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通缉的外交官
近代中国的历史，就像一个巨大的沼泽地，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即使是以职业外交家自居的顾维钧，也同样三番五次地卷入到政治斗争中去，结果竟然两次被列入通缉名单。
1928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才一个月，南京国民政府便发布了一份通缉令。通缉名单中包含顾维钧。虽然顾维钧已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任何官职加身，但在南京国民政权看来，顾维钧是一个为多任军阀头子效力的外交官，理应受到处罚。
另外一次更加惊心动魄。1924年10月25日，顾维钧刚起床，冯玉祥已经领兵包围了总统府。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一举推翻了曹锟政府。但这时的顾维钧一直是曹锟十分重用的外交总长，他深感恐惧，担心冯玉祥对他下手，因此第二天凌晨悄悄逃往天津。当时《北京导报》对顾维钧这次的逃跑做了详尽的描述，说顾维钧博士穿了女装，才没有被人认出来。
这样惊心动魄的逃亡时刻在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中非常多。由于他影响力极大，又无党无派，所以每逢政权更替，他本人也都会经受一番舆论攻击。但顾维钧是个职业外交官，他的任务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为他的国家服务，是国家，不是某个政党。哪个政党被国际承认，他就在哪个政府工作。
由于顾维钧曾经被列为“战犯”，中学历史课本中也没有他的名字，顾维钧一度被人遗忘。1999年，陈道明主演电影
《我的1919》，一举拿下金鸡奖等众多奖项，陈道明拿下最佳男演员。基于电影的广泛影响力，顾维钧才重新被人们认识。
与周总理和李鸿章的半路出家不同，顾维钧是正经科班出身。顾维钧于1888年出生在江苏嘉定，最初也是在旧式私塾读书。父亲有感于国家动乱，便让他放弃科举考试，转而进入西式学院学习。1899年，顾维钧考入上海英华书院（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之后放弃公费留学，自费前往美国，于1905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众多留学生都选择工程类的实用技术专业时，顾维钧立志从政，专攻国际法和外交，并获得博士学位。
顾维钧博士毕业后回国，在总理唐绍仪的的极力推举下，当上了袁世凯政府外交部的秘书，这一年他24岁。
山东和耶路撒冷
晚年的顾维钧居住在纽约，有人曾经问他，在那么多的外交经历中，最难忘的是哪一次。顾维钧回答说，1919年的巴黎和会。他的女儿也曾特别自豪地说：“中国现代史表明，先父是在国际会议上对列强说不的第一人”。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4万华工浴血奋战，为中国赢得战胜国的身份。协约国计划在巴黎召开会议，解决战后问题。作为战胜国之一，又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希望在巴黎和会上，借助这次难得的机会，将山东收回。于是，南北政府经过一番争执，最终派出了陆徽祥、顾维钧等人前往巴黎参加会议。
在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这两项提案。尤其是山东权益的问题，几乎就是顾维钧一个人在战斗。为此顾维钧做了一个十分精彩的演讲。他说，14万华工大都是山东人，中国儒家文化起源于山东，西方信仰的基督教起源于耶路撒冷。
中国不能没有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中国人民还是有些天真。在国际舞台上，国家发言权的大小并非以国家对战争的贡献大小来衡量，而是凭借国家的实力来决定。事实十分心酸，巴黎和会实际上是一个西方列强秘密分赃的会议，意大利后来因分赃不均，还退出了会议。而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一方，也没有受到战胜国应有的待遇，日本作为战败方却列为一等国。
不久，意大利退出议会。日本利用这一形势，趁机要挟英美法等国满足其在山东的利益。几个大国为了满足自身利益，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
面对列强的冷漠和傲慢，顾维钧愤然表示：“中国为顾重和会全局，已经一再忍让到极点，会中尚不能承认，甚为可惜。准次情形，恐中国委员团未能签约”。
电影《我的1919》中，陈道明饰演的顾维钧在签约当天，合上合约书转身就走。但在真实的历史中，顾维钧和中国代表团压根就没有出现在签约场所 。据顾维钧后来回忆到，签约仪式举行的同时，他正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然。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的历史上。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整个世界都为之愕然。”
1919年8月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封读着来信，其中写道：“签字还是不签字，这是个问题。6月28日，中国代表团全体缺席，场面十分引人注目。必须承认，中国不签署合约就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然而，中国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尽管顾维钧等外交代表据理力争，但在利益面前的列强根本不讲任何道义，中国再度成为牺牲品。最终，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还是转交给了日本。
这年春天，在山东主权的问题上，顾维钧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英、美、法等国决定将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的消息传到国内后，激起了北京学生的怒火。5月3日晚上7点，北京各校的学生代表们在北大礼堂举行了全体学生大会，包括政法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等13所高等学校的学生。5月4日，13所高等学校的学生汇集在天安门前，讨伐当年出卖山东权益的曹汝霖、章宗祥等人，引起国际广泛关注，这就是“
五四青年运动”。
这样的自发性运动在今天看来具有非常大的进步性，但基于当时的形势，五四运动存在着非常大的弱点和缺陷。在五四运动期间，就有人客观指出，国民“
盲从而好动，于事之真伪，不肯细为研究，只须稍稍传布流言，肆意挑拨”。在巴黎和会尚未结束时，北京许多学生听信一些坊间谣言，居然认定顾维钧和陆徽祥都属于北洋政府派入和会专使团内的“卖国贼”。因此，即使顾维钧在和会期间一心为国，并在外交舞台上以精彩的演讲打击了日本代表，有时却仍然要蒙受不白之冤，成为一些五四青年责骂的“卖国贼”。直到华盛顿会议上收回了山东主权，顾维钧和其他外交代表才沉冤得雪。
顾维钧一直将山东的权益视为重要的国权问题。1921年11月12日开始，为了解决一战后列强在远东地区及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列纷争，美国政府发起召集了著名的华盛顿会议，中国问题被列为主要问题之一。
1921年10月30日，中国代表团抵达华盛顿。《纽约时报》报道称：“由近百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抵达华盛顿，他们的到来受到了热烈欢迎。”顾维钧深知舆论氛围的重要性，更是公开向媒体表示中国政府的立场，“
中国必须获得政治独立，确保领土完整”。
这次会议会议一直开到1922年2月6日。直接面对中国问题的会谈一共举行了36次，谈判进行得格外艰难，时常陷入僵局。最终，在英、美两国的居中调停下，日本政府无可奈何地交出山东省的一切权益，并宣布放弃了《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1922年2月4日，中日双方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山东问题终于在谈判桌上获得解决。
东北，是个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占领整个东北，决心夺取锦州，将中国的势力完全逐出关外。因此，锦州的问题一时间成为中日问题的焦点。不久，蒋介石希望张学良说服顾维钧，清他南下为国家服务。9月30日，为了解决锦州的问题，顾维钧出任了国民政府特种外交委员会秘书长一职，再度走到抗日前线。在当时的情形下，处理对日关系绝对是最烫手的山芋，一旦处理不好，就被亿万国民视为卖国贼。
关于锦州问题，顾维钧的最初设想是。先依靠外交途径，使得锦州处于中立位置。万一无效，再运用本国实力谋求保守。这个设想受到蒋介石的赞同，但却不被国民认可。顾维钧曾说，“我就任外交部长后，很多学生团体要见我……他们仍然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要和我亲自谈话。我出去一露面，他们就喊打，打！ ”江苏同乡会甚至发电报警告顾维钧，如果不改变现行政策，就要炸掉顾家祖坟。
最终，锦州中立方案被迫取消，顾维钧也随之辞职。
1931年12月，在中国政府三番五次地要求下，号称以主持国际正义为己任的国联行政院总算通过了一项有关中日冲突的决议案，派遣调查团赴中国进行调查。1932年1月21日，调查团正式成立，这就是著名的立顿调查团。团长是亚洲问题专家李顿爵士，成员由英、美、德、意、法各派一人组成，中日双方各派一人为顾问，随团进入东北调查。
根据国联要求，中日两国顾问不能由政府官员担任，但又必须懂得国际外交原则。辞职不久的顾维钧再一次直接面对与日本的外交。日本人十分不欢迎顾维钧，他们很清楚，顾维钧一旦进入东北，形势将会对他们十分不利。于是用尽各种办法阻止顾维钧进入东北，一会儿说东北局势不稳无法保证生命安全，一会儿又故意散布消息对家属进行恐吓。
面对日本人的公然威胁，温文尔雅的顾维钧没有丝毫退缩。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他在发往南京政府的电报中说：“我早就决定献身于中国，在执行任务时，我自己就像任何一名被召唤去为国战斗的战士一样，义无反顾……如果我的生命遭到任何不测或者为国牺牲，我认为那是极大的光荣”。
最终，在团长李顿爵士的坚持下，顾维钧随团到了东北。在东北期间，顾维钧时时刻刻处于日本的监视之下，即使是去上厕所，都有人跟到门口。顾维钧一直想方设法与东北各界人士取得联系，但仍然有不少前来提供证据的呃爱国人士都遭到逮捕。而顾维钧的所作所为，很快赢得了沦陷区人民的尊重和支持。不少东北民众写来密信：“大人重阁国念，不避危险，深陷虎穴，大人之功绩，万民衔恩，举世同钦”。
1932年6月初，李顿调查团从东北返回北平起草报告书。9月18日，国联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报告的内容，“
满洲国没有得到当地普通中国人的支持，日本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继续采取的行动不能被看做是正当防卫”。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对立顿调查团的报告进行表决。45个国家代表出席，记名投票结果为，赞成票42票，反对票仅有1票为日本，泰国弃权，智利未参加。大会发布的声明中指出，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决不是国民自觉的运动，日本应该退出满洲。
听到这一结果后，日本代表松冈宣读了准备好的宣言书，随后率领日本代表团离开了会场。从此，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沦为“孤儿”，但日本国内媒体却将松冈捧为“国民英雄”，并把退出国联的行动称为日本“自主外交的里程碑”。
可国联并不是后来的联合国，国联对成员国没有执法权。而且国联一开始就规定，调查团不许过问中日两国的交涉。调查团的任务只是就中日双方有争议的问题写成报告，但并不追究责任。这样一来，顾维钧冒死在东北搜集到的证据和情报，以及国联的决议，都只是一张废纸。东北依旧被日本占领，伪满洲国依然存在。
尽管如此，日本仍然不满意结果，不久后就退出了国联。虽然这是一次失败的外交事件，但顾维钧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并且从长远来看，日本在国际地位上日益陷入孤立，中国则越来越多地获得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
在外漂泊的异乡人
顾维钧一生都在为中国争取国际利益，尽管一直在为国家服务，他在国内待的时间加起来也才九年。台湾马九英曾经接待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校长，当提到顾维钧是有名的哥大校友时，随行的翻译却不知道顾维钧，直接说“Mr.顾维钧”，对方只好自己加旁白说，“Wellington koo”（顾维钧的英文名），气氛一度有些尴尬。
可能由于一些原因，在大陆鲜有人知道顾维钧的名字，但出身在台湾学翻译的年轻人都不知道顾维钧，着实令人唏嘘不已。而在大陆，甚至是他的江苏嘉定老家，许多本地人也很少知道顾维钧的名字。
和晚年定居在美国的张学良一样，顾维钧也迟迟没有接受国家领导人的邀请，始终没有回祖国访问。但顾维钧对家乡嘉定，却是十分的挂念。据说只要遇到上海来的人，他都要问是否去过嘉定，有没有吃过家乡的塌棵菜和罗汉菜。
1983年，当女儿回国观光时，顾维钧再三嘱咐她，一定要到家乡看看，并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候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
1984年9月18日，中英两国代表团就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达成协议，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回想起来，这位近代中国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家，穷尽一生精力，所要谋求的不就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及国家权益的回收吗？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家中辞世，享年98岁。1998年，中央电视台编辑了中英文短片《顾维钧》。1999年1月29日，在顾维钧诞辰111周年之际，电影《我的1919》在嘉定首映。
2018年，由中共嘉定区委宣传部投资出品的系列动漫“中国唱诗班”，发布了一集顾维钧在东北故事的短片动画，由于制作精良，评分高达9.8，也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这位优秀的外交官。
閱讀更多 在下三十三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