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朝晚期的名声显赫的四位大臣相信我们一定不陌生，这四人全部活动在清朝统治的后期，这四人可以说是中流砥柱，没有以这四人为首的汉族地主努力，大清会比历史上的时间更早消失，清朝当时的综合实力早就不如以前，虽然说名义上仍是清朝在统治天下，但实际上列强的瓜分和国内的暴动早让大清朝无力应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权的满族统治者不得不启用汉人地主来稳固统治，虽然当权的朝廷极不愿意这些人掌权，但是没有丝毫的办法，满族之中已经无人可用，几百年的安逸享乐已经让他们丧失了斗志和气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四位大臣应命而出，这四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汉人地主。
有人要问了为什么是地主？古往今来所有的政治都要讲究阶级，不同阶级的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试想让农民阶级去维护清朝的统治，这又怎么可能，农民阶级一直是被剥削压迫的一方，他们不去推翻压迫自己的地主阶级就已经很好了，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维护剥削自己的阶级？这和每个人的自身利益不符，而能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只有地主，因为他们的利益相同，而当时的国家中，除了统治天下的满族地主之外，也就只剩下汉人地主，而这部分的地主势力是最为庞大的，毕竟满族势力再大始终都是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决定了满族地主的势力，这个国家的人口构成中汉人的地主占了很大一部分，启用汉人地主是当权者做的最为正确一件事。
但虽然是同一层次，利益在一定条件下相同，但毕竟是两个种族，在这个极为讲究血缘和族群关系的封建王朝中，满族的当权者始终对汉人地主不放心，怕他们势力做大最后威胁自己的统治，此时统治者的内心就像是已经到临界点的气球，只要在轻轻吹一口气，便会轰的一声炸裂，连年的战争已经让统治者的内心变得脆弱不堪，实在不允许在有任何势力威胁自己的统治，正是在这样之下，汉人的地主崛起，其中便是以我们所说的四位大臣为首，前期的四人只是地方武装势力的首领，虽然掌握着军队的力量，但并没有经济的支撑，一个没有经济支撑的军队根本走不了多远，无论任何朝代，经济始终是影响征战成败的重要条件。
当然这只是前期，等到发展的后期，汉人的地主已经完全掌握了经济力量，为了挽救腐朽的统治，清朝曾经开展改革运动，从表层看改革运动仍然是由满族地主主持的，但实际上却是由汉人地主推行实施的，而且最终的受益人也是汉人地主的阶级，改革运动发展经济主要体现在地方，而掌管这些地方正是汉人地主，因为洋务运动，让汉人地主掌握的地方武装力量实力在提升一个新台阶，新式装备的配备，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已经让地方的综合实力上升到一个高度。
这世间的道理从来都是如此，只有力量的最强者掌握一切规则的制定，现如今地方的综合实力已经丝毫不逊于中央，这怎么能不让身处中央的清朝政府担心？原本的满族地主阶级只是想借助汉人地主的力量稳固国家，让他们去解决国内的农民暴动和国外势力的入侵，可谁又曾想到他们的势力会发展的如此之快，此刻的清朝政府又陷入两难的境地，为了维护统治坚决不能看着汉人地主阶级壮大，必须予以减除，不能让他们成为另一个威胁统治的存在，但是如果将这些势力减除有没人能够抵挡国内的暴动和国外的侵略，这也不利于统治，所以清朝的统治者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但最终，清朝还是选择的削弱汉人地主的力量，不允许他们壮大，成为另一方威胁统治的存在。
清朝政府的意图从曾国藩被罢官回家的举动中就能看出，当时刚刚组建地方武装力量湘军的曾国藩因为镇压国内暴动而名声显赫，为了想要掌握更多的权力，曾国藩想到了一招以退为进的策略，不要小瞧这招策略，历史上很多人都用过，明朝的张居正在控制大权时候，有一年因为父亲死亡，按照当时的惯例，父母死后孩子必须守孝三年，可是张居正知道自己不能守孝三年，因为当时自己首辅的位置并没有坐稳，反对自己的势力依旧不小，如果自己守孝，那么高拱一定会趁机发难，但是不守孝，又会被天下人辱骂，为此张居正想了一个极好的办法，那就是以退为进。
张居正自己上书皇帝说要辞官为父亲守孝，但是皇帝不允许说国家一日都离不开张居正，让张居正的子孙代替他守丧，这一招以退为进，既让张居正继续掌握权力，又不会让他遭受天下的辱骂，曾国藩也想这样做，于是曾国藩上书当时的皇帝请求辞官回家，本以为等到消息是提升自己的官职，但是令曾国藩吃惊的是等到的却是允许的奏折，曾国藩错误的估计了形式，他没有张居正那么重要，隆庆死后，张居正在明朝起到的作用完全是统领国家的作用，可以说国家一日没有张居正，大明朝就不能运转，而曾国藩是汉人的地主阶级与满族地主不光在利益上存在分歧，而且曾国藩还是汉人地主阶级的领袖，一举一动间都影响着众人，如果打压曾国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汉人地主势力发展，处于这种考虑，当权者同意了曾国藩请求，可惜曾国藩并没有认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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