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源于东部龙山文化

中华文明本土起源——龙山文化

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是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创始人,最伟大的贡献是仰韶文化的发现。1921年,安特生第二次到仰韶村,发现了灰土层中石器与彩色陶片的共存,由此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后来把这些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却得受时代局限,提出了仰韶彩陶西来说的假说,从而得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错误结论,我国考古学家对中国文化西来说半信半疑。30年代初期,吴金鼎带领考古队在东部沿海发现龙山文化遗存,终于构建了仰韶文化在西、龙山文化在东的东西二元对立说,认为龙山文化的发现,为以商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找到了真正的源头。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大批蛋壳黑陶被誉为稀世珍品,与欧洲、西亚出土的彩陶乃至中国仰韶文化彩陶,是完全不同的。其代表的

黑陶文化被认为是起源于东方而与仰韶文化不同系统的遗存,它证明中国远古文化源于本土,让“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济南龙山城子崖,也就成了中华文明本土说的自证之地。

从“太昊和少昊”到“炎黄蚩”、”尧舜禹”。这些仅存零星却又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经过漫长的口耳相传和反复演绎,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缩影,反映出上古时期中原黄河流域形成华夏文明的起源或祖先追忆。

虽然中国有三皇五帝的传说,但对于文字出现之前的洪荒时代的迷雾情形,学者们早已是茫然不知其所以然了。当我们打开历史典籍,似乎很难从这一幕幕的神话传说中,确切地找到我们民族国家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关于中华民族起源、中华文明如何发展演化的问题,一直夹杂在历史和考古的双重辨证发展中。历史的论证不同于考古发现。考古是科学,讲究的是实证,却不能将其发现成果与神话传说一一划上等号。将神话传说人物引入考古研究之中,是不科学的。史前和夏商周三代的某些大型遗址,则被拿来与古代文献记载中的上古帝王或三皇五帝神话体系“对号入座”,考古学沦为政治的附庸,失去了探索真理的科学精神。因此,我们必须以考古事实为依据,从考古实物中去找寻答,揭开历史真相。如果文物和史料互相印证,才能成为信史。否则,应去伪存真地对待神话传说。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延续不绝的国度,这一文明形态的起源与形成,主要是从龙山文化开始的。考古学家发现了龙山文化,他们发现的是中国古代文明晨曦初现的美丽光景。考古学家用几代人的努力告诉我们:城堡出现了,刻符文字出现了,冶金术出现了,这是龙山时代已经确切存在的一系列重大事物。发达的殷商文明并不是无源之水,它所具有的城市文明、青铜文明和文字等,都是在龙山文化已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到了距今5000年以后,一种新文化以压倒之势覆盖了早先的各个文化区,这就是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发明快轮制陶技术和占卜,以黑陶灰陶为主,全取代了仰韶彩陶文化,在陕西山西河南龙山文化中得到普通应用,占卜巫术活动较为盛行。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覆盖了中原及南北地区。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制陶业中出现的两个新品种,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显著进步。磨光黑陶数量更多,质量更精,烧出了薄如蛋壳的器物,表面光亮如漆,是中国制陶史上的鼎峰时期。

龙山文化是黄河下游地区直接承袭大汶口文化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文化,又名“黑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汶口中晚期灰、黑比例上升,并出现白陶、蛋壳陶,器型有鼎、鬶、盉、豆、尊、单耳杯、觚形杯、高领罐、背水壶等。

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源于东部龙山文化

大汶口文化出现的快轮制陶技术在这一时期得到普遍采用,磨光黑陶数量更多,质量更精,烧出了薄如蛋壳的器物,表面光亮如漆,是中国制陶史上的鼎峰时期。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而发展出来的,大部分龙山文化遗址,分布在山东半岛,而河南、陕西、 河北、内蒙古、辽东半岛、江苏等地区,也有类似遗址的发现。这个文化以许多薄、硬、光、黑的陶器,尤其是蛋壳黑陶(分布日照、济南)最具特色,所以也叫“黑陶文化”。

人类社会分为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两个阶段。刚开始是母系社会,那时候男人打猎,女人在家养牲畜和种粮食,因为工具落后,男人打的猎物往往比女人种养的少,所以家庭中以女人为主,那时是随母姓。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先进工具的使用,男人的作用越来越大,家庭开始以男人为主,就变成父系社会,所以跟着父亲姓。中国进入父系社会的时间,大约在五千年前。其主要文化遗存代表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等。此时在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晚期。其中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最为完整,规模最大,出土文物丰富,分布广泛,最早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男子在生产部门中突出地位的出现,原来男女在氏族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男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婚姻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父权制随家庭出现而产生,财产按照父系继承,世系随父系计算。父系氏族制形成后,私有制萌芽、产生。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阶级对立出现。由此进一步导致原始社会解体,国家开始产生。考古资料表明,中国最早的战争发生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在这种环境下,群体的生存和壮大往往严重依赖于其战争能力,而在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前国家社会,战争能力只能由父系男性联盟保障。中国科学科学院编写的«中国考古学»指出:龙山文化的直接前身是大汶口文化,现在已是公认的事实。

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源于东部龙山文化

此图出自农业部。古代山东土地肥沃冠天下, 主要粮食作物产区几乎都在山东及其周围地区。

下面的部分图片,拍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七图

【几路文化逐鹿中原】

龙虬庄文化(前5000年– 前3000年)

大溪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仰韶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红山文化 ( 前4700年 – 前2900年 )▪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北阴阳营文化(前4000年~前3000年)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薛家岗文化(前3500年一前2800年)

此图距今5500年

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源于东部龙山文化

第八图

【仰韶文化衰落消失,中国的诞生】

红山文化 ( 前4700年 – 前2900年 )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屈家岭文化 ( 前3100年 – 前2700年 )

左家山上层文化(前3000年—前2500年)

偏堡子文化(前3000年– 前2200年)

小珠山上层文化(前3000-2500年)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昙石山文化(前2900年~前2200年)

此图距今5000多年

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源于东部龙山文化

第九图

【红山文化消失,由于大汶口文化的扩张影响】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屈家岭文化 ( 前3100年 – 前2700年 )

左家山上层文化(前3000年 – 前2500年)

偏堡子文化(前3000年– 前2200年)

庙底沟二期文化(前2900~前2500年)

昙石山文化(前2900年~前2200年)

小河沿文化(前2900~前2500年)

此图距今大约5000年

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源于东部龙山文化

第十图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屈家岭文化 ( 前3100年 – 前2700年 )

左家山上层文化(前3000年—前2500年)

偏堡子文化(前3000年– 前2200年)

庙底沟二期文化(前2900~前2500年)

昙石山文化(前2900年~前2200年)

小河沿文化(前2900~前2500年)

此图距今5000年左右

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源于东部龙山文化

第十一图

【龙山文化的扩张】

偏堡子文化 ( 前3000年– 前2200年 )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龙山文化 ( 前3000年 – 前2000年 )

宝墩文化 ( 前2800年 – 前2000年 )

石家河文化 ( 前2500年 – 前2000年 )

陶寺文化 ( 前2300年 – 前2000年 )

造律台文化 ( 前2300年 – 前2000年 )

后岗二期文化(前2200年 – 前1800年 )

王湾三期文化(前2200年 – 前1700年 )

此图距今4600年左右

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源于东部龙山文化

【第十二图】

【龙山文化的分布图 】

如果说在距今5000年以前,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等各据一方,那么到了距今5000年以后,一种新文化以压倒之势覆盖了早先的各个文化区,这就是龙山文化。

下图中黑色圆点就是龙山文化的文物出土分布。相比较起来,它比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范围大多了。(符号区别图在后面)

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源于东部龙山文化

蓝线为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区,绿线为大汶口文化遗址分布区,红线为龙山文化遗址分布图。龙山文化分布区包含原早的大汶口文化地区,并且比大汶口文化大得多,考古证实龙山文化确是继承大汶口文化而发展出来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出现了大量黑陶,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而发展出来的,由东向西发展,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地区。龙山文化只是占据了仰韶文化区的一半部分,并且龙山黑陶文化与仰韶彩陶文化有根本的区别。

中国文明起源于东部

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源于东部龙山文化

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源于东部龙山文化

杀手锏出炉——基因检测

我们汉族的父系主体就是龙山文化先民O2(前O3)系后裔,是东方农业文明的扩张结果。单独看O2,各地汉族中至少60%-70%来自龙山文化,对比2004年的《evolution and migr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population inferred from chinese Y-chromosome evidence》一文的数据,可以肯定,中国各地的汉族,从东北到广东,从东南的客家到西北兰州,其主体就和5000年的龙山文化先民无异,如今的汉族,就是龙山文化先民的直系后代,在汉族中父系的O2一直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5000年一直没有变化。

我国数位知名学者在国际学术界正式发表《Late Neolithic expansion ofancient Chinese revealed by Y chromosome haplogroup O3a1c-002611》正规论文,里面具有真实有效的数据资料,作为定性分析的依据。这篇论文明确指出:中国东部族群的父系Y染色体代表类型是O2a1c-002611,在约1万2千年前开始从东南亚大陆向北迁徙进入中国,其下的支系O2a1c1-F11在约6千多年前在中国东部地区经历了强烈的人口扩张,O2a1c-002611及其下游支系并没有参与藏缅族群的形成,而是与原始汉藏祖先人群交流融合而逐渐形成了现今汉族的主体成分之一。

单倍群O2a1c-002611及其下游支系有着独特的分布规律。

这一单倍群在中国及东南亚大陆普遍存在,尤其在东部沿海地区高频分布,但南岛印度尼西亚和大洋洲未发现或非常低频。其下游分支O2a1c2-F238仅分布于中国,而O2a1c1-F11却从东南亚老挝到中国东北地区都有分布,O2a1c1-F11在汉族、朝鲜族及蒙古族中高频,而在西藏人群中低频。说明F11是东部扩张的。

单倍群O2a1c-002611的STR多样性自南往北降低,中国西南及老挝人多样性最高,如青海藏族、西南部汉族。满族人也显示了一个比较高的多样性,但这可能是由于满族与北亚人群和汉族近期基因交流的结果。相比之下,东北汉族和蒙古族多样性相对较低,西北、中部汉族的多样性和东部汉族几乎相同。STR多样性模式表明O2a1c-002611可能来自东南亚,然后向北迁移,O2a1c1-F11的多样性也表现出几乎相同的模式。

时间是搭起分子人类学与考古学、历史学的桥梁,分子钟的方法和理论是生物进化上估算分化时间的核心之一,被广泛应用于研究人类群体的起源和分化时间。结合STR多样性模式的分析以及时间估算,002611及F11的突变似乎同时发生于约1.2万年前的东南亚人群,然后向北迁徙到东亚。汉族O2a1c1-F11的变异年龄约为4800年,STR的网络结构图呈现星状扩散,反映出汉族的该父系类型在新石器时代有过强烈扩张。

汉族的O2a1c2-F238的STR年龄约为7200年,O2a1c2-F238未见于老挝人,在西部的藏族和其他人群也非常低频,我们认为F238突变可能产生于约7千年前的中国东部的族群中。Y染色体O2a1c-002611的遗传证据勾勒出新石器时代晚期汉族祖先清晰的迁徙和扩张模式,单倍群O2a1c-002611、O2a1c1-F11在约1万2千年前开始从东南亚大陆向北迁徙,约7千年前,单倍群O2a1c2-F238起源于中国东部的汉藏祖先人群,约6千年前,汉族祖先脱离原始汉藏族群,广泛分布到东部和南部,约5千年前,单倍群O2a1c1-F11可能在东部族群中经历了快速的扩张过程,并与周围人群融合形成东亚各个民族。由于Y染色体STR突变率的不稳定且随着位点的不同而相差很大,根据STR估算的时间有很大的不准确性。为此,我们使用捕获测序等方法对110个东亚样本做Y染色体全测序,重新计算了Y染色体主要分支节点(尤其是O3单倍群)和相关东亚族群的分化时间。我们发现,在6800到5400多年前,在中国出现了三个超级祖先,一个在O2a1c-002611下游(即F11),另两个在O2a2c1-M134和O2a2c1a-M117下游。这三个大约6000年前的人的后代构成了现在汉族人群的40%以上,这三个扩张是星状扩张,即突然从一个化出多个支系,而且这多个支系是都有后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这三个中国人的超级祖先中,

最古老的是O2a1c1-F11这一支,大约在6800年前,这一时间与考古学上大汶口文化的兴起时间竟是完美契合

通过Y染色体单倍群O2a1c-002611的地理分布特征以及年代估算,我们可以看出是该父系类型与5-7千年前的中国东部某古老族群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而这一古老族群最有可能就是东方海岱族群。【摘自《Late Neolithic expansion ofancient Chinese revealed by Y chromosome haplogroup O3a1c-002611》】

上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及其东部沿海是汉语系产生与发展的区域基础,源于夷商语言及其骨刻文甲骨文,父系以O2*-M122和002611为主体。而黄河上游及其西部是藏缅语系产生与发展的关键之地,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父系以D1/D3为主体。O2-M134/M117作为中介人,在汉族和藏缅族中均有分布,起到桥梁联结作用,是汉藏语系的由来。

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源于东部龙山文化

在对比汉藏之间的同源词时,学者们发现,汉语和藏缅语之间有共同的数词一至十,但“千”和“万”却各并不相同,而在汉语中,“千”和“万”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那么汉语与藏缅语的分化必定早于殷商时期。语言学家们大致推断,这个时间距今约4000-5000年左右。

随后不久,一篇从分子人类学角度更加详细的论述东亚人群起源和迁徙的论文出现了。在这篇文章中,学者们认为,东亚族群的祖先最初达到了东亚南部,约在在约20000到40000年前开始分化,一支自云南进入中国,并沿海岸线向北,成为东方海岱族群的先祖。而另一支则向自云南穿过四川一直到达黄河中上游盆地,成为藏缅族群的祖先。最终两个族群在中原地区遭遇,征战并相互融合。

语言学者李葆嘉是这样描述这个复杂的过程的,“原始的汉语就是一种伴随着多种文化撞击整合为强大中原文明的历史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多元性,层叠性混合语言。”

O2a1c-002611、O2a2c1-M134和O2a2c1a-M117这三个支系在现在的大部分东亚族群里的频率都很高,总共占到了现今全部汉族的60%。其中002611在汉族中占有最大比例,是汉族的第一大单倍群。D1/D3是藏缅语族极为高频的单倍群,O2a2c1a-M117及其下游支系不只在藏缅族群里有较高的频率分布,同时在汉族中也有着较高的比例,为汉藏语系的同源性起着桥梁联结性作用。

O2a1-L127诞生出O2a1c-002611,最后诞生出O2a1c1-F11,是O2系内最晚出现的一类,高频分布在东亚沿海,是典型的东夷标志基因,在汉族O2系中占有最大比例,不仅在藏缅语族中非常稀缺,并且在国外十分罕见。因此,O2a1-002611是中国汉族独有的单倍群类型,确实是最正宗的中国人。O2*-M122是O2系原始祖型的最早一支,也高频分布在东亚沿海,是汉族O2系的共祖原型,但在藏缅语族中极为罕见,因而也是最早的中国人。O2*-M122和O2a1c-002611都是东夷标志性基因,为了汉语系的形成奠定基础,汉语的“单音节孤立语"特征,源于东夷语。

汉语是汉藏语系里最独特的语言,虽然与藏缅语有一些同源词,但是在音调和语法结构上与藏缅语有根本区别,分为两个不同的语支:汉语系与藏缅语系。汉语之所以单有独成了一个语支,是因为东夷语言是上古汉语的底层。藏缅语属于多音节语、无声调语、黏着语。东夷语言才是现代汉语的根源:单音节、多声调、孤立语。

龙山文化发掘出两千块骨刻文,被证实是商代甲骨文的主源头。甲骨文属于表象文字,决定汉语成为典型的“单音节孤立语,第一,是因为象形文字不表音,不体现原始藏缅语通过语音变化表现复杂的语法现象,第二,因为东夷的语言可能本身是分析语,他们形成的原始象形文字系统体现自身的分析语特征,因而原始汉语在书写过程和以文本为工具的传播过程中也强化了它的分析语倾向的演变。

东方海岱族群的父系Y染色体代表类型是O2a1c-002611,在约1万2千年前开始从东南亚大陆向北迁徙进入中国,其下的支系O2a1c1-F11在约6千多年前在中国东部地区经历了强烈的人口扩张,O2a1c-002611及其下游支系并没有参与藏缅族群的形成,而是与原始藏缅祖先人群交流融合而逐渐形成了现今汉族的主体成分之一。

尽管这个来自基因的迁徙路线也仅仅是一个草图,但那些在语言学界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似乎都能得到合理解释了。

参考文献:《论汉语主体源于东夷》 罗骥,云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 《古汉语研究》2002年 第3期

参考文献:《从龙山文化城址谈起──试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 出处:《华夏考古》 1994年第2期;作者:孙广清、杨育彬。

参考文献:《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出处:《考古学报》 1954年第1期;作者:梁思永

参考文献:《大汶口、龙山文化黑陶内碳纤维的初步研究》 出处:《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1年第1期 作者:邱平、王昌燧、李凡庆、周贵恩

参考文献:《中国古文明起源漫谈系列之三——龙的传人与龙山文化》 出处:《百科知识》 1999年第4期;作者:李季

参考文献:《中国文明本土东部起源说新证》 出处:《社会科学报》 2012年第3期;作者:方汉文

参考文献:《龙山文化--黄河下游文明进程的重要阶段》 科学出版社 作者:李伊萍

参考文献:《山东龙山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出处:《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7年第1期 作者:何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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