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朝皇帝的纵欲无度
契丹人是马背上的民族，在建立辽朝后仍保持着畋猎和嗜酒的传统，即使是统治阶层也不例外。辽代有四时捺钵的制度，捺钵期间饮宴也习以为常，但如果皇帝在这两种行为上一旦过度就可能产生较大的危害。耶律察割正是利用辽世宗“
祭让国皇帝于行宫”，“群臣皆醉”的时机，发动的政变。
辽穆宗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史书说他“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有“睡王”之称。《辽史》中关于穆宗“侦鹅”“获鸭”“呼鹿”“猎熊”等游猎的记载比比皆是，至于“终夕乃罢”“终夜畅饮”等酗酒的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尽管捺钵是辽朝的国制，好酒也是契丹人的习俗，但一向简略的《辽史》唯独对穆宗的游猎与饮酒之事不惜笔墨地大书特书，可见穆宗之过。除此之外，穆宗还有残忍嗜杀的一面，而他杀人的对象往往是一些身份较为卑微的“兽人”、“獐人”、“彘人”、“虞人”、“近侍”、“鹿人”、“酒人”、“饔人”“鹘人”。一般皇帝杀人都以巩固统治为目的，而穆宗杀的这些下人显然不会威胁到他的权位，但这些人却无一例外的做着服务于穆宗打猎或者饮食的工作。穆宗动辄对这些人处以极刑，可见穆宗对于饮、猎二事近乎发狂的痴迷。讽刺的是，穆宗和世宗虽皆死于政变，但世宗死于皇室贵胄之手，而穆宗却殁于“
近侍”、“盥人”与“庖人”之谋，也算是“死得其所”了。连《辽史》的作者都对此拍手称快,说穆宗“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变起肘腋，宜哉”。穆宗的荒淫无度算是比较极端的例子，而作为中材之主的辽兴宗也险些因为饮酒而误了大事。兴宗在位时曾与其弟耶律重元嬉戏，饮酒赌博，先是“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后又“赌以居民城邑”，把国家的前途命运视作儿戏。幸得伶人罗衣轻的提醒，兴宗才幡然醒悟。
对辽朝灭亡负有重大责任的两位皇帝辽道宗和天祚帝之于畋猎之事也可谓痴迷。《辽史·道宗本纪》中有关道宗游猎的记载不下 39 处。道宗不仅爱好打猎，还将此作为拔擢官员的途径，如大康元年（公元 1075 年）二月，“以获鹅，加鹰坊使耶律杨六为工部尚书”。天祚帝在游猎方面的兴趣较其祖父道宗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因“吴乞买（金太宗完颜晟）、粘罕（宗翰）、胡舍（希尹）等尝从猎，能呼鹿，刺虎，搏熊 ”，天祚帝就对三人加官进爵，而这三个人后来皆为阿骨打开国灭辽的重臣，天祚帝养虎遗患，贻笑大方。即使在女真起兵到辽代灭亡这么重要的时段内，天祚帝打猎之事仍然不绝于史。天庆五年（公元 1115 年）正月，天祚帝下诏亲征，然而事实上到了六月，天祚帝还在特礼岭清暑，七月还在岭东打猎，直到八月，天祚帝才“罢猎，趋军中”。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辽军已接连打了好几场败仗了，天祚帝的御驾亲征也无法扭转不利的战局。同年十二月耶律张家奴发动叛乱，天祚帝腹背受敌。此后，面对女真人的步步紧逼，天祚帝基本上处于变逃跑边打猎的状态，途中还听信萧奉先的谗言逼死了晋王敖卢斡，堂堂一国之君已然成了他人的猎物，最终为完颜娄室所擒，这对于一生沉湎于渔猎的天祚帝来说可谓是最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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