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最後的“輝煌”——復社

明朝自萬曆年間起,以東林黨為首的官僚士紳階級勢力空前膨脹,朝政的平衡被打破,萬曆和天啟先後都啟用了宦官來制約文官,到天啟皇帝更是大力重用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實為“帝黨”),而這觸動了東林黨及其所代表的東南官僚士紳的利益,隨即遭到東林黨的猛烈反撲,他們名為攻訐魏忠賢,實為逼宮,最後發展到策動天啟的老師孫承宗率領關寧軍進逼北京,試圖行“清君側”之事(孫承宗在最後關頭退縮了),迫使天啟帝徹底與東林黨撕破了臉,隨後天啟即令魏忠賢抓捕“東林七君子”,並將東林黨驅逐出朝廷。

但有著東南官僚士紳為後盾的東林黨並未甘心,雖然大批被逐出官場,但他們迅速轉變方式,建立各種“文社”來對抗皇帝和“閹黨”,復社就是其中影響和作用最大。這些文社表面是士子們以文會友、切磋制藝的文社,但實際上是東南官紳用來控制輿論、壟斷科舉、廣收門徒的政治組織,他們不遺餘力的利用所掌握的巨大的財力和人脈,來為這些文社造勢鋪路,並極力幫助文社的士子躋身官場去執掌國家權力,成為他們利益的代言人。

最早的文社是在萬曆末年在江浙蘇州一帶產生,但影響力不大,到天啟四年(1624年),幾個文社在常熟合併成立了“應社”,張溥、朱槐、顧夢麟等著名的東林大師擔任主講,門生遍及各地,開始聞名於全國。崇禎元年(1628年),“幾社”在松江成立,其名取自“絕學有再興之幾”,與後來復社的“興復古學”的宗旨出自一脈。

東林最後的“輝煌”——復社

復社創始者——張溥

次年(1629年),張溥與張採將各文社聯合起來,在吳江尹山召開大會,“合諸社委一體”,成立了復社。張溥在會上為復社建立規條,確定課程,號召學者士子要“興復古學”、“務為有用”,要學習“經世之術”。同時強調士子們不得“非議聖書”、不得“巧言亂政”、不得“幹進辱身”。但後來的事態發展,復社的士子們可不僅僅熱衷於“巧言亂政”和“幹進辱身”,還把“經世之術”完全發展成“黨爭之術”,至於“務為有用”反倒沒有人去理會了。

崇禎三年(1630年),復社士子在應天府鄉試中大放異彩,隨後在次年的會試中,張溥等人進士及第,周偉元還高中會元。而此屆會試主考官是內閣首輔周延儒,復社諸人因而成為周的門生,從此復社開始捲入政鬥。

復社名聲大振,遠近士子都認為復社是科舉的“終南捷徑”,加入復社科舉幾乎必中,許多人都為功名利祿所使,結果加入復社的士子人數猛增。崇禎六年(1633年)春,張溥在蘇州城外虎丘山上的虎丘寺召開大會,全國各地數千復社成員出席,盛況空前,為幾百年來所未曾有過的奇觀。此時的張溥與張採早已聲名顯赫,號稱“婁東二張”,而復社也號稱“小東林”,張溥甚至狂妄到以再世孔子自居,門下弟子也模仿孔廟架勢來侍奉他。而同樣此時的復社,也早已染上了濃厚的功利色彩,復社本身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因為周延儒的關係,復社捲入了朝廷紛爭,周和內閣大學士溫體仁互相傾軋,復社理所當然站到了周這邊。後來溫體仁將周延儒趕下首輔位置取而代之,他為了緩和與復社的關係,希望他的弟弟溫育仁加入復社,卻被張溥所拒。溫育仁惱羞成怒,僱人寫《綠牡丹傳奇》譏諷復社,復社也不示弱,張溥找到浙江督學黎元寬(此人也是復社中人),查禁此書,還抓捕溫育人家僕頂罪,這下徹底與溫家撕破臉面,溫體仁隨後開始打壓復社中人。

崇禎十年,溫體仁被崇禎罷官,張溥、吳昌時等復社之人開始大力協助周延儒復出,他們一方面在朝野大造輿論,一方面向侯恂、阮大鋮等人募集6萬多兩銀子,收買其他高官和內監,使得崇禎以為局面非周延儒不能收拾,於是崇禎十四年,周延儒復出再次任內閣首輔。但周延儒上臺之後,繼續維護東林黨等官僚士紳的利益,對朝廷的內外困局毫無辦法,兩年後,李自成進京,大明垮臺。

而復社在歷史上最引人矚目的卻是與“閹黨餘孽”阮大鋮的爭鬥。阮大鋮本系東林黨人,卻被東林巨首趙南星算計,一怒之下投奔魏忠賢,但他並沒有做什麼迫害東林人士之事,不久也就辭官回鄉去了。崇禎上臺,他上書指東林黨和“閹黨”都是一路貨色,結果再次惹怒東林,被列為“閹黨逆案”中人,雖然後來他大力襄助周延儒復出,試圖與東林和復社和解,但東林黨一直視他為東林的叛逆,千方百計阻撓他復出,甚至還把他推薦的馬士英也同列入“閹黨”。阮大鋮性格豪爽,為人風流倜儻,好作戲文,又好與名士來往,一時間居然成了金陵城的知名人士,他的種高調行為,引起了復社君子們的強烈不滿,崇禎十年,復社吳應箕、陳貞慧等人廣發檄文,聯絡社員,發起了聲討阮大鋮的運動。

崇禎十二年,復社人士利用金陵鄉試機會,齊聚在冒闢疆的寓所召開聲討阮大鋮的大會,發表《留都防亂公揭》,由東林巨首顧杲和黃宗羲領頭簽名。《檄文》傳播很廣,影響甚大,阮大鋮不得不躲到金陵城外的牛頭山上,不敢再輕易進城。

崇禎十七年,崇禎自縊,明朝滅亡,鳳陽總督馬士英擁立福王繼位,與錢謙益、史可法為首的東林黨產生巨大的衝突,為緩和朝局、籠絡東林,馬士英以禮部尚書為條件,與錢謙益達成和解,錢即上書稱:“不復以黨論異同”,倡議各黨拋棄成見,共赴國難。阮大鋮也隨後被馬士英推薦出山,出任兵部右侍郎。

但東林黨並不願意宏光為帝,因為他們與宏光帝的奶奶——鄭貴妃有著幾十年的交惡,生怕以後被宏光算老賬,而且他們起先為了擁立璐王,對還是福王的宏光極盡汙衊毀損之能事,於是東林黨明裡暗裡繼續他們的反宏光大計,明裡搞出“偽太子案”、“大悲案”、“童妃案”,暗地裡則是勾結左良玉,試圖行“清君側”。搞得主政的馬士英身心疲敝,根本無力梳理朝政、整頓軍備。阮大鋮也是非常惱怒,新仇加舊恨,於是乾脆組織人手羅織東林人的罪名,弄出《蝗蝻錄》,“蝗”為東林,“蝻”為復社,企圖收拾東林黨。東林黨則以史可法渡江北上督師,企圖挖馬士英統領的江北四鎮的牆腳,另一方面則派侯方域出武昌,策動左良玉叛亂。於是南明不久陷入內戰,本就搖搖欲墜的朝廷,頓時崩塌。

不久,滿清南侵,江北四鎮除黃得功外相繼叛降,左良玉部也隨即投降,早已首鼠兩端的鄭芝龍放開長江防線,任清兵渡江。而馬士英在東林的老巢金陵根本就無兵可調,只得和宏光帝一起棄城而走,宏光帝出奔蕪湖黃得功軍,後黃得功被部將殺害,宏光也落入清軍之手,後在北京被害。馬士英、阮大鋮等則護送太后走浙江,投奔璐王,奏請璐王監國。後璐王降清,馬士英在太湖一帶堅持抗戰,直到清順治三年兵敗被俘,被清軍“剝皮實草”,而投降滿清的東林君子們居然幸災樂禍的拿馬士英的字“瑤草”來取笑馬士英之慘烈死狀。黃宗羲等人更是造謠說馬士英投降滿清,後被滿清發現有異謀才被殺的。阮大鋮則躲避回鄉,清軍渡錢塘時被清軍所獲,強迫六十多歲的阮大鋮隨軍南下福建,隨後病死在仙霞關,他死後,東林當人也對他的死狀極盡汙衊之能事。後來流傳甚廣的《桃花扇》,就是東林黨人弄出來攪亂事實、粉飾自己和打擊政敵的東西,其中對馬、阮二人更是大加鞭撻。

而南京失陷之時,東林和復社的諸君子們是怎樣為國盡忠的呢?在錢謙益和趙之龍的帶領下,他們像蒼蠅一樣密密麻麻跪倒在城門口,等待原來他們眼中的“蠻夷”來當他們的新主子,他們投降的象牙板堆得頂滿了城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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