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罈子44874384
自從第四次中東戰爭結束、尤其納賽爾去世，埃及單方面和以色列簽署《戴維營協議》媾和後，傳統的近代阿拉伯世界政治、思想和文化中心——埃及被邊緣化，沙特及其“海合會”成為阿盟的新主心骨，對支持巴勒斯坦和反對以色列不再熱心。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巴解組織因薩達姆借“反以”說事，成為阿拉伯世界僅有的兩個支持伊拉克實體之一（另一個是也門），此後沙特和巴解關係更加惡化。
但由於以色列政府、尤其利庫德集團執政時的政府在定居點和巴勒斯坦建國等關鍵問題上態度一直強硬，惹惱大多數阿拉伯國家，沙特惟恐盟主地位得而復失，在法赫德和阿卜杜拉兩任國王期間和以色列關係是“實質暖化”，但檯面上仍然要表現出支持巴勒斯坦的“大面子”立場，在國際場合投票也是如此。
現任薩勒曼國王上臺後為打造自己和王儲穆罕默德的“父子執政”體系，用“父傳子”取代建國以來一直延續的“兄終弟及”，一度採取一邊倒親美、取悅特朗普的外交戰略，而這又和特朗普希望打造美國-以色列-沙特“鐵三角”作為自己這一屆政府的中東戰略基石構想一拍即合，因此近年來沙特和以色列間互動頻繁，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的許多刺激性措施，幾乎聽不到沙特出言反對或抗議。
簡單說，沙特和以色列之所以在特朗普時代走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兩國都有求於美國，沙特希望美國支持其“改革”並對各種受到抨擊的國內外政策睜一眼閉一眼，以色列則希望美國在各種爭議性事務，如首都問題、戈蘭高地問題、教科文組織問題……上偏袒自己，美國要搞“鐵三角”他們自然也只能跟進。
此外，沙特和伊朗是死敵，教派上一個是遜尼派瓦哈比原教旨，另一個是什葉派原教旨，且都有攻擊性和輸出性，民族上一個是阿拉伯一個是波斯，地緣政治上又針鋒相對，而以色列對伊朗的彈道導彈和“核武器”則十分忌憚，對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黨恨之入骨，“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既然沙特、以色列都有共同的敵人伊朗，又都有共同的後臺美國，特朗普又處處和伊朗作對，他們靠近就不奇怪了。
但卡舒吉事件後美沙關係變得微妙，沙特國王和王儲開始意識到美國不一定靠得住，對外交戰略進行了明顯調整，突出表現在不再熱衷於輸出教義（至少表面上如此），不再忙著顛覆敘利亞政府，對阿拉伯國家普遍反感的以色列也悄然拉開了距離，不論首都問題還是此次戈蘭高地問題，沙特都沒有替以色列說話——儘管美國和以色列都渴望它這麼做。
陶短房
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穆巴拉克下臺，外媒稱美國在中東安全的兩大支柱之一埃及“坍塌”，另一支柱沙特亦有隱憂......
7年多過去，埃及重回威權政治，沙特絕對君主制穩固，而以色列越來越有“活力”，以成為後“阿拉伯之春”中東國家中少有的得利者（土耳其也算一個）。當下以、沙確實存在著某種利益“連線”，兩家檯面上動作不大，但靜水流深，其交往渠道暢通，在諸多地區問題上訴求一致。
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中東穆斯林國家與以色列素為仇敵，勢不兩立，沙特何以與以色列心照不宣，眉來眼去？
一、歷次中東戰爭中沙特均為直接捲入，出錢不出力對美國也算一個交代
翻看四次中東戰爭和以色列兩次入侵黎巴嫩，阿拉伯參戰國家中從未出現個沙特的名字，翻看地圖，它陸上經約旦、海上從紅海港口向北、空軍更有條件投身戰場......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沒有被西方染指的歷史、與美國“石油換安全”的特殊關係、不在一線“高高掛起”的心態等，都是沙特不出力對抗以色列的原因。
二、作為美國在中東的安全支柱之一，它不能“傷害”美國的盟友
這一點或許更重要，沙特深知美國國內政治運行規則以及美以的深厚關係，因此在涉及阿拉伯根本利益的領土等問題上，除了1973年的石油禁運，更多是表態“放空炮”。
三、冷戰後伊拉克、恐怖主義、伊核問題等接踵而至，海合會與阿盟兩機制無法應對，沙特更加依賴美國，結果與以色列的“共同語言”更多
從1990年薩達姆入侵科威特之後，沙特無可挽回地更加依賴美國，在9.11及反恐問題上它被美國抓住把柄，更無獨立外交的空間，只能緊跟美國，愈加“無力”抗爭以色列。
四、既已與伊朗勢不兩立，敵人的敵人（以色列）就是朋友
沙特與伊朗既有地緣衝突，更有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的對立，而在宗教、文化乃至歷史上雙方也是過節甚多。一個是海灣遜尼派國家的老大，另一個是全球什葉派的中心，一山難容二虎，加之美國、以色列的興風作浪，沙特與伊朗處處作對的同時，與以色列“暗結珠胎”說怪不怪。
沙特的行為貌似合理，且有利當下，實則隱憂多多，不利未來。好在有美國“罩著”，一時半歇看不出危險。
ruixuezhaofeng
沙特不代表真正穆斯林利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