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天下大亂，群雄爭霸，諸子百家，思潮林立。諸子百家中，要說地位最高，影響力最大，在後世流傳最久遠，而又最廣為尊崇的，還要屬儒家和道家。中國傳統思想外儒內道，儒顯道隱，道中有儒，長期以來儒和道的關係，是一種相輔相成，密切關聯的互補關係。儒家是封建社會形成時期的主導思想，為國家經濟、政治發展提供了許多理論依據，具有很強的功利性。而道家主張順應自然，無為而治，淡泊名利，它的思想讓無數人得到了心靈的解脫，人性的解放。如果說儒學是陽剛，道學則是陰柔，剛柔交替，才形成了我們中國獨特的處世方式。正如林語堂所說:“道家及儒家是中國人靈魂的兩面。”
諸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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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之治國智慧——以《寡人之於國也》為例
《寡人之於國也》是《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章，主要講述了梁惠王向孟子詢問國家“民不加多”的原因，而孟子巧妙地揭露了其“五十步笑百步”的做法並提出自己獨到的“仁政”治國之道。文章表現了孟子的“仁政”思想，也是其民本思想的體現。“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則是本文的主旨句，充分地表達了孟子“保民而王”的主張。
我們知道戰國時期是一個列國爭雄的時代，人民可以隨意選擇自己看好的國家作為自己後半生紮根之地。而一個國家人口多寡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未來的發展與富強，因此各國國君都努力想讓人民歸附自己，也就產生了文章開頭梁惠王的困惑與詢問。面對梁惠王治標不治本的治理方法，孟子並不直接說破，而是利用其好戰的特點，用逃兵的例子來引導他看到自己治國方法的錯誤。不得不說，孟子是一個極具語言藝術天賦的偉大思想家！
通過對《史記·魏世家》的淺讀，我略微瞭解了一些孟子與梁惠王的經歷。梁惠王三十五年曾“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於是賢者們不遠千里來到魏都大梁，其中就有孟子。兩人一見面，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他不假思索地道破了專言求利的嚴重危害性和躬行仁義的重要性。從這裡，我已初見孟子對義的強調。兩人另一次會面是孟子拜見梁惠王，兩人相見在禽獸嬉遊的池沼邊上，梁惠王站在池塘邊上，一面顧盼著鴻雁麋鹿，等飛禽走獸，梁惠王得意地問孟子：“賢者亦樂此乎？”孟子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為對，並通過《詩經》、周幽王等歷史事實的對比，證明了賢者“偕樂”與不賢者“獨樂”的差異：關愛百姓，百姓愛戴的君主才能夠享其樂；不恤百姓，百姓怨恨的君主則不能保其樂。有了這些史實的扶持，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孟子在《寡人之於國也》中表達的“仁”與“義”。在孟子的答話中，無處不提及著普通百姓的生存問題。穀物、魚鱉、材木、衣帛、食肉這些都緊密關係著百姓最基本的生存，也是孟子首先考慮到的問題。而教育則是緊隨其後要考慮的，有了孝悌之義的普及，人民百姓和國家才能在生存的基礎上更好地發展與富強、繁榮。在孟子的治國之道中，君舟民水和仁政就是其核心。
孟子
縱觀歷史的漫漫長河，朝代的更替、一代又一代的君王帶給了我們很多啟示。唐太宗，千古一帝，虛心受教，善於聽從大臣的諫說；漢武帝，沒有繼承贏政的暴虐，開疆擴土，北伐匈奴，東征朝鮮，南討閩越，西通西域；宋太宗，開國之君，重視生產，杯酒釋兵權，重文輕武，使科學，文化得以大大發展；隋文帝，懲辦吏治，實施均田制，開辦科舉，使普通的老百姓也可以求功名利祿，選拔人才。而中國最早的暴君夏桀和殷紂雖文武全才，卻沉迷美色，昏庸無能，迫害忠臣良民和發明殘酷的刑罰。此外還有大家熟知的周幽王烽火戲諸侯、淫母霸媳的衛宣公等。明君縱使把人民放在治理國家的首位，而昏君往往心無江山，視人民為草芥而已。
儒家學說很好地向當時的君主詮釋了，不管國家發展到什麼程度，為政不仁，無以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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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為人哲學——以《逍遙遊》為例
言及莊子，所有人都會聯想到那篇運用大量寓言神話、文姿多彩的《逍遙遊》吧。《逍遙遊》是《莊子》的第一篇，是莊子理想人格的集中體現，也是莊子哲學的終極目標。何謂“逍遙遊”？它是指一種超然物外，無所憑待，無所束縛，無限自由的精神世界。人與天地萬物合一，人與大自然融為一體。莊子在《逍遙遊》中說道：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餓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無己”“無功”“無名”就是莊子思想最好的總結。
首先是從“有所待”到“無所待”的精神境界。莊子認為人生不自由的原因是因為“有待”，“有待”是指事物存在和發展所依賴的條件，它們構成了對人生自由的束縛。舟靠深水才能航行，大鵬依賴風力才得以翱翔，而宋榮子即使在世俗紛爭中堅持自我，但也仍未超越世俗榮辱的紛爭，所以這三者都是“有所待者”。那麼如何追求“無待”呢？莊子在文中提出瞭解決的路徑，那就是“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這裡的“至”“神”“聖”都是道的化身，只有達到他們那無己、無功、無名的境界才可能真正實現“無所待”。
莊子
再者是“無用”即“大用”。文中莊子通過與惠子的對話，以大瓠和大樹為例子，向我們闡述了“無用”即“有用”的觀點。惠子認為魏王送的種子結出的葫蘆大而平淺，覺得無用就把它砸了。莊子就告訴他一個宋人賣藥的故事啟發他，並教他如何巧用這個“五石之瓠”，建議他把這種大葫蘆作為腰舟系在身上用來浮游於江湖之上，這是一種自由自在的“逍遙遊”境界。這充分說明莊子注重事物的內在價值，儘管東西看似無用，但深入發掘很可能找到它“有用”的一面。莊子認為人應該注重內在價值和自我價值，善用“無用”來實現自我。
最後是“有己”達“無己”的轉變。“有己”是指人們的“自我”與外部環境的對立。“有己”使人們能夠區分和計較生死、美醜、榮辱、得失，從而限制了人生的自由，因此我們要摒棄這種觀念，向“無己”追逐。結尾這一段是我認為全文最精彩最精華的部分，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惠子對莊子說：“我有一棵大樹，人家把它叫做臭椿；它那樹幹上有許多贅瘤，不合繩墨，它那枝權彎彎曲曲，不合規矩。它長在路邊，木匠都不看它一眼。現在你說的那段話，大而沒有用，大家都不相信。”莊子面對惠子的再次質疑，曰：“子獨不見狸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闢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他認為與其擔憂大樹無用，不如把它種在虛無之鄉，廣闊無邊的原野，隨意地徘徊在它的旁邊，逍遙自在地躺在它的下面；這樣大樹就不會遭到斧頭的砍伐，也沒有什麼東西會傷害它。它沒有什麼用處，又哪裡會有什麼困苦呢？如此樂觀豁達，順其自然的生存觀！他認為世界萬物本質都是一樣的，高低貴賤，美醜是非都不過是對於世俗的偏見，我們要想真正領會“道”就必須拋棄這種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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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道交融，並立互補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見，儒注重的是“人為”，人與社會間的關係。道注重的是“自然”，人與天地萬物間的關係。中國從漫長的原始社會進化到奴隸社會，再到封建社會，已逐漸呈現出複雜性，這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必經之路。舊的暴政統治已不適用於實際環境，而儒家提出的“仁政”在一次一次的考驗中，證明了其才是正確的治國理念。雖然它也有許多弊端，現在看來一些落後封建的思想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人性。
但是幸運的是道家正好與之並立互補，讓那些飽受封建禮教束縛的人們也可心之逍遙，精神獨立，不為外界所困擾。他的學說和精神雖然在當時的時代沒有引起廣泛的學習熱潮，但是對於競爭激烈，壓力負擔巨大的當今社會卻是非常值得世人去學習的。拜金主義和享樂的主義氾濫的今天，我們也一度在現實的泥沼中迷失了自我，而莊子的“道”就是一盞明燈，告訴我們即使形體受社會制約，也要給自己的精神和心靈一片自由的空間，抵禦外界的利益誘惑，享受無憂無慮無拘無束的“逍遙遊”。
參考
《孟子》《史記》《莊子》
劉笑敢《孔子之仁與老子之自然──關於儒道關係的一個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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