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业女律师陈贤到西藏旅游时偶然发现，很多藏民不懂法甚至不知法，遇到问题只知道找政府，遭受了很多委屈。
“边陲不应该是普法的遗忘之地。”陈贤毅然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当上了援藏法律志愿者。一年后，她把丈夫曹旭也“拉下了水”，两人同时前往内蒙古当志愿者。现在，他们又辗转到新疆，并申请了第四次援边。“如果算经济账，这几年我们确实损失了很多。但我们是律师，维护公平正义是天职。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的收获更多！”
旅游路上，律师眼中不揉沙
2013年8月的一天，陈贤跟着几个朋友到西藏自驾游。在那曲附近的林堤乡，忽然有个拄着拐杖的藏民拦住了陈贤的车，用生硬的汉语说想搭顺风车到市里看病。
藏民上车后，陈贤发现他的腿上只是胡乱地扎了一些布，根本没有受过很好的治疗。她仔细一问，藏民说两个多月前，他受雇于一个老板，用牦牛载建筑材料上山，不料途中牦牛受惊，掉下悬崖摔死了，自己的小腿也被牛踩骨折。事后他找老板，老板说怪他自己不小心；找政府，政府让他找老板。实在没办法，他只能自认倒霉，而且没钱治疗，只能听天由命。
陈贤问：“为什么不找律师上法院起诉？”藏民茫然地反问：“法院是做什么的？律师是谁……”
陈贤1972年出生于安徽省定远县，当时是安徽天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我本来是读师范的，但我丈夫曹旭家是律师世家，在他的鼓励下，2009年我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辞去了教师工作，也成为执业律师。”
作为律师，陈贤的眼里揉不得沙子。听了藏民的话，特别是看着他下车后拖着那可能要残疾的腿一瘸一拐地慢慢走远，陈贤的心里特别难受。“这本来就是应该由包工头负责到底的事啊！但包工头一耍赖，藏民就没办法了，他居然只知道找政府，连法院是干什么的、律师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正是因为这件事，陈贤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援助等问题。她了解到，我国有200多个县至今连一个律师都没有，特别是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普法教育不到位，律师工作又是空白，老百姓遇到问题只能找政府。为此，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2009年由司法部、共青团中央、中国法律援助基金共同组织开展的“‘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
陈贤跟曹旭商量：“我们双方父母的身体还好，儿子刚刚也考上了大学，我也想去当法律援助志愿者，你看行不行？”曹旭觉得妻子是“头脑发热”：“我们这一行竞争很激烈，如果你去当法律援助志愿者，时间最少是一年，而且都是边疆地区，且不说你的身体能不能受得了，光是那么多客户资源都得丢掉，我们的损失就不小。”“可是，一想到边疆地区连个律师都没有，少数民族兄弟遇到难题只能自认倒霉，我的心里就特别难受。再说，儿子已经是大学生了，我们必须给他做个榜样，不能只算经济账。”最后这句话打动了曹旭。
2014年春天，陈贤如愿获准到西藏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她被分配到全国200个无律师县（区）之一的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
高原草原，夫妇来边陲普法
昌都市卡若区平均海拔3500米，抬头就能看到终年不化的雪山。刚到这里时，陈贤的鼻子总是流血不止，医生说这属于高原反应，解决办法只有两个：离开，或慢慢适应。接下来是“痒不欲生”的皮肤过敏。“特别是双腿，好像是从骨头里面往外痒，只有狠命地抓，两条腿被抓得鲜血淋淋，腿上因此留下了大大小小几十处永久性疤痕。”
“令人头疼的是当地经常停电，有时一停就是半个月之久。我吃饭在楼下，办公在4楼，住在10楼。一停电，每天就只能步行上下楼梯。由于空气稀薄，每爬一层楼都会喘不过气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陈贤硬是坚持了下来。
俗话说“西藏路险，多在昌都”，昌都境内群山连绵，下乡的道路基本上都盘旋在高山上，路面大部分是没有护栏的石子路，一面是陡峭的悬崖，一面是水流湍急的澜沧江。为了扭转藏族同胞“信访不信法”的观念，陈贤与当地司法局的同事多次冒着危险到各个乡镇进行普法宣传。“有一次下乡回城途中，我们遇到化雪，车轮在路面上空转，大家只好全部下来推车。”窄窄的山路上，脚下就是几十米深的悬崖，人掉下去就没命了。陈贤眼看着一个同事脚下一滑就掉了下去，直到几天后才在下游数公里处找到尸体……
“到昌都后，我曾几次试图找到当初遇到的那个藏民，为他提供帮助，却一直未能如愿。”陈贤在西藏受理的第一个案件，是一个名叫扎西曲珍的藏族年轻女农民工。扎西曲珍因工受伤，后经司法鉴定为八级伤残，医药费花了几万元，但用人单位认为她的伤是工作时没有严格遵守劳保制度造成的，拒不负责。
陈贤得知此事后，主动找上门，告诉扎西曲珍，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只要是在劳动时间和场所受的伤，都属于工伤，用人单位必须负责。至于是否遵守劳保制度，那是管理上的问题。“由于我不会藏语，加上扎西曲珍和家人都不懂法，开始时他们根本就不信任我，但还是带着我到各有关单位调取了有关证据。”
开庭前，陈贤主动与承办法官沟通，争取有利于当事人的赔偿。结果一审判决用人单位赔偿当事人近17万元。用人单位不服，上诉到中院。在陈贤与法官的再三努力下，最后该案以调解结案，扎西曲珍拿到了近17万元的赔偿金。事后，扎西曲珍的舅舅硬要塞给陈贤一包冬虫夏草表示感谢，被她坚决拒绝了：“我是志愿律师，如果是为了钱和物，我就不来西藏了。”对方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送了她一面锦旗。
作为志愿者，陈贤一个月仅有3000多元生活费（包括文印等费用），而当地生活用品和水果价格很高。自从她来西藏后，家庭收入锐减，丈夫还要供儿子读大学，陈贤不好意思向他开口，所以除了日常生活开销，她平时连苹果都舍不得买。去法院开庭，她也舍不得打车，干脆买了辆自行车。在西藏服务的一年时间里，陈贤办结58起案件，为当事人直接挽回经济损失160多万元。
离别亲人，抛家舍业，艰苦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说陈贤一点都不想家那是假话，但每天晚上跟丈夫视频时，她说得最多的是西藏的美好和为藏民办结一起案子后他们脸上露出的幸福笑容，曹旭也深受感染。有一天，一家三口一起视频时，儿子忽然说，他最佩服妈妈，将来一定会像妈妈那样去工作和奉献。曹旭再次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他终于开口说：“你的无私奉献不仅感动了儿子，也深深地感动了我，如果我们夫唱妇随地去当法援志愿者，你觉得怎么样？”
陈贤当然求之不得：“谢谢你，老曹，你终于从默默支持我的背后，走到了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我们理想的前台了！”儿子连忙说：“老爸老妈，你们都是好样的！我也是学法律的，等我大学毕业，也跟着你们去边疆普法！”
就这样，陈贤和曹旭成了我国唯一一对法律援边夫妇。
2015年夏，这对夫妻都被分到了内蒙古，但曹旭被分在乌海市海南区，陈贤被分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两地相距300多公里，仍然无法经常见面。“我们是来做法援的，不是鹊桥相会的。”曹旭很快就投入到法援工作中。“记得有位70多岁的老人，老伴去世后，继子将老人赶出家门，天寒地冻，老人只得到亲戚家借住。我为他办理了法律援助手续，随后收集了大量的证据，为开庭做准备。庭审前，我找到主审法官，希望能调解，因为这毕竟是家庭矛盾。法官表示赞同，然后从情、理、法三方面认真做老人继子的工作。最后，该案以调解结案。冰天雪地里，老人终于住进了温暖明亮的房子。”见老人拿到写着自己名字的产权证，展现出开心的笑脸，曹旭心里暖暖的，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
在内蒙古的一年间，曹旭办理民事、刑事、劳动仲裁案件共31件，代书46份，接受咨询141次，接收当事人送锦旗5面，拒收当事人所送钱物价值5000多元。
天山脚下，公平正义在人间
2016年夏，陈贤觉得西藏更需要法律援助，夫妇俩商量后决定申请一起再去西藏。但多年的高原法援，已经让陈贤患上了严重的鼻炎、双肾结晶、甲状腺结节、双眼白内障等疾病，组织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没有批准，而是把她派到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曹旭则“妇唱夫随”地被派到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
“新疆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我们经常在零下20摄氏度，甚至零下30多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中，下乡进行露天法治宣传，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手脚都冻麻木了，就一边宣讲一边原地踏步。”
2018年年初，陈贤在接受一起过失伤害案的法援官司时，被肇事方当成了受害方的“同伙”，不仅辱骂她，还将一把匕首插在了她住所的门上。陈贤却没有因此而退缩：“我坚信人心都是一杆秤，只要你做到公平公正，终会得到对方的理解。”她在为受害方做代理人的同时，不断去找肇事方协调。考虑到受害方家庭比较贫困，而肇事方既没有主观故意，而且特别怕坐牢，所以她希望双方都能退一步，大事化小。最终，在她的努力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受害方谅解了肇事方，肇事方也提高了赔偿额并承认了错误，依法得到了轻判。“事后，那个将匕首插在我住所门上的青年主动找到我，再三表示歉意，说没想到我的做法对双方都好。实际上我特别喜欢少数民族这么爽快的性格。”
新疆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王刚说：“陈贤和曹旭都具有非常优秀的志愿者精神，在法律框架内，尤其是在我们边疆民族地区，他们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去处理案件，推进了边疆社会的和谐，我们特别感谢他们。”
2016年，陈贤被评为CCTV年度法制人物和“中国好人”。笔者采访她时，她说：“人的一生真的很短暂。也许有人会觉得一心向钱看最重要，但我觉得这几年的援边经历，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很多人都没有的。”
现在，儿子大学毕业后也来到了新疆，一边在父母身边实习，一边准备司法考试。他表示，成为法律工作者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像父母那样做法援志愿者。而陈贤和曹旭也再次提交申请参加第四次“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他们的心愿是：只要身体允许，就在边疆法律援助志愿者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多帮助，让法治的阳光洒满祖国边疆。
作者／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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