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身份證的概念已經深入人心，這張卡片幾乎成為身份的代名詞。然而時間追溯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身份的證明卻是一件困難繁瑣的事情。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一直到1984年4月6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並沒有身份證件，證明身份需用戶口簿、介紹信等。
1984年4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試行條例》，中國開始施行居民身份證制度，生活在北京的中國歌劇舞劇院女高音歌唱演員單秀榮成為第一個領到第一代身份證的中國居民，被媒體稱為“中國第一公民”。
說起單秀榮的名字，您可能不熟悉，可說起電影《歸心似箭》中的插曲《雁南飛》，或許您會有印象。
電影《歸心似箭》海報
電影《歸心似箭》光盤
“雁南飛，雁南飛，雁叫聲聲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來歸……”，這首旋律優美的歌曲如今已成為一首經典。而單秀榮就是歌曲《雁南飛》的演唱者。
電影《歸心似箭》中插曲《雁南飛》曲譜
單秀榮是中國歌劇舞劇院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國家一級演員，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
1980年，34歲的單秀榮剛剛調入中央歌舞劇院不久，因演唱《願親人早日養好傷》等大量革命歌曲，她已經名揚全國。雖然身為名人，但她也一樣為證明自己的身份而頭疼。“外出住宿要介紹信，領取匯款要介紹信，就連坐火車買軟臥車票也要求有介紹信。”單秀榮對當年的往事感觸頗深。
當時，單秀榮家住在北京東城區朝陽門大街203號文化部宿舍大院內。從大院門口步行十餘分鐘便是東四頭條郵局。因時常要領取灌製唱片所得的匯款報酬，單秀榮經常來往於兩處。雖已是著名演員，郵局工作人員也早已熟識，但按照規定，她必須開具一張介紹信。“每次取款前，我都要到劇院的辦公室開介紹信，內容大致是證明此人是本劇院的工作人員。”這種冗繁的程序，已經演變成單秀榮生活中的習慣，也成為那個時代人們辦事步驟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除了介紹信，當時證明身份的還有戶口本、學生證、軍官證等多種手段，混亂的身份證明途徑造就了辦事效率的低下，出臺統一的身份證明迫在眉睫。不但辦事效率低，那個時代的身份證明也極容易偽造。戶口本是一戶一本不便攜帶，而介紹信缺乏防偽手段，給當時社會治安帶來許多問題。
1983年，事情迎來了轉機。當年5月9日，公安部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提請國家立法，實行公民證制度”。隨後，公安部開始籌備發放居民身份證工作。
1984年5月7日，《北京日報》第1版有關將實行居民身份證的報道
1984年春天，北京市東城區朝陽門派出所成為了第一代身份證頒證的試點單位。派出所負責把4萬餘名居民的原始戶籍資料，轉變成一張張嶄新的身份證。因為當時國家關於頒發身份證的細則尚未成形，只有國家頒佈的試行條例，一切都在摸索之中，加之當時電腦尚未普及，派出所要完成這次龐大的信息採集工作，真可謂是一場艱難的戰役，其中艱苦不言而喻。
當朝陽門派出所開始蒐集居民照片時，單秀榮的愛人幫外出演出的妻子交了照片。單秀榮在電話中打趣說：“你是戶主，說不定你還是第一個拿到身份證的。”
1984年8月底，第一次發證的日子終於如期而至。當天傍晚，朝陽門內大街文化部宿舍大院內掛滿了彩燈，音樂聲迴響在院內。頒證儀式之前，還燃放了鞭炮。公安部、北京市發證領導小組、北京市公安局等有關部門在這裡舉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批居民身份證頒發儀式，380名居民幸運地成為中國第一批居民身份證的持有者。單秀榮成為第一個領取身份證的居民。
“從來沒想到會成為第一個領到身份證的居民。”單秀榮從東城區公安局的領導手中接過身份證，意外中帶著驚喜。
單秀榮
單秀榮的歌曲專輯
之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非公有制企業的大量增多，各項社會改革的實施，個人與單位集體關係的漸漸疏遠，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巨大轉變，中國人的個體意識大大增強。人們不再把單位看作個人生活的全部歸屬，更多地把它看作是一種工作的場所。在工作之外，投資炒股、買房購車、進出賓館、探親訪友、外出旅遊都成為公民個人的“私事”，公事私事都找單位開“介紹信”也成為了歷史。
多年以後，時任朝陽門派出所指導員的餘嵩謙解密說，之所以選取單秀榮為第一個領證公民，主要是因為她是轄區內名望最高的歌唱家，演唱過多首革命歌曲，政治上可靠，也有說服力。
那時，單秀榮尚未意識到其所代表的榮譽。領到全國第一張身份證後，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報道了此事。媒體將她稱為“中國第一公民”。
單秀榮的居民身份證
1984年初秋，單秀榮去郵局取匯款。她的“的確良”的襯衫兜裡有兩樣東西：一個是她為電影《歸心似箭》錄製主題歌《雁南飛》的200元匯款單，一個是她剛剛領到的“身份證”。平時只認單位介紹信的郵局工作人員，對這張他們從沒見過的“身份證”感到了一些猶豫。同時，她嶄新的身份證也引來了眾人的圍觀：一個老大爺反覆問她：“這能用嗎？”還有個小孩對那一串長長的數字感到好奇，還有人不斷追問她：“為什麼你有，我沒有呀？”在改革開放之初的那些年，“頭腦靈活”的人能不依靠集體，自找致富門道，在當時是一種“能力”的體現，單秀榮有時也會“走穴”。“那時候我的工資是一個月50多元，收到的稿費、演出費等一筆就有幾十元上百元。”每次單秀榮去郵局取稿費，都要到單位開介紹信，別人就不免會羨慕地問，誰又給你寄錢啦？“這是我的勞動所得，雖然沒有什麼大不了，但也覺得沒有必要都跟人彙報。”身份證制度的實施，單秀榮有了自己的“隱私”。“這是我的私事”，這種意識也開始慢慢萌芽。“公私分明，工作和生活分開”也就自然成了規則。
自從媒體報道了第一代身份證頒發的事情以後，隨之而來的是，全國各地郵寄給單秀榮的信件。“《新聞聯播》中說了地點和名字，觀眾們就給我寫信，主要是希望我能籤首日封，大家都認為首個身份證具有很重要的意義。”此後，文化部宿舍大院收發室每天都堆滿了來信。單秀榮抱著信件回家，從中取出首日封，認真寫下名字，再貼上郵票回寄。
轉眼時光就進入了21世紀，身份證頒發20餘年，早已沒有人再質疑身份證的功效了。這張小小的卡片讓社會變得更加有序清晰，也讓辦事更為高效便捷了。2001年，北京警察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聯繫到單秀榮，希望收藏建國後的第一張身份證。
這位一生行事低調的老歌唱家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她把這張具有紀念意義的身份證無償捐獻了。“我只是國家的一名普通公民，第一公民的榮譽屬於國家，和榮譽相比，我覺得更具紀念意義的，是身份證所帶來的劃時代的變革。”她說。
單秀榮展示自己的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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