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春曉
清晨6點，小薩被枕邊白色黑莓手機的鬧鐘叫醒。
起床胡亂梳洗後，小薩迅速出門。她要在7點之前，從位於香港九龍奧運的家趕到中環IFC的辦公室。
遇到來不及時，小薩有時會跟住在附近的同事一起打車。這樣兩人可以分攤70塊的西隧過海費。但大部分時候她都坐地鐵。
清晨6點40分的地鐵已經擠滿了睡眼惺忪的藍領和學生。小薩偶爾能在車裡碰見其他幾個也住在九龍方向的同事。
小薩早已經習慣了早起。幾年前，小薩在芝加哥大學讀MBA期間，曾經到總部位於加州、全球最大的債券經紀公司PIMCO實習。為了準備東岸的開盤，小薩連續兩個半月，每天凌晨3點45就起床。她凌晨4點半就得到公司。
那時小薩住在加州州立大學Irvine分校的校園裡。清晨4點，小薩出門時，整個校園一片寂靜，她唯一能聽到的，是自己高跟鞋踩在地上“叩叩”的聲響。
芝大MBA畢業後，小薩回到香港工作。她供職過私人銀行，五年前成為一名賣方的銷售交易員（Sales Trader）。
工作日的清晨，坐在明亮整潔的港鐵車廂裡，小薩有時會想起大洋彼岸，凌晨4點寂寞的高跟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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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薩走進位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辦公室時，已經是早上6點50分。許多同事都已經到崗。
小組有12位交易員，除了她，其餘都是男性：一名馬來西亞同事、一名泰國同事、兩名香港同事、幾名歐美籍同事——其中一位是前美國大兵。
小薩加入團隊後，曾經有另一位女同事來幹過一陣子，但受不了壓力，走掉了。
小薩的桌子上立著四個屏幕，三下一上。桌面上唯一跟工作沒關係的，是一盆水栽植物。
8月的香港依然悶熱不堪，但“冰火兩重天”是香港夏日的常態，高級寫字樓喜歡把空調溫度調低到可以穿毛衣的程度。小薩隨時都得披上一件外套才不會被冷得瑟瑟發抖。
參加完早上7點的晨會，等同事打電話向中環“福滿園”餐廳訂好粥，小薩這才有時間跑到洗手間去化妝。為了節約時間，她每天帶化妝包上班，“辦公室所有男同事都見過我素顏的模樣”。
小薩在克羅地亞
小薩的好朋友、活躍於深港兩地的高頻交易員婷姐說，銷售交易員這份工作就是“面對機構客戶的華爾街之狼”。
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主演的好萊塢大片《華爾街之狼》講述過股票經紀人喬丹憑三寸不爛之舌，靠販賣“仙股”（Penny Stock）的小公司給客戶從而收斂鉅額財富的故事。
拋開銷售交易員的狼性不提，近年來歐美投行交易角色退後，銷售角色放大，是不爭的事實。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金融監管機構對投行交易限制重重。小薩所在的Sales Trading部門如果要做交易，出發點必須是幫客戶解決需求，而不是銀行自己為了賺錢去承擔風險。
對小薩來說，銷售是比交易更重要的任務。說白了，他們要靠佣金吃飯。
小薩的客戶包括中國內地和臺灣、香港的大型公募、對沖基金、保險公司，不少都是十億、百億的規模。“幾乎所有你能想到名字的基金，都是我的客戶。”小薩說。她的主要職責是給客戶投資建議，幫他們下單並執行交易。
一般來說，賣方機構的研究員會對公司的基本面進行研究。一個公司基本面可能幾個月都不會變，但市場會上上下下。小薩會結合研究員的報告，並根據自己對市場的判斷向客戶推薦股票。這不但考驗她的經驗、判斷、執行力，也是一個需要不斷跟客戶維護關係、長線作戰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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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交易員這份工作的節奏緊隨市場起伏，忙起來爭分奪秒，比打仗還緊張。
2015年亞洲市場大漲，小薩常忙得要飛起來，“十個客戶同時出現，我五秒鐘內要應對五個客戶”。
交易員大部分時間都單打獨鬥，偶爾也互相掩護一下。最忙的時候，小薩一整天都沒時間吃飯，甚至來不及去洗手間。
2015年4月，A股爬上4000點，人民網一篇題為《4000點才是A股牛市的開端》的文章，一時瘋傳。
那時，小薩感覺到有點危險了。“當時問題在於，這個類似於國家牛市，不知道國家想要怎麼收場，就覺得周圍人全部都在用槓桿，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剎住腳。”小薩所在的位置讓她能看到所有客戶、大資金的走向，這給了她觀察市場大局的一個絕佳視覺。
7月，市場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大家心理上比較脆弱，一隻腳在門內，一隻腳在門口已經隨時要逃，只是對於裡面的Party還有一些留念。”
到了八九月，救市措施失效，市場開始恐慌。有的客戶在恐慌的氛圍裡表現十分激進，直接丟一張單子給小薩，讓她把上面的股票在一天內全部賣完。
由於客戶的股票持倉量相對於股票成交量挺大，如果真的一天賣完，可能會把股票價格砸低幾個點。
遇到這種情況，小薩會問清原因。如果是風控需要砍倉，或者被贖回了，自然沒話可說。如果是調倉，她會跟對方解釋這樣賣下去對市場的衝擊，建議他們分兩三天來賣，這樣市場有一個自然吸收的過程。
那段時間，小薩也有客戶通過做空對沖風險。但做空本身很難，不僅需要操作人對公司的基本面比較瞭解，還要掌握好時機，否則就算長期看對了，也很容易被逼空（short squeeze）。
“就像當年多少人看空日元，覺得這個國家的基本面完全不能支撐它那麼高。但這麼多年，多少人死在了short日元的路上。”小薩說。
2015年股災期間，小薩既累又亢奮。每天都有新的消息出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她時刻感覺到形勢的危險，“但憑自己一己之力也根本剎不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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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2015年的瘋狂，市場在2016年趨於平靜，小薩和同事們節奏也隨之放緩。
好處是小薩落得輕鬆一點，交易時間能有空去上上洗手間，跟同事插科打諢一下。壞處是去年底子太好，今年業績目標可能完不成，年底獎金要打折。
有業績壓力在身，小薩隨時都緊繃著一根弦。
作為應該信息靈通的賣方人士，一旦有新聞或者政策出臺，小薩和同事就得打電話給客戶，希望他們在倉位上有所動作，避免被同業競爭者搶了先機。
哪怕有時她認為某個消息對長線投資並不會產生影響，屬於“噪音”，她也必須知情。比如遇到某地方政府就房屋限購出臺新規，雖然小薩認為這對房地產公司的基本面並不會有影響。但客戶打電話給她時，她也必須有準備，不能一問三不知。
她把這形容為巨大的“信息焦慮感”。
為了讓自己每天都在最佳狀態運轉，小薩強迫自己每天晚上10點半之前就要上床睡覺，兩部手機全部關機。
“我是沒有夜生活的。”她說。
這份工作要求交易員必須十分細緻。有時客戶會直接通過郵件發送一個股票的單子來讓她買賣。稍不留神，小數點錯個位，或者多個零少個零，都會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小薩曾親眼看見頭天晚上喝酒到宿醉的男同事第二天上班連續出錯，被公司警告。
她不允許自己犯這種錯。
理論上，小薩希望每年200多個交易日，自己每天都像機器一樣，一個錯都不出地運轉。
然而人畢竟不是機器，心情有起伏，身體狀態也有高低，小薩也有力不從心時。為了避免狀態不良影響發揮，偶遇身體不舒服她寧願請假，也不硬撐。
“以前對自己很生氣，覺得為什麼不能像別人那樣一直精力充沛？現在我已經開始比較坦然地接受了。”她說。
工作五年來，小薩是全組出錯最少的交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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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薩把跟男交易員一起工作形容為“一起打仗”。但戰友之間也難免有衝突。而作為辦公室的少數性別，小薩明白自己隨時可能面臨各種偏見。
當她還是新人時，常常面臨這樣的質疑。
剛剛開始做銷售交易員大概半年左右，小薩因為客戶的事情跟一位男同事員吵了起來。
當時，小薩的客戶，一家中資基金，和同事的客戶，一家外資基金，同時要買一隻股票。
由於市場賣盤份額有限，按照外資投行所謂“公平交易”（Fair Trading）的不成文的規矩，這種情況發生時，兩個客戶需要一起去分這個份額（Split the Print），才不會因為兩家競爭把價格買上去，引起市場波動。
雖然這是投行不成文的規矩，但很多客戶，特別是中資客戶並不在意。作為買方，這裡買不到，他們也隨時可以通過別的券商買。
“客戶催我，你到底買不買，不買的話，趕緊把單子給我撤回來，我走別家。”小薩幫客戶買掉了全部份額，股票價格上去了3個百分點。小薩同事的客戶是典型的中規中矩的外資，遵循“不能佔市場交易量30%”的規則，自然不高興。
同事告狀到老闆那裡。老闆對她一陣怒批：
“你怎麼搞的，上去3個pct？”
“沒辦法，我客戶有投資的需求，他們今天必須要拿這麼多量。”
“不行，你要來split這個print，這影響到了我們的fair dealings原則，要是證監會找茬怎麼辦？你要manage你的客戶！”
被老闆罵完，小薩一個人躲到洗手間去掉眼淚。那是她第一次在辦公室掉淚。
幾分鐘之後，心情平復的她又回到電腦前開始工作。
事後客戶告訴小薩，當時著急是因為如果買得太慢，自己的投資決策會受影響。
回想起這次衝突，小薩認為這是習慣了A股的中資基金在進入成熟市場時必然會發生的。
A股的波動性很高，上下波動5個百分點很正常，但其實越成熟的市場，波動性越小。
“很多A股的客戶過來，他說這個股票，我看漲50個pct、100個pct，不在乎它今天漲了3個pct。那就買吧。”
然而，許多外資機構習慣了發達市場的低波動，自己也有嚴格的風控要求。如果這個單超過市場成交量的30%，或者市場價格波動了5%，就不買或者不賣。
小薩的客戶90%都是中資機構。在她看來，他們並沒有違反港交所或者證監會的規定，只是並不認同“外國投資人”認為市場該怎麼運行這一套而已。
後來，小薩還不斷遇到類似的情況。她學會更好地去化解衝突，會跟客戶解釋，其實“公平交易”的原則對他們來說也是有弊有利，因為說不定下次他們就是後來買入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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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薩進入金融行業，走上交易這套路，跟她敢想敢做的性格密不可分。
當年，小薩的父母曾一心想讓女兒在四川老家上個銀行或者郵電專業的中專，早點工作。
小薩那時年紀雖小，對自己的人生已經有了些想法。她喜歡看楊瀾主持的《正大綜藝》。她想繼續念普通高中、考大學，最後當個外交官，周遊世界。
中考結束後，小薩在父母的堅持下去參加了中專體檢，卻故意沒有做完最後一項檢查，導致中專落榜。
不知情的爸爸跑去質問招生老師：為啥我的女兒成績第一名，你們不錄她？
三年後的高考，父母覺得女兒讀個離家近的四川大學就不錯了，小薩卻執意要出遠門看看。
她報了提前錄取批的外交學院。外交學院招人少、分數高，她沒上。結果她被當時還不太火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錄取，誤打誤撞開始學商科。
大學畢業後，小薩留在北京工作，成為了一名債券交易員。初出茅廬的她很快在交易中充分體會到了數字的魔力，同時也感受到金融和柴米油鹽的現實生活之間的距離。
債券交易員整天要盯著GDP、CPI看，這些宏觀的數據動不動就會影響她上百萬、上千萬的頭寸。但宏觀的東西離小薩的生活似乎太遠，讓她覺得很“虛幻”。
“你去吃碗麵，會想到哦，今天CPI漲了3%，所以這個面漲了3%嗎？”她說。
一直到後來職業發展、轉型，小薩慢慢轉到股票投資的領域，她才覺得自己稍微“接地氣”了一點。
這幾年，逢假期小薩就像腳板心像抹了油一樣全世界到處跑。迄今，她一共去了30多個國家，見識了不同的風土人情，風景地理。
最近一次長假，小薩迎風坐在挪威604米高的佈道石的懸崖邊
出門在外，小薩不斷地提醒自己，世界不都是像香港這樣。
“你在抱怨這兩三百的一餐不好吃的時候，其它地方人家吃個二三十的飯菜也覺得很開心。”
在芝加哥大學讀MBA時，小薩爭取到跟同學一起去非洲的博茨瓦納當志願者，宣傳預防艾滋病，連續一個星期不能洗澡，也沒什麼水喝。
小薩強烈地感覺到那裡的人跟動物一樣，不過也是一個生命而已。“可以產生，也可以熄滅。”
幾年前在印尼，小薩半夜三點爬起床，冒著極濃的硫磺煙，揹著佳能5D Mark3，去看只有半夜才能看到的火山的藍色煙火——火焰像幽靈一樣美。後來連續一個星期，她都感覺呼吸裡有一層硫磺味。
旅遊讓小薩有了不一樣的視角和閱歷。她開始更多地思考生命的本質。成長的過程裡，曾經的優越感被慢慢磨平。她開始認識和接受自己的“普通和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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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小薩在香港生活的第七年。她開始思考職業和人生的下一步。
小薩從MBA畢業後，一直待在大投行。但她明顯感覺國際投行近年在亞洲的競爭優勢在慢慢降低。許多銀行開始瘦身，巴不得把一個人當兩三個人來用。而且每個投行賣的產品“都差不多”，怎樣去提供差異化的服務，找到自己的競爭優勢，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銷售交易員這份工作，小薩做得得心應手，也給了自己掙來了體面的生活，但並不能完全滿足她精神層面的需求。
銷售的壓力要求小薩為業績做出妥協，要求她理性，抗壓；不能很感性、脆弱。她的另一面因此一直被壓抑。
跟朋友聊天時，她會開玩笑說自己怎麼做了這麼一份“充滿銅臭味”的工作。在自己的平行宇宙裡，小薩覺得自己可能是《國家地理雜誌》的攝像師，或者是一位服裝設計師。
過了“三十而立”的坎後，相對於賺錢，現在的小薩更急迫地想要找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獨特的價值”，去做一些“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
這種自我實現的慾望，這一兩年愈發強烈。
香港社會價值高度趨同。小薩身邊的人大部分都做金融，當律師、醫生，追求賺錢、養家、成名。她想跳出這樣的單一性，找到一條自己的路，能在這個世界上“留個印子”。
交易場上的天文數字，很多人覺得炫酷，但小薩一直清醒，她知道這些數字跟自己關係並不大。
25歲生日的那天晚上，小薩在北京跟兩個同事一起，做了近20億美金的交易，回到家時已經凌晨一點。
她記得剛剛滿25歲的自己坐在桌前，寫了一篇日記，記錄當天的工作和心情。
“從那之後，再大數目的錢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數字而已，我僅僅是要確保不要搞錯幾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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