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個學校的某個班級，存在時間不到一年，它的學生卻在短短十幾年間兩次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那麼，應該可以稱之為“天下第一班”吧？
這個班級，就是1897年10月（農曆八月）開學的湖南時務學堂第一班。該班共有學生四十人。我的伯祖父楊樹穀先生、祖父楊樹達先生都在這四十人之內。
楊樹達
1954年9月2日，祖父在日記中寫道：“科學社來書，欲去祭梁先生文，餘主不去。以時務對中國有歷史關係也。一千九百年庚子反清之役，民四倒袁之役，皆時務師生合心為之。以一短命之學堂而能有如此事業者，古今罕見也。”
科學社，即中國科學院所屬的科學出版社，當時該社準備出版祖父的新著《積微居小學述林》。祖父準備將三十年代曾刊於商務出版的《積微居文錄》的一篇舊文《時務學堂弟子公祭新會梁先生文》收入，遭到科學社反對，回信申訴，未果。直到1986年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積微居文鈔》（與《積微翁回憶錄》合刊）才將該文重新刊出。
該文撰於1929年2月15日，而梁任公於上月19日逝世。祖父在回憶錄中寫道：“今日任公師病逝於協和醫院，中國學人凋零盡矣，痛哉！二十日大殮，赴廣惠寺參加。”“（二月）十七日，廣惠寺公祭，同學與者六人。”“（九月）八日，任公師出葬西山，餘待殯於宣內大街，參與執紼，送至西直門始歸。”這篇祭文顯然是為2月17日在北平的時務學堂弟子於廣惠寺公祭梁先生而寫的。
梁啟超
時務學堂的設立，是戊戌變法運動的先聲——1897年湖南維新運動中最為重要的舉措。梁任公1922年在長沙回憶說：“當時湖南的撫臺是陳右銘先生（寶箴）。他是曾文正的門生，當代的大理學家，專講宋學的古文，氣象莊嚴而不頑固；對於時局，很熱心圖謀，造成一個新局面。我們，以一群青年在他的旗幟下大活動，是很高興做事的，故朝氣很大。他有一位公子陳伯嚴（名三立，號散原）先生也很喜歡贊助我們，而學臺系江建霞（標）、徐仁鑄，臬臺系黃公度（遵憲），都是開明的。地方官如此，地方紳士則有熊秉三（希齡）、譚復生（嗣同）、皮鹿門（錫瑞）、歐陽瓣姜諸先生。熊、譚皆系青年，而有猛進精神，皮和歐陽都是老先生。”
湖南時務學堂從創辦到停辦，歷時不到一年，只招考過三次。光緒二十三年（1897）農曆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次招考，錄取學生四十名。次年（1898）3月，第二次招考，錄取五十五人。閏三月，又錄取九十八人。三次招考總數不到兩百人，卻培養出了一批傑出的人才，其中大多集中於第一班的四十人中。梁任公曾說：“時務學堂曾辦了三班，第一班四十人吃我的迷藥最多，感化最深；第二班，我也教授過；第三班，我全未教過。”
熊希齡
我們先看看教師陣容：熊希齡為提調（校長），中文總教習為梁啟超，西文總教習為李維恪，中文分教習有譚嗣同、唐才常等……
再看看這一班的學生：1897年秋以第一名考入的是李炳寰，1876年生，1900年參與領導時務學堂教師唐才常發動的自立軍反清起義，犧牲。唐才常的兩個弟弟才質、才中都是第一班學生，也都參加了其兄發動的起義。才常、才中犧牲，才質倖免。第二名考入的是蔡艮寅，1882年生，他就是“再造民國”的蔡鍔將軍。1915年8月底，梁啟超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反對袁世凱稱帝；該年年底，蔡松坡潛走雲南，發動起義。說1900年自立軍起義、1916年討袁之役“皆時務師生合心為之”，良有以也。此外，範源濂（字靜生）是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北京師範大學首任校長，祖父楊樹達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祖父在祭文中寫道：
……禮延我師，自滬而湘。濟濟多士，如飢獲糧。其誦維何？孟軻公羊。其教維何？革政救亡。士聞大義，心痛國創。拔劍擊柱，踴躍如狂。夫子詔我，攝汝光芒。救國在學，乃惟康莊……天禍中原，變起帷牆。清廷反汗，億兆駭惶。倉皇違難，托足扶桑。言從我師，先後來航。拳亂欻興，舉國彷徨。九天將裂，大難孰當？投袂誓師，實惟瀏陽。李田林蔡，先赴後僵。匹夫任重，爰有國殤。辛亥功成，斯是濫觴。爰暨丙辰，巨憝自王。松坡崛起，折彼鯨狼。溫溫範君，邦教是倡。民智之興，厥績煌煌……蔡範雲殂，薄海所傷。如何不弔，復遘茲殃！士失厥宗，邦喪其良……
譚嗣同
“天禍中原”八句指西太后發動政變捕殺維新黨人。政變後，譚嗣同被捕就義，梁啟超東渡日本。1899年，第一班蔡艮寅、李炳寰、田邦璇、林圭、蔡仲浩、秦鼎彝、範源濂、李群、周宏業、唐才質、陳為璜等十一人東渡，追隨老師，是為“言從我師，先後來航”。
“拳亂欻興”八句指自立軍反清起義，“瀏陽”指唐才常，他是瀏陽人。“李田林蔡”指時務學生在是役中蒙難的李炳寰、田邦璇、林圭、蔡仲浩四烈士，他們都是第一班學生。是役，東渡十一人中有八人犧牲。蔡鍔逝於1916年末，範源濂逝於1927年末，另有一人至少在1922年前已經病逝，東渡十一人都死在了老師之前。多麼悲壯的“白髮人送黑髮人”！
1929年初梁任公又逝世，所以說“蔡範雲殂，薄海所傷；如何不弔，復遘茲殃”。祖父在回憶錄中寫道：“（1927年12月）廿五日，赴天津，吊範靜生之喪，且唁旭東。旭東悲傷哽咽，餘亦悽然淚下。靜生為人公正，盡心教育，數十年如一日。數週前，餘尚與晤談，忽而有此，尤可痛悼！便訪任公師，師面色蒼白，令人憂慮。”
範旭東是範源濂的胞弟，1910年在日本京都，祖父與他曾同住在一家小旅館。那時他就讀於京都大學，學習化學，後來被譽為我國民族化學之父；曾設廠塘沽，聘侯德榜為總工程師，生產紅三角牌純鹼，領先國際，在美國費城世博會上獲得金獎。
毛澤東
毛澤東曾在《湘江評論》撰文說：“戊戌政變，陳寶箴走，譚嗣同死，梁啟超逃，熊希齡革掉翰林，康聖人的著書，一大堆在小吳門外校場坪聚燒了。於是時務學堂倒了。”但是，“湖南之有學校,應推原戊戌春季的時務學堂。時務以短促的壽命,卻養成了若干勇敢有為的青年”。
1922年9月1日下午4時，梁任公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學講堂演講：
此回來湘，有一最新之感慨，即予在時務學堂時為二十五歲，今年恰五十歲，是半生之中心點，適在湖南。今歲又來湖南，殊為巧合，故予十分愉快。但又因此發生許多感慨。予在時務學堂日，一班四十人中，有十一人隨我俱去……至今十一人中惟範靜生一人，我不禁心生悲緒……我與湖南有最深之歷史，自有最大之希望。今日得見諸君，正如二十五年前所見之時務學生，生氣勃勃，大有希望。
其中有十餘人，要到日本來找我。因為家庭不許，他們差不多帶宗教性質的，與家奮鬥，借錢逃出來。有的到上海，便無錢吃飯的，有的衣服破爛好像叫化子的。當他們出門時，他們不知我在日本何處，一直跑到上海，打聽了我的住址，通信告我，我就想盡方法籌錢接到日本，日間尚住在一間房子。繼續講時務學堂的功課外，又學學日本文，晚間共同睡在一個大帳子內。過了八個月，唐拂塵先生在漢口圖謀革命，十餘同學，回漢幫助，竟不幸死難者八人；餘三人，一人後來病死，一人是蔡艮寅，一即範靜生。吾黨元氣，在這一次損傷甚大，至今思之猶覺慟心。
蔡鍔
在這次演講中，梁先生說：“當時時務學堂學生四十人中，最大的是戴修禮，最少的是蔡艮寅（即松坡，就是今天葬於嶽麓山之蔡鍔）。所講的經是《春秋公羊傳》。”這裡梁任公有誤記。四十人中，年紀最小的不是蔡松坡，我祖父要比蔡小三歲。蔡與伯祖父都生於1882年；祖父生於1885年，當年虛歲十三。但梁先生只是說蔡鍔是第一班最小的學生，後來吳其昌寫《梁啟超傳》又說蔡鍔是時務學堂最小的學生。
時務學生中，已知曾任黃埔軍校教育長、代校長的方鼎英生於1888年，比蔡鍔小六歲，但方大約不是第一班學生。二十幾年前，編寫《湖南省志·人物誌》的黃斌老先生曾向我詢及蔡鍔是否時務學堂年紀最小學生，我將此事告知了他。祭文中的“其誦維何？孟軻公羊”可以和“所講的經是《春秋公羊傳》”相印證。祖父抗戰時著《春秋大義述》，宣揚民族大義，主要就是闡發《公羊傳》。其源頭，還是要追溯到時務學堂和梁任公的講授。
祖父一生與時務學堂有很大關係，特舉其犖犖大者：1919年參與驅張，到北京請願，看到大學教師有充裕的時間著書治學，心生羨慕。次年，範源濂任教育總長，於是在8月底再遊北京，想謀個教職，這一呆就是十七年。1924年春，範源濂新任北師大校長，適國文系主任章某辭職，範力勸祖父繼任，祖父推辭不果，只得上任。
《積微翁回憶錄》：“（1925年1月）與師大同人謁段祺瑞執政，請挽留範靜生校長。時範以經費無著早辭職也。後隨同人赴天津謁範君，請其復職。範君堅持不允。時任公師在津，餘便往謁談。”
1926年6月，又因梁任公的介紹，祖父到清華大學任教至“七七事變”之後。1921年祖父與祖母的結合，時務學堂提調熊希齡是女方介紹人。熊曾任財政總長，1913年任內閣總理，而祖母的父親張訓欽先生歷任財政部庫藏司長、財政部次長。他與熊希齡關係密切，熊去世後，曾盡力幫助熊夫人毛彥文維持香山慈幼院。而祖父與陳寅恪的友誼，也與時務學堂有莫大關係。1942年底寫給陳的一首七律的頷聯為“一別五年縈夢寐，辱知三世豈尋常？”後句的小注：“君先德中丞公甄錄時務學堂諸生，先兄及餘皆與其選；而校閱文字者，散原公也。”
2004年夏，我回長沙。某日湖南文史館名譽館長，九十五歲高齡的陳雲章老先生約請鍾叔河先生（鍾先生的父親也是時務學生）、我父親及我到他位於中山西路三貴街的府上做客。陳家院門朝東開，正對院門的西牆上，赫然聳立著一座“時務學堂碑坊”，嵌著的四塊碑中，北邊第一塊上面刻有梁任公手書的“時務學堂故址”六個字。
陳老先生說，1922年梁先生到長沙，到時務故址憑弔，回住地後寫下這六個字，並請陪同的仇鰲等將此六字刊刻在建於時務故址的泰豫旅館。後不知何故未果。抗戰勝利後，作為實業家的陳先生用幾擔米換來梁先生的手書，又買下時務故址建住宅，前幾年便建了這座碑坊。陳老先生的尊人是湖湘耆宿陳天倪先生，天倪老與祖父友善。自然，我們在碑坊前留影紀念。
在陳家客廳，鍾叔河先生感嘆說：“長沙之所以成為首批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不在於有多麼輝煌的古代歷史，而在於有多姿多彩的近現代史。可是現在到處都立有朱熹、張軾、辛棄疾的塑像，而像時務學堂這樣對中國歷史有重大影響的學堂卻無人問津。我以為可以在湘江風光帶上豎立一座梁啟超在時務學堂講學的雕像，蔡鍔、範源濂及你的祖父等圍坐在旁邊。”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發表過一篇探討何以湖南近現代政治軍事人才大量湧現的論文，因而深有同感。令人興奮的是，當地政府似乎已逐漸認識到這一點，近年中山西路上修了一座小小的時務學堂舊址的標誌，興漢門十字路口也修了一座蔡鍔騎馬舞刀的銅像，黃興路步行街更是聳立著一尊黃克強的巨大雕像。至於梁任公講學時務學堂的雕像，也許不是遙不可及的事了吧。
回去的路上，鍾先生在車上對我說，你不能光做學問，也應該寫寫你所知道別人卻不一定清楚的那些往事。這是很有價值的。今天寫下這些，也算對鍾先生有了一點交待。（來源：《東方早報》，文/楊逢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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