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昕 曾繼儒 趙佳慧 北京報道
越小的兒童，越需要安全感，其與照料者間的關係是未來一生中與其他人建立關係的最基本模板。虐待造成的不信任會影響孩子與他人的關係。
2017年攜程親子園虐童事件後，上海早教機構再次爆出虐童事件。
事發地位於上海浦東新區凱瑞寶貝（北蔡店），有網友公開了虐童視頻。據官方通報，疑似虐待幼兒情況經核查基本屬實，公安部門已對兩名涉事工作人員實施刑事強制措施，該店已停止經營。公安和檢察機關也已介入調查，啟動調查取證程序。
據瞭解，凱瑞寶貝（北蔡店）繫上海紫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經營。企查查顯示，其成立於2016年11月8日，經營範圍為從事教育科技領域內的技術諮詢、技術開發、技術服務、技術轉讓，網絡科技，文化藝術交流策劃等，並不涉及托育。有關部門在通報中也明確指出“無早教、托育服務資質”。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加快發展多種形式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支持社會力量興辦托育服務機構。隨著供給加大，“無處可託”的問題正有所好轉。但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加強兒童安全保障”也擺上了桌面。
彩虹小鎮幼兒園創辦人王超告訴記者，與幼兒園階段相比，托育的孩子年齡更小，語言發展不成熟，表達能力有限，遭遇虐童更不易被發現。且0-3歲的孩子尚處於與養育者建立安全感的最重要時期，如果被成人虐待，會影響孩子對世界的最基本信任。
“從這幾個角度看，0-3歲虐童的性質更惡劣。”王超說。那麼，應該如何築牢托育機構的兒童安全防火牆？
3歲前被虐待將影響一生
2018年11月27日，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對攜程親子園虐童案一審公開審判，8名被告人因犯虐待被看護人罪被判刑，並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內從事看護工作；2018年4月，南京孝陵衛街道愛家暮童服務中心（託兒所）曝出虐童視頻，孩子被毆打推搡；教育集團紅黃藍也曾陷入虐童風波……
據不完全統計，2017年至今，全國有報道的托育、幼兒園虐童事件有十幾起，事發地點分佈於全國各地。
王超表示，3歲前孩子的探索慾望很強，但還未形成規則意識，如果老師缺少愛心及專業素養，不理解、不接納孩子的種種正常表現的話，容易出現虐童情況。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尚曉援長期從事兒童福利和保護工作。她告訴記者，孩子出生後的一千天內是最關鍵的，如果在這時出現虐待，對其一生的影響嚴重。
“越小的兒童，越需要安全感，其與照料者間的關係是未來一生中與其他人建立關係的最基本模板。虐待造成的不信任會影響孩子與他人的關係。”她說。
家長“無處敢託”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針對實施全面兩孩政策後的新情況，加快發展多種形式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支持社會力量興辦托育服務機構，加強兒童安全保障。隨著後續扶持力度的加大，“無處可託”的問題將有所好轉。
但是，新的問題來了：如何解決家長“無處敢託”？幾位接受採訪的家長沒有一個願意將0-3歲的孩子送入托育機構，哪怕再困難也要堅持依靠家庭力量帶孩子。
34歲的衛女士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在單獨二孩政策推出兩年後，她的小女兒出生，然而，托育問題也再一次擺在她面前。談起帶小女兒的經歷，衛女士用“勞師動眾”來形容：“孩子3歲前週一到週五由外公、外婆、爺爺、奶奶輪流帶，週六週日由我和孩子父親帶。”
為何不選擇托育機構？衛女士無奈地表示，最大的原因還是不放心。“託班小朋友太多，老師一人管那麼多孩子，肯定沒家人照顧得好。”
即便師資配比合理，衛女士認為孩子的身心健康問題也必須面對。“現在的小朋友只要開始上幼兒園就經常感冒生病。況且從心理上講，孩子小時候還是應該多跟家人相處。”
孩子已經兩歲的邱女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自己小時候上的託兒所是父母單位自己辦的，在大院裡，會比較放心。而現如今的托育機構，孩子父母間、和老師間都不認識，對商業化運作的機構就更不放心了。
家長的不放心，除了源自頻頻見諸報端的虐幼事件，也源自對托育機構條件的擔憂。師資、環境和管理是家長們最主要的訴求，在這幾方面都較突出的公立機構，是家長眼中的最佳選擇。
然而由於編制、預算等問題，公立機構遠無法滿足需求。以教育質量處於全國前列的上海為例，截至2018年，能提供2-3歲幼兒托育服務規模數佔幼兒數的8%左右，僅有22%的幼兒園開設託班，且多為民辦幼兒園。
“希望增加公立性質的機構，同時在選擇老師時注重考查品德和愛心，提升師資質量。”一名家長告訴記者。
托育安全的癥結在哪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虐童事件，家長的不放心、不信任一再被放大，托育的癥結究竟在哪兒？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記者，虐幼等托育問題的發生，主要原因是教師資質不合格，資質不合格的幼師對兒童管理的方法、經驗、耐心不夠。如果資質到位，就有能力做好管理孩子的事，也就不會採取暴力的方法。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瞭解，不少幼師曾在社交媒體上抱怨待遇差、工資低、工作量大。一名幼師曬出的工資條上，月薪只有一千元左右。此外，曾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某大學幼師專業畢業的本科生工資，要比同屆其他專業本科生低20%。
以北京市海淀區為例，在某招聘網站上，記者注意到，幼師月薪大多集中在3000-4000元每月，雖高於北京市的最低工資水平，但遠低於全市職工月平均工資的8467元。
更大的問題是政策空白。目前，尚無規範的3歲以下嬰幼兒照料和教育政策法規。業內對此呼聲極高，希望儘快明確頂層設計。前不久，一則《全國托育服務機構認證標準》發佈的消息出現在網絡，該標準由全國衛生產業企業管理協會標準與認證專業委員會發布，並宣稱這一標準是在國家衛生健康委領導支持下制定的。但隨後國家衛健委出面闢謠，稱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設置標準尚在制定中。
國外有些國家在托育方面已經走了很遠，經驗值得借鑑和參考。尚曉援表示，澳大利亞規定了早教機構的師生比為1：2，即一個老師帶兩個孩子。有的國家的托育機構非常注重家長參與，如果沒有家長委員會參與管理，或許會影響機構的開辦。
但同時她也指出，我國國情與他國存在差異，若按照澳大利亞的師生比標準，可能會導致托育價格非常高昂，因此應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綜合考慮。
目前，國內一些托育機構，正嘗試著手解決虐童等問題。據瞭解，有獲得托育服務資質的托育園採取園區無死角視頻監控系統和人臉識別系統等進行人員安全監控。
王超表示，“最重要的是要把好兩道關——招聘和培訓，即選對的人，為對的人提供專業的培訓。在招聘層面，建立幼兒教師崗位勝任模型，清楚知道什麼樣的人真正適合做幼師，需要具備哪些性格特徵、心理狀態等，而並不需要看重老師是否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在培訓上，大部分機構都側重於教研，但對幼師更需要的是自我認知和對兒童認知的培訓。”
“兒童早教是值得敬畏的事，需要老師真正瞭解自己，真正懂得孩子。”王超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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