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执掌故宫博物院7年的院长单霁翔退休，继任者为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

故宫博物院新任院长王旭东

距今退休，单霁翔在故宫院长这个岗位上任职已有7年零3个月。这位故宫博物院史上第六任院长，把紫禁城打造成了活力四射的生活馆，开放面积从30%到80%，收获一众年轻粉丝。

2020年，是紫禁城600岁生日。“要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这是单霁翔的心愿。

△2018年9月，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3.0》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参观

大众在对单霁翔院长不舍之余，好奇的是新院长王旭东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宫“新”故事？或许，可以在他管理敦煌研究院的理念中找到答案。

从“理工男”到“文物保护工作者”

王旭东毕业于兰州大学水文地理与地质工程专业，从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水利工程师。

1991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在兰州大学招生地质专业毕业生，王旭东被老师推荐前往敦煌工作。此前，他对敦煌唯一的印象，就是父亲在莫高窟前留下的一张剪影。

由于理工科的专业背景，王旭东在敦煌主要负责崖体稳定性研究。几个月时间里，他几乎跑遍了莫高窟有壁画彩塑的492个洞窟。“我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去调查，看到了壁画的各种病害，看到了塑像的惨状，看到了因为地震、风沙造成的风化破坏。”

但也是这段日子，让他对敦煌文化产生了新的理解。

有一天，王旭东调查洞窟的时候，来到第3窟。他看到有位老师一个人在洞窟里面临摹：“那个时候她可能30岁左右，我24岁。我无法理解她怎么能够静下心来，一个人待在小洞窟里。过了几年，这个洞窟的复制品放在了我们的陈列馆里。”

这些普通工作人员的故事一点一滴地让王旭东领略到了敦煌的魅力。慢慢地，他有了一种欲望，想要了解自己正在保护的对象究竟有怎样的价值？怎么会有那么多前辈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敦煌？为何有那么多外国的专家学者来到敦煌，加入到保护研究的行列之中？

他广泛阅读书籍，向同事们讨教，再进洞窟的时候，目光已聚焦在了壁画上。

最吸引他的是《五百强盗成佛》，跟佛教艺术史专家交流的时候，他慢慢理解了那种韵味。

莫高窟西魏第285窟 《五百强盗成佛》图

画面上的红色表达了一种不宁静的环境：强盗到处烧杀抢掠，百姓不得安宁，而国王要把这些强盗抓起来。国王派大军抓住强盗之后，挖了他们的眼睛。强盗的眼睛被挖出来后，嚎啕大哭，非常痛苦，壁画描绘了释迦牟尼来拯救他们的场景，他们的眼睛得以复明。

“27年前，我对敦煌一无所知，就走进了这个艺术殿堂。当时敦煌研究院希望有我这样的专业背景的年轻人加入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来，因为这个巧合，或者也是一种必然，我从梦想着成为一名水利工程师，变成了文物保护工作者。”王旭东谈到。

“如果没有文脉，敦煌就完了”

当下的博物馆绕不过“文创”二字，敦煌研究院也不例外。与寻常纪念品不同，敦煌的文创产品处处透着“有文化”的气质。

以创新的形式传播文化，这也正是“敦煌”最精髓的部分。在王旭东看来：“如果没有文脉，敦煌就完了。莫高窟背后更多是佛教文化，是不同文明交融荟萃的多元文化。理解敦煌文化艺术，需要时间、耐心和文化积淀，不能太急躁。”

在谈及“传统文化和流行怎样搭界”的问题时，王旭东说，很多敦煌壁画描绘的就是当时的时尚，它现在变成了我们的传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实世界的场景被描述在佛国世界，这个世界非常美好，宝石铺地。这里面还有很多现实生活的场景，包括来自丝绸之路的很多乐舞场景都在壁画中呈现。”

而敦煌文创正是从壁画中汲取养分，衍生出新的时尚产品。

鹿王本生金属书签选取自北魏莫高窟第237窟中《鹿王本生》壁画中的九色鹿形象。在典故中，九色鹿不仅是美丽、善良、正义和吉祥的化身，同时更是释伽牟尼佛前生，画面风格整体采用流畅的线描勾勒，画风严峻劲拔，造型简赅生动。

敦煌研究院文创

供养人像帆布包设计理念——推崇以“有相”观“无相”，“不停留在香气中，不停留在舍河可以感受到的温度里，这颗心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敦煌研究院文创

手帐胶带以最具代表性的敦煌壁画为题材，用拼图的形式最大程度还原壁画原貌，一起体验“创作壁画”的乐趣。

“宁可步子慢一点，不能让莫高窟形象垮掉。”王旭东说。

近几年，敦煌研究院也在尝试文化创意产业，例如《一带一路画敦煌》系列涂色书、《给菩萨涂口红》课程等，以莫高窟的艺术作品为蓝本，让参与者在一描一画中体会敦煌的文化艺术内涵。

但和其他博物馆相比，敦煌研究院推出文化产品的进度并不快。王旭东始终坚持：文创产品一定不能背离价值，要通过文化创意让遗产发扬光大，而不是去消费它。

让文物“活”起来

在当下，如何让“文物”活起来，已成为各大博物馆的重要议题。

在总计500多个敦煌石窟中，已有至少180多个洞窟实现数字化，占整个规模的近三分之一。目前，至少有30个洞窟的数字资源中英文版都已上线，实现全球共享。

在王旭东眼里，数字化手段保存文物只是第一步，要通过运用数字技术为参观者带来不同的体验，让年轻人以全新的方式，接触和认识传统文化。

但无论是搞文创还是举办各类活动，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三个字“讲故事”。王旭东一直希望在有效保护好莫高窟的前提下，进一步探索面向公众的更完善的开放服务策略，并且“借助互联网，讲好‘敦煌故事’”。

2017年敦煌研究院与某互联网平台达成战略合作，携手发起“敦煌数字供养人”计划。号召大众通过游戏、音乐、动漫、文创等多元数字创意，参与到敦煌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事业，成为新时代的敦煌数字供养人。

在合作一周年之际，该计划推出新年数字创意活动——敦煌诗巾，用户可以在网上DIY自己的专属敦煌丝巾，生成个性化的文创产品。

2018年9月，莫高窟举办了一场“古乐重声”音乐会。演出开始前，负责人想：“通过敦煌文化的吸引力，通过与音乐专家的合作，在互联网上吸引百万用户应该没问题。”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当晚的音乐会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直播的时候，有超过千万用户观看。

一千万在线用户观看音乐会对敦煌意味着什么？王旭东认为，每年来敦煌的游客不到200万，而旅游旺季敦煌的游客远超其承载量，要让更多不能来到敦煌的人也亲近敦煌。

只有让年轻人了解敦煌莫高窟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才能让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生活。因为，金钱的力量是一时的，文化的力量却是可持续的。文化会慢慢地影响人，渗透到人的骨子里、渗透到血液里。

在王旭东眼里，对莫高窟文物进行研究，尤其是破解敦煌对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价值所在，从来都是敦煌研究院工作的核心，而在当下达成这样效果的最好渠道就是“讲好故事，让文物活起来。”

在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期间，他不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和文物保护方面的合作，吸引不同国家的个人和机构参与敦煌石窟的保护以及价值挖掘研究。

刚刚退休的单霁翔院长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我不是故宫的掌门人，我是看门人”，可见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职位责任重大，需有奉献精神和勇于付出的热情。

2012年，58岁的单霁翔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新院长。履新后，单霁翔花了5个月时间，带着秘书走遍宫里的1200座建筑、9371间房，踏破20多双布鞋。

故宫博物院每年接待观众数量都在千万人次以上，是世界上观众访问数量最多的博物馆。为解决“人太多、买票难、无位置可坐”的问题，故宫博物院于2015年6月13日起，正式实施每天8万人次限流措施。至此，每天超过10万人次，甚至达到18万人次的观众参观极端高峰不复存在，实现了观众有尊严地参观故宫博物院。

单霁翔在任这些年，故宫诞生了批量“网红”。从文物修复师王津，到故宫文创、口红，再到文化活动“上元之夜”等等，故宫屡屡在互联网上掀起波澜。2017年，故宫网站访问量达到8.91亿，把186万多件藏品的全部信息放到网上。同年，故宫文创产品销售达到15亿元人民币。

我们不会忘记单霁翔院长带给故宫的活力和新气象。昔日的“段子手”院长曾说到自己退休后的安排，“我退休以后想来当一名志愿者，到时候希望面试的时候手下留情”。

2020年就是故宫600岁的生日了，让我们在享受单霁翔院长带给故宫的活力和新气象的同时，一起期待在王旭东的视角下的“故”宫“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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