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座下，有门人弟子言行举止很矜持，本有英雄豪杰气的王阳明看到了便说：“人若矜持太过，终是有弊。”这观照的，便是人的“性格”问题。
于是有人问：“矜持太过，如何有弊？”这不正是一种约束吗？这不正是知礼吗？这不正是修诚立敬的好时候吗？
王阳明回答了一句话，看似平常却让人有猛然惊醒之感：“人只有许多精神，若专在容貌上用功，则于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儒家就是这样，很多时候说的只是常识，却是颠扑不破的常识，因为这都是初心与原道的载体。人最易忘记的，也正是常识。
人的精神是有限的，如果在外在表现之表面耗费精神太多，那么用在心之本体上的精神就少了。这点内向拘谨的人必有体会，尤其是在生人、长辈和有身份地位的人面前，或者一些重要和集体场合中，自己的注意力往往就在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得体上，充满各种合适还是不适合的自伐焦虑，不是专在容貌上用功又是什么呢？几个又能在这时照应自己的心性？
“太直率”之人，也不是没有毛病，王阳明也说：“如今讲此学，却外面全不检束，又分心与事为二矣。”这话的深层意思是说：那些太直率之人，看上去是率性而为，所率根本不是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是禀之于天的心之本体，本体与事相是一体不二的，得本体必然在事相上有所体现。这个本体，儒释道则皆归于一个“中”，所以得本体之人就算再直率也不会过，也能有个得宜，所谓“发而皆中节”，终极的状态正是孔子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就像有些人的豪爽让人喜欢，觉得真实洒脱，有一种恰到好处、游刃有余之感；有些人的豪爽却只让人觉得突兀不合时宜，令人厌烦呼为傻缺。这些“太直率”之人所率的是什么呢？我执而已。所以直率之人往往自我，并没好到哪里去，只是把那个我执的内核直接凸显出来了而已。
所以太矜持的人要多观照自己的心，太直率的人要多约束自己的行。但求“不过”，正是儒家的原则所在。不过就是“正”，正则合乎“中”，中即是“本体”，这便是其中的法则演绎。这一切，都要在为人行事上体现，儒家的特质就在这里。
王阳明说到的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注意到，至少是没往心里去。人这辈子是有限的，人的精气神也是有数的，所以必然会产生分配；在这方面分配多了，在那方面分配得就必然少。没注意或没往心里去，就谈不上主动运用和遵循这虽是常识却堪称法则的一点，于是只能在环境逼迫或业力习气主导下被动分配，而始终流转于表面。所谓主动分配，就是能够分清主次本末，多在本体上用功，而不是浪费在表面。
这种主动分配，叫做“聚焦”；始终聚焦，便是“积累”。一切成就，皆源自这里，皆从此中出。反之的被动分配便是失焦和分散，人生便如一盘散沙，生命便如一片流沙。无论是古训中的“水滴石穿”、“绳锯木断”，哲学中的“量变而质变”，还是今天的“一万小时定律”，告诉我们的都是聚焦与积累之巨大功用，实现的是一种“滚雪球效应”。如此之下，开始的差别也许不明显，久而久之造成的差别就是天上地下。故所有悟道法门皆归之于“收摄”与“一门深入”，一切事业都源自于“专注”和“专一”。这些每个人都知道，也多少能体会其好处，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真正注意到王阳明所说的这个事实，
没有对“有限”和“分配”具备一份深切的体味。另一个人们没有真正注意到和形成深切体味的一点，是为什么要往本体上聚焦用功。“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抓重点、把根本，这同样每个人都知道、都能体会其好处，却同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个“取舍”概念，其实却恰恰是“全摄”的概念。
王阳明曾这样解释所谓的“全知全能”：“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如‘子入太庙，每事问’之类。……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
这段话意思是说，所谓的全知全能，乃是一种潜能，而不是真的全知全能了。这个潜能能够让人触类旁通、融会贯通、无碍通达，但具体的知识与做事上，依旧需要学。这便是全知全能的正解，佛家和道家也都有类似的说法，真谛皆是如此。这个潜能所在处，就是本体。所以聚焦于本体用功，不仅是为得一份心性的真实受用，也是为得这个潜能，能够随缘应缘而生无尽妙用，故曰全摄，摄尽的乃是可能性。 阳明子所谓“此心不动，随机而动”。
从这个角度说，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也未尝不可作另一种解释，便是这是一种肯定的态度——人就是要损不足以奉有余，即扭转失焦的分散而对本体聚焦。张三丰所谓“顺则凡，逆则仙”，这便是一种逆行，逆行到源头而得道体大而化之、无碍通达之用。天道行曲，人道迂回。
那么“损不足以奉有余”，人道的这“不足”和“有余”又是指什么呢？又如何往本体上用功呢？这就从聚焦积累又回到了开始，便是性格——人之性情的同等的重要性。聚焦积累是有个大前提的，才能真正发挥其正向作用，否则只能事倍功半，这个前提正在性情这里，叫做“生命性情的相应”。往本体用功，正是往这里用功。
这个词不是我独创的，而是近代大儒牟宗三所提出，他非常看重这一点，屡次提到和强调。何谓生命性情的相应？牟宗三言：“一个人诚心从自己的生命核心这个地方做学问、吸收学问很不容易，而且发现这个核心很困难。 假定不发现这个核心，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在学问方面不是一个真人；假定你这个学问不落在你这个核心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说你这个人没有真学问。”一个人不容易把生命中那个最核心的地方、最本质的地方在学问中表现出来，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就不容易发现和找到。后来更明白真切的表达，便是：“一个人对他所讲的学问要有相应的生命性情。”也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核心或生命性情，与他要研究的学问不容易对得上，相应的生命性情则是根本和关键。
这里的“学问”可以推衍为一切事业，“学者”可以推衍为所有人。其中的道理说白了，就是能不能做出真学问真事业，得看你是不是那块料。而且就算你是那块料，可是你自己不知道也还不行。只有知道了自己是哪块料，然后有意识地努力才成。故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合之才是“明智”。你的生命性情和你所选的法门、所研的学问、所做的事业，要在明明白白中相应，气息相同而能消息沟通，形成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效应。 否则要么不能死心塌地走这条路，要么就算下再大工夫、有再多积累，也还隔着，不能全然交融，都做不出真学问、真事业。这块“料”，便是你生命的真实，性情的真髓。
比如牟宗三认为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熊十力等近代大家，就不能完全相应于前贤。虽然在象数学派之外开辟出义理学派，为易学一代宗师，也“王弼注《易经》是根本不相应的”。正面典型则有：“周濂溪（周敦颐）为宋明理学开基之祖，其观念其实很简单，只有几句话就可以把《中庸》、《易传》讲得很清楚，而且不失儒家之矩，这完全是靠相应的了解，不在博学泛览。所以黄黎洲（黄宗羲）《宋元学案》引吴草庐对周濂溪的赞语是：‘默契道妙’。‘默契道妙’就是所谓的‘相应’，对《中庸》、《易传》之形上学了解很透辟。”这些评价可以商榷，但生命性情的相应这个说法，的确让人耳目一新、极有价值，不是一般学问家能够提出来的。
人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擅长的事，才能做好，生命性情的相应说的就是这个，所以并不难理解。但还是那句话，这个道理谁都知道、谁都明白其中好处，做得好的却寥寥无几。因为
人们很少正视自己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同在，很少真正沉入到自己的性情真实中，去看待自己、他人、万事万物和这个世界。这条路深入下去，才能知道这种说法背后的东西，要远远更加博大精微，那是感应和感通的世界。人们所看到的那些，则只是表面，远远不是本质和核心。如何获得和契入这种生命性情的相应？答案也在这里了，这里只能告诉你路，无法告诉你那个“冷暖自知”的结果。“默契道妙”，只有自己的生命和性情真实这一个端口。生命性情的相应处，即老子之“有余”；不相应处，即老子之“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诚哉斯言。所谓往本体用功，即是深入自己的生命性情，获得那种内外的相应。
最后，生命性情的相应与聚焦积累，并不是两个。它们圆融地浓缩于一点。这是儒家的起点和终点，也是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王阳明又说：“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这是对那种有限和分配的再一次强调。
然后要怎样做呢？阳明又云：“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工夫。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
立志，便是那浓缩的一点。很多人根本不明白它的内涵和意义。
因为所谓的“志”，正是生命性情之相应的浓缩之“精”。志立不起来，就是因为没有这生命性情的相应。立志不是喊口号，那是立于生命深处的深沉愿向。“生生之谓易”，大道生生之意就从这里萌动和发端。所以志有了，自然而然就会行，并且一定百折不回、不畏艰难、咬牙挺进，即聚焦与积累。反之，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立志不坚、志气不够。王阳明说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不知”，这个“志”，就是生命本初和源头的那个知行太极。
这里有，一切都有。这里无，全部白瞎。
回到“性格决定命运”的主题：何为“性格”的本质？正是这生命性情的相应。何为“命运”的本质？正是聚焦与积累而来的生命质量。谈命运，只有从这里讲才是落在生命的本质上，其他皆只是欲望之产物。当你能够立之于生命的本真，让自己的生命之花充分绽放过，那么顺逆好坏、吉凶祸福，其实都不重要了。觉得重要，都因不在本真、流落表层。
最深的命运，只是浅薄还是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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