林裡拍片，一走就是一兩年。“每次走前人乾乾淨淨的，等回來時就是鬍子拉碴的，活像個野人。”
小男孩都崇拜父親，徐童從小就模仿著父親的一舉一動，摸過他從電影廠帶回來的各種鏡頭、膠片、攝影器材。那時，他拿著父親的海鷗相機學拍照，跟著學洗膠捲、放印照片，是學校裡有名的攝影小記者。因著家庭薰陶，1983年，徐童考進了北京廣播學院（簡稱“廣院”）電視系新聞攝影專業。
1980年代，國門剛剛打開，來自世界各地的哲學、文學、藝術和各種人文主義思想一股腦兒地湧入，青年人中興起一波跟著一波的“讀書熱”、“思想熱”。
“那時候，我們都流行讀大部頭的經典，讀尼采、福柯、薩特的哲學，小說就是讀《百年孤獨》這些來自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從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雨果一直到卡夫卡，從古典主義到現代派這150年左右的文學經典。”
他對世界、對周遭人事秉持的態度和價值，也在那個時代定下了基調——“就是那些最硬核的東西，關於人道主義，社會公正，以及自由、平等、博愛、法治這些關鍵詞，深入骨髓。”
在崇尚文學、藝術的年代，這個年輕人對未來有一個清晰又模糊的志向——“一定要做一個藝術家。”
當時，他是系裡的高材生，專業課拔尖，常跑在外頭拍片子。臨近畢業分配，北京電視臺到廣院招人，挑中了三個，他是其中之一。
1985年，在廣院讀書期間的徐童
畢業前夕，一封匿名舉報信寄到了教導處，揭發了幾年前的一樁代考事件。徐童和同專業的一位師弟雙雙受處分，代價是不予畢業。
對一個剛剛20歲出頭、未經歷世事的年輕人來說，這不亞於一場“滅頂之災”。像南美叢林裡一隻蝴蝶偶爾扇動了翅膀，這樁小事一步接著一步地改變了徐童的人生軌跡。他默然接受了懲罰，並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複雜：“即使看上去很單純的同學，人心有時也是不可測的。”
和他一同受處分的師弟叫李明。1990年代創辦了後來名聲大噪的小馬奔騰廣告公司，並涉足影視投資、製作、發行，一度是國內最有實力的影視公司。2014年，李明盛年之際突然離世，留下曠日持久的債務和公司控制權糾紛。
“情義，情種，情懷”是徐童對這位師弟的評價。這三個詞，也是他自己的寫照，貫穿了他處世、為人和做藝術的道路。
1992年開始加速的市場經濟，給從體制裡脫離出來的人留下了生存的空間。為了謀生，徐童搞過印刷，辦過廣告公司，寫寫、畫畫、做設計，不時幫在電視臺工作的大學同學拍個片子。他成了腰上最早彆著BP機的人之一，有了自己的房子，在生意上賺過，也血本無歸過，一路兜兜轉轉，起起伏伏。
為了省錢，徐童一直租住在北京東郊的城鄉結合地帶，鄰居、街坊裡，什麼樣的人都有，乞丐、小偷、妓女、流氓。他結識了許多人，和一些人成了朋友，一起喝酒、聊天，也聽了很多故事。那段忙於生計的日子，他保持著做筆記的習慣，“因為怕自己把這些故事淡忘了。”
2007年左右，剛邁入40歲的徐童正處於人生的一段低谷。忽然間，那個一直被按捺著的理想越來越強烈地湧動著。
“為什麼一定要做藝術家呢？因為80年代種下的那種見地太強烈、太深入骨髓了。你除了要表達自己之外，還有一種焦慮，包括所有歷史上留下的作品都給出一個這樣的激勵——人要不枉活此生，你要把來過一遭的痕跡留下，也就是你應當把對社會周遭、對人的這種所謂的感悟、感覺訴說出來。”
他幾乎一氣呵成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珍寶島》。這是一部非虛構基礎上的虛構作品，以一名警察為主角，“張冠李戴”地串聯他在近二十年裡見過的、聽說過的許多人和故事。
2013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珍寶島》。北京一家影視公司買下了小說的影視版權，徐童和蘆葦合作擔任編劇，蘆葦完成劇本的第一稿，阿城做指導，最終在他手中完成了終稿。目前，正在走後期流程。“相信會是一部在院線上映的作品。”這位一直堅守在紀錄片領域的導演說。
小說和文字，遠遠承載不了迫切需要找到出口的表達欲。他幹起了“老本行”，用一臺家用級小攝像機開始拍紀錄片。這是他當時唯一能摸得著的機子，“當時想著趕緊拍，上戰場就顧不上挑揀槍了。”
那時，徐童住在北京東郊的高西店，每次外出或去農貿市場都要經過一條街，街上開著幾家洗頭按摩小店。來來回回走得多了，他和按摩店小妹們混了個臉熟，其中一個叫苗苗，20歲。“第一眼看到苗苗，就覺得她很特別，爽朗、天真，完全不像做這一行的。”
在和苗苗的攀談中，徐童得知她的老家在河北農村，一個有著大片大片麥田的農業區。這個意象吸引了對鄉土有浪漫情結的徐童。6月麥子黃了，他跟著苗苗回了老家，見到了她的家人：患重病的父親趴在炕上輸液，母親出門趕集，弟弟年幼，已出嫁的姐姐也自顧不暇。在外打拼的苗苗，是這個家庭唯一的“頂樑柱”。
“這是一個很辛苦的女孩，為了養活一家人一直在奔波，這種奔波是以出賣自己的身體為代價的。”徐童回憶說，“我那時就想一定要把苗苗的故事拍出來。”
連著幾個月，他每天都在苗苗所在的按摩房裡“蹲點”，只要不影響她的工作，就在一旁候著。他拍下了苗苗和小姐妹們的閒聊：罵老闆貪財無情，數落討厭的客人……他跟著她們去KTV唱歌、找樂子，談戀愛。
和《珍寶島》一樣，《麥收》的拍攝和後期完成得非常順利。2009年，徐童又認識了在燕郊算命的厲百程。厲百程雙腿殘疾，幼年父母雙亡，被兄長虐待，很早就離家流浪。每天擺完攤後，他回到破敗的出租屋，照料著沒有生活自理能力的石珍珠，這是他的智障媳婦。兩個孤苦伶仃的人相依為命。寒冬來臨，他帶著石珍珠從燕郊回到老家，也等待來年的機會。
《算命》採取了中國傳統小說章回體的敘事結構，鏡頭跟著歷百程從燕郊到老家清龍縣，再到石珍珠老家，記錄下小人物在不同時空裡顛沛流離的人生，以及其中的人情世故。
“殘酷又溫情。”——一位影迷如此形容徐童的作品。
觀看徐童的作品，讓人一邊為這些底層小人物的命運感到難受、悲傷，一邊又感慨於生命的生猛與頑強。當你剛剛被片中流露出來的片刻溫情感動著，措不及防中，又目瞪口呆於導演猛地撕開他們的另一面——那些不那麼光彩、甚至有點不堪、卻壓抑不住的灰暗和人性慾望。
這些鏡頭記錄下的真實，會讓在順境中長大、習慣了主流社會教養的年輕人們感到眩暈和失語。
《赤腳醫生》放映中，有幾分鐘，好多女觀眾低下頭或別過頭去，也包括我。四五年前第一次看“遊民三部曲”時，我和朋友中途幾次低下頭，同時又為自己感到羞愧——覺得這種躲避，是對那些鏡頭裡的人物的一種不尊重。
在現場，一家書店的老闆有點激動地談起自己的感受。“我們可能要比他們幸運一些，沒有生活在他們那種處境下，但是那種情感、感受，在某一瞬間都很相似。”
有段時間，他逢朋友就安利徐童的“遊民三部曲”，因為相信“多看這樣的作品，會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好一些的人”。
3月底的上海，我和徐童、唐小雁一同行走在老法租界的法國梧桐下。路上，我提到每次看到他的片子，都有“一種世界觀被搖晃”的失重感，需要花上大半天才能平復被攪動的心緒。
這讓徐童聽了很高興，“這就是文學和藝術的意義和魅力所在——讓一個人脫離他有限的、狹窄的生活軌道，去感知、理解甚至去活一次他人的人生。”
十年跟拍底層遊民，也逼著徐童反思自己生命中的“輕”與“重”，思考“活著”本身的意義和價值。
拍《算命》時，他看到大冬天夜宿街頭的乞丐，問出了一個知識分子氣十足的問題：活得這麼辛苦、這麼沒有樂趣，幹嘛還活著呢？
“沒樂趣就不活了麼。你這話，太無情！”厲百程第一次朝徐童發了一通脾氣。
“活著本身就是有意義的，不光是愛情這些東西賦予的。”經歷了前半生的起起伏伏，徐童曾說是苗苗、厲百程這些人救了他，把他從灰暗和恐懼中拉了出來。
這些年，他甚至有了一點點“自虐”傾向——特別願意去體會人在困境和逆境裡的那種分量感，“因為生命的意義就在於和命運抗爭的那一口氣。”
“零”和距離
看過徐童作品的人，都會驚詫於他和被拍攝對象之間近乎為零的距離。
《算命》中，攝影機的鏡頭從上到下俯拍，幾乎貼著唐小雁的頭，近距離地拍下她用針穿紅繩扎肚皮、以求來年轉運的舉動，看得人肉痛起來；《老唐頭》裡，家庭成員們正為家事吵得不可開交，忽然大姐扭過頭來，“徐童，你來給我們評評理”，彷彿鏡頭完全不存在。
徐童說自己很認同北京電影學院的老教授、有“中國紀錄片之父”之稱的司徒兆敦說的一句話，“所謂紀錄片，就是陪一個人過一段日子。”
這種長時間的相陪、相處，甚至吃、住在一起，使得他和被拍攝者成為真正的朋友，是那種帶著江湖情義色彩、必要時可以兩肋插刀的。
拍《算命》時，徐童認識了常來找厲百程算感情運的按摩店老闆娘唐小雁。這是個16歲就離開家鄉出來闖蕩的東北女子，經歷坎坷，性格凌厲潑辣。她找厲百程討教破解“孤單命”的辦法，一轉身又以過來人姿態告誡手下的小妹——“男人是什麼東西呀？”
在被仇家舉報後，“乾女兒”供出了她的名字，唐小雁進了拘留所。接到唐小雁託人打來的求助電話後，人在雲南的徐童立刻趕回北京，因為手頭緊，他抵押了自家的車湊足了7萬塊罰金，把她“撈”了出來。當時，兩人相識僅兩個月。
從拘留所出來後，唐小雁對他一字一句說：“徐童，你讓我幹任何事都行，就是要我的命，我都能給你。”
2009年，徐童到黑龍江探望關了店、回到老家的小雁，見到了她的父親唐希信，一個年過八十依然生猛、鮮活到“瘋魔”的孤獨老人，他和兒女們相處得磕磕碰碰，對過往擰巴又矛盾。唐希信成為徐童下一部紀錄片《老唐頭》的主角，接著是唐小雁的四表哥（《四哥》）。在《老唐頭》中出場過的唐家老三，一個沉迷於詩歌小說、蹉跎大半生的文學愛好者，又成為《兩把鐵鍬》的主角。
看著很粗獷的徐童說自己是一個“怪人”。和他接觸過的人，會覺得他溫和內斂，知識分子和文人氣很重。但實則“內心很狂野，有江湖氣”。“所以我和小雁他們很合得來，打起交道來毫無障礙。”
我們聊起著名紀錄片導演周浩的作品《龍哥》，以及一個紀錄片導演究竟該和被拍攝人物如何相處的話題。徐童由衷地欣賞周浩那種冷靜的思辨力，稱他為“解剖大師”，“像一把手術刀，以及和人物始終保持那種審視、靜觀的距離感，鏡頭處理拿捏得特別準。”
相比周浩，他說自己似乎無法保持這種冷的距離感，“好像拍什麼，就掉進什麼裡了”，自然地和對方捆綁在了一起。“這容易帶入作者的一些情緒，失去了距離感，會產生某種失真感。”
“但是它的好處是什麼呢？就是由於我跟人物完全站在一條戰線上，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所以，人物對鏡頭的信任感是特別強烈的，會把他不曾說過的話，在別人那裡不曾表露的東西，在你的鏡頭前面表露出來。因為（你）是他同夥，他沒有顧忌，也更加敞開。這樣，鏡頭可以拍到人物很真實的東西。”
原罪：“被表達”和“被看見”
“紀錄片是有原罪的。”紀錄片導演、金馬獎得主周浩曾坦陳：“做這個職業，就要去承受它的原罪。”
倫理問題，也是徐童被質疑得最多的——為什麼要把這些小人物不夠體面的、灰暗的部分記錄下來？為什麼這麼殘忍，去撕掉他們最後一絲尊嚴？以及把這些故事拍出來，這算是一種對個人隱私的侵犯麼？
非議的口水多了，有時也讓徐童很生氣——“他們都是我的朋友，他們願意向我敞開自己，讓我記錄下來。我覺得我們之間沒有障礙。”他也碰到過麻煩，是在某個片裡出場的一個次要人物，這成了他不願意提及的一塊“心病”。
《老唐頭》完成後，徐童曾用電腦把片子放給唐希信看。老頭兒看完後，還對他有了一點不滿——明明片名叫《老唐頭》，他才是主角，憑啥要把這麼多鏡頭分給其他人？
2011年，徐童在拍攝《老唐頭》
徐童也有自己的原則。《麥收》裡的苗苗後來結婚、生子，離開了北京。他有意不去打攪她現在的生活，《麥收》不再公開放映，刪除了網上所有能找到的片源，“但是，每隔一段時間就發現又有人上傳了。”
讓他真正感到陷入道德和法律困境的，是2013年拍攝完成的《四哥》。四哥是唐小雁的表哥，是一個職業小偷，曾多次入獄，同時也非常具有江湖中人的“魅力”。徐童用黑白影像記錄下四哥的“日常江湖”和他回憶的獄中歲月。
《四哥》在阿姆斯特丹國際電影節做了一次首映後，就再也沒有放過。徐童決定今後再也不碰這一類的禁忌題材，“太難，太糾結了。”
相比四哥、苗苗、厲百程、老唐頭，唐小雁是徐童的“遊民”系列裡最為特別的存在——“相比他們，她更有個人的自覺，有主動性。”
“因為她的閱歷、她十多年曲曲折折的人生經歷——從老家出來當服務員，到過珠海，後來又到北京，做過夜總會的伴舞小姐、被性侵過，自己又開過按摩店、當過黑煤窯老闆，經歷過很多很多，她有傾訴的慾望，願意把自己作為一個樣本從人群中抽出來，讓大家看到。這是我覺得她最不一樣的地方。某種意義上，她已經成為她那個群體的一個代言。”
“如果我不去講我的這些遭遇，不去拍我家的這些故事的話，那我們這樣的人的生活可能就永遠不會被人知道。”在一次和觀眾的交流中，唐小雁吐露自己的心聲。碰到放映有關自己和家人的片子，她常常躲開，“因為一看就會哭會流淚。”
上海當天的放映現場，當身著駝色大衣、戴著眼鏡、扎著髮帶的唐小雁現身時，人群中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竟然有機會看到小雁姐真人，比看到女明星還激動。”一位影迷說。
如今，唐小雁擁有數量不少的粉絲，大部分是女大學生。每次交流現場，都有女孩上來要加她的微信，然後會在網上向她傾訴各種人生問題，包括戀愛。
十年間，徐童和他的紀錄片也改變了唐小雁的人生軌跡。自《老唐頭》起，她參與的程度越來越深，已成為徐童的重要合作伙伴。最近四部片都由她擔當製片。在《赤腳醫生》的片尾，打出了一行字幕——“攝像 唐小雁”。
徐童用“聰明”來評價這位搭檔。每次參加國內外電影節、影展和重要的放映活動，他都會帶上她。2013年，兩人一道做客竇文濤在鳳凰衛視主持的“鏘鏘三人行”。
徐童一直留意觀察著小雁身上微妙的“變”與“不變”。他早有計劃完成一部以唐小雁為主角的紀錄片，片名叫《小鳳》——那是唐小雁在老家的小名。
“但我老覺得還沒拍完，因為後面路還長著，她還在走著呢。可能等年紀再大一些，再有個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跨度，到時把它們剪輯在一起就成了。會是一個超長的紀錄片！”
南方人物週刊記者 徐琳玲 實習記者 張瑋鈺 唐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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