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歷史的內容與虛實

二、中國歷史的內容問題

顧頡剛先生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所寫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詞》，被認為是中國新國學誕生的標誌，也是科學研究整理中國歷史內容的宣言書。文章中說：“我們的機關是隻認得學問，不認得政見與道德主張的。……事實是不會變的，我們所怕的只在材料的不完備，方法的不周密，得不到真實的事實。”他的這種歷史哲學認識，在中山大學操辦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時候又進行了具體闡述：“我們研究歷史感著痛苦，最沒法措置的是記載的偏畸。我們研究歷史的人，要打破以貴族為中心的歷史，打破以聖賢文化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歷史，而要揭發全民眾的歷史，要把聖賢文化和民眾文化平等研究。”

當時的中國歷史，《戰國策》、《左傳》、《史記》、《資治通鑑》等被稱作經典，然後是各個王朝的斷代史，動輒幾十卷，數量之大舉世無雙，但無非帝王將相爭權奪利的無聊過程和他們生兒育女的生活細節，顧頡剛先生文雅地稱之為聖賢文化的歷史。

顧頡剛先生在中山大學的時候，“立意在繼續北大同仁所要做而未成功的工作”。他在中大發起民俗學會，創辦《民俗學會叢書》，開始為中國歷史內容從聖賢文化轉變為聖賢和民眾文化收集資料，積累素材，“也想同時記錄史料，重編國史。”遺憾的是，他很快又離開了中大，回到北京，雖然也繼續從事著《古史辨》的工作，但隨著抗日戰爭爆發，他把大量時間和精力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動中，編輯通俗讀物向民眾宣傳抗日，他說，讀書人天天看報，用不著我們宣傳，我們要做的是用通俗的百姓語言編輯歌謠，讓民眾知道。加上後來國共內戰，時勢變換，顧頡剛先生的國史始終沒見蹤影。

國內現在流通的中國歷史，基本屬於三個版本的內容。一個是呂思勉先生的《白話中國通史》（1921年出版），中國第一部白話通史，此後，1941年，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簡編》出版，1999年，白壽彝的《中國通史》出版。這是中國通史的三個版本。范文瀾先生參加過考辯古史，呂思勉先生作為史學前輩也參加考辯並參與《古史辨》第七集的編輯，白壽彝先生是顧頡剛先生在燕京大學的同事，得力助手。三個版本，呂思勉先生的《白話中國通史》分為文化史和政治史上下部分；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簡編》和白壽彝先生的《中國通史》都只直接分歷史時期，各個時間內將政治與社會文化前後安排。三個版本的主要內容都大同小異。

按照顧頡剛先生的歷史觀，歷史可以看成兩套，一套是事實的歷史，一套是記載的歷史。事實的歷史一定存在，但天長日久，許多事實我們無從得知。記載的歷史，記載的就是事實的歷史，但記載的工具無論是文字也好，視頻也好，都沒有可能將全部事實記載出來，記載的就只是事實歷史的部分內容。中國歷史的內容問題，指的就是記載的歷史，也就是歷史書籍之類。

記載的歷史只可能是事實歷史的一部分，而且只是一小部分，甚至可以說是極小極小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是否代表著事實的歷史，是否可以從這極小的記載部分認識事實的歷史，就必須要有概括性、代表性、提示性，否則，記載的歷史就不能夠表示事實的歷史。

正如顧頡剛先生所言，中國歷史的內容長期表現為“貴族的歷史”。上述三個版本的中國通史，主要內容實際上就是呂思勉先生的中國政治史，“貴族的歷史”指的就是這種政治史內容。

歷史，記載的歷史，由於它只能記載真實歷史的極小部分，這部分歷史，不僅意味著記錄著人類社會的過去，它同時意味著“讓過去告訴未來”，把過去的事實記載下來告訴人們，它雖然過去了，但不能讓它出現在未來，或者，不能讓它在未來消失，這是歷史存在的價值，否則，也就用不著記載歷史了。

顧頡剛先生在《古史辨》裡有這樣一段話：

秦漢以下直到清末，這兩千年的社會是一個基礎在同一的經濟構造上建立而成的社會。我們從歷史上去觀察，看見這兩千年的社會生活是時時變換的，最顯著的便是政治上的朝代更換。其實，這種朝代的更換是表面的，枝葉的，在社會的經濟構造和伴生的組織根本上，骨子裡卻沒有改變。

眾所周知，我們通用的中國歷史內容始終主要記載的是政治內容，甚至，所記載的思想內容、社會習俗內容、生產活動內容都圍繞政治內容而服務，理論上看，它們只能稱為中國政治史，而不應當使用中國通史的名稱，名實不副。要知道，中國歷史，儘管中國社會長期處於政治活動控制一切的狀態，中國社會的人類活動並非如此單一，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同樣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社會活動。

例如，1934年，顧頡剛先生創辦《禹貢》學會和半月刊，“但以中國歷史之長，地域之廣，多的是材料。”他聽說王同春開發河套的故事後，出版了一期《河套水利調查專號》，由此開始了邊疆各民族和歷史地理的調查和研究，並同時開始關注《地方誌》。“即使是在古籍中，也有不少的民族信仰，民眾生活，但是一向為聖道王功所包蒙了”。

種種原因，顧頡剛先生所指的歷史內容後來被歸納到民俗學範圍，與歷史分道揚鑣。中國歷史的主要內容就成為政治專門史，但打著中國歷史的名目。

三、 中國歷史的虛實問題

“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是顧頡剛先生的著名論斷，《古史辨》對之進行了長篇累牘、不厭其煩的論證和考辯。 90多年過去，沒有誰膽敢站出來否定這個論斷。許多人只能假裝不知道它的存在，為了附和個別人主張的歷史認識，或者說他們的特殊需要，將中國歷史編造成為他們所需要的樣子。於是，大量的歷史事實被一些虛無縹緲的歷史概念所替代。

比如封建社會，這是一個抽象概念，在當代中國歷史記載中普遍使用。它不僅成為人們認識中國歷史的基本框架、原則，也同時構成了中國歷史的主要內容。當人們認識公元前221年直公元1894年之間的中國歷史，很多人就非常明確地使用封建社會來表達，即使從事歷史研究的著作，也大都將這個概念作為一種前置條件，“由於是封建社會，就必然這樣那樣”， 將它充當成了一種歷史事實進行描述。

封建社會這個概念並非一種歷史事實，退一萬步說，它真實地描述出了某種社會的特徵，但所描述的特徵也是許多種歷史事實的集合，那許多歷史事實才是歷史內容，歷史記載的是具體歷史事實，抽象概念最多隻能作為歷史研究的專業術語使用，一旦作為歷史事實使用在歷史中，即使只作為標題，也失去了歷史的真實性，成為一種虛幻的歷史概念。

在歷史裡，使用某個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指稱某種歷史現象，如“秦朝”、“官渡之戰”、“毛澤東時代”等等，都能夠明確表示其所指示的歷史事實。但封建社會這種概念，則並非依照某一歷史事實而出現，而是脫離所有歷史事實而人為製造出來的一種概念，相當於強姦歷史的行為。這種概念，看似與歷史事實存在關聯，實際上與任何歷史都沒有聯繫。比如，說1894年前的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那麼，為什麼公元前221年之前的中國社會不算？為什麼1894年之後的中國社會不算？公元前221年之前的中國社會和1894年之後的中國社會，無論從那個角度看，都與中間的中國社會存在大量的相同和相似特徵，相反，完全不同的特徵並不存在。

類似的抽象概念還有很多，如資本主義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等等，這些抽象概念並沒有明確描述出一種獨特的歷史特徵，只是對個別歷史事實進行的一種牽強附會的抽象，與真實的歷史事實脫離甚遠，並不能夠用以表達歷史事實和內容，當它們用於歷史記載裡，就使得歷史成為一種虛幻縹緲的內容，似是而非，不便於認識歷史真實。

歷史除了必須尊重歷史事實之外，還必須尊重一般歷史常識。

由於歷史是記載過去的事情，許多過去的事情當時不曾記載，後來的歷史內容往往無法找到當時的事實證據，比如300萬年前的歷史，1000萬年前的歷史，它們早已經消失無蹤，這種情況下，我們並不能否認歷史的存在，只能通過人類的認識常識進行推論。這種歷史常識缺乏歷史事實，但不缺乏客觀事實。比如，17000年前西班牙出現了巖畫，中國發現的巖畫至今只有6000多年，那麼，17000年前的中國人什麼樣？西班牙人的巖畫就成為一種歷史常識，可以用來推測當時中國土地上的人類生存狀態。

歷史常識也是一種實在的歷史認識，或者歷史推論，與那種抽象的無歷史依據的概念不同，歷史常識能夠幫助我們認識歷史事實，抽象概念則往往誤導我們產生虛假的歷史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