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法國是西方社會變化的晴雨表

原題：法國是西方社會變化的晴雨表——對話美國波士頓學院歷史學家朱利安·博格

50餘年前，法國巴黎爆發“五月風暴”，一場最初開始於校園的反戰抗議，發展成工人總罷工和持續一個月之久的抗議活動，戴高樂雖然控制了局勢，暫時渡過危機，但是，一年後還是被迫辭職。50年後，法國爆發了“黃馬甲”運動，首日即有28萬多人參與。雖然抗議活動在持續兩個多月後有所減弱，但是到目前依然沒有停止，而且在比利時、荷蘭等國也爆發了類似抗議。50餘年前這場運動產生的“1968年”效應，深刻改變了西方社會的文化價值取向。今天發生的“黃馬甲”運動，無疑喚起人們對法國“革命”傳統的記憶。這場運動將如何發展，會不會成為另一個歷史轉折點？本報記者近日就此專訪了美國波士頓學院歷史系副教授朱利安·博格，他從歷史到現實，從法國到美國，向我們分享了其對法國“革命”傳統的理解以及當下西方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化。

1968年的“遺產”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正值法國“五月風暴”50週年，歐美學界紛紛舉辦各種論壇、研討會以及展覽等以資紀念，可以說，1968年或者說20世紀60年代已成為西方文化史上的一個符號。那場轟轟烈烈的運動為什麼會突然爆發？

博格：1968年是世界充滿動盪的一年。它是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大動盪時代——我們稱之為“六十年代”的標誌。這些變化包括社會和文化的轉變，特別表現在年輕一代對權威的挑戰。在西方，大量的戰後“嬰兒潮”一代被政治激進主義所吸引，表達對越南戰爭的抗議以及對新中產階級困境的不滿。60年代湧現出不同的運動，它們將政治帶入校園，使得大學校園中的討論更加多面、視角更加多元。他們討論知識是什麼，知識的作用是什麼，什麼樣的知識才有價值，等等，那是一個偉大的批評主義時期。這樣的討論一直持續到現在。當然，這些討論也可能被自由派和保守派政治化。

從思想層面來說，1968年運動表現出多種思潮：老一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思想，如赫伯特·馬爾庫塞，以及“南方國家”的一些領導人的思想都提供了啟示。大學裡的年輕人提出各種難以回答的問題：西方思想與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及全球不平等的關係等；西方人文主義遭到了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和雅克·德里達的批評。

《中國社會科學報》：人們經常會談論1968年的“遺產”，具體包括什麼？

博格：“遺產”（legacy）一詞在英文裡是個很有意思的詞彙。它來自於拉丁文legare，意思既有“遺贈”，也有“捆綁”“連接”。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我們都與1968年相連接。具體來說，儘管20世紀60年代的一些解放運動和言行是積極的，但批評家們認為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激進主義以及反文化運動是有害的。保守主義者對拋棄宗教和傳統男女關係提出質疑。

他們總愛強調60年代的自我、反民族主義以及不時出現的暴力行為。如果1968年表達的是某種“革命”，那麼這些則是“反革命”的聲音。實際上，我們今天的主要政治分歧問題——移民、國民健康保障、宗教、環境、性別、槍支等，都源自那個時期。類似的“左派”與“右派”的政治和文化衝突在歐洲及世界各地隨處可見。許多佔據世界頭條的話題似乎都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湧現出來的：恐怖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宗教政治學、性別關係重構、環境災難，等等。雖然那個年代早已結束，但它留下的“遺產”依然非常活躍，深刻影響著當下。西方几代人都受到“1968思潮”的啟發，那個時刻改變了之後人們的日常生活，比如男性與女性如何相處、人們與知識以及制度的關係等。西方在過去50年中對不同身份和生活方式的社會容忍也取得了進步（即使近年來這種社會寬容已經面臨危機）。

很長時間以來，西方關於1968年討論的話語權基本被那些曾經參與過當年運動的人所控制。記憶、闡釋甚至對事件的懷舊是他們討論的主要內容。然而，近幾年來，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新一代學者雖然沒有親身經歷、沒有對當年運動的記憶，但是他們也意識到1968年或者說20世紀60年代是如何深刻影響了世界，並且思考該如何繼續與1968年的”遺產”同行。

《中國社會科學報》：革命通常是即興的，倫理則是經過一定時間積累生成的東西。您的《從革命到倫理》是一本很受歡迎的書，革命和倫理是什麼關係？

博格：這本書的基本論點是，雖然1968年5月至6月的法國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受到革命範式的影響，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又出現了一種新的範式：倫理學。我們都知道，革命意味著突然的徹底改變，但倫理是什麼？我認為它意味著60年代後的世界實現了人性解放的多元層面，包括個人與自我的關係、個人與他人的關係、個人與機構（比如大學和醫院等）之間的關係，以及與國家、人類和整個環境的關係。在所有這些複雜的層面上，人們都可以充分表達自己，追求快樂和成就感。

有人可能會將“從革命到倫理”的轉變看成一種斷裂，但我認為這並不是它的主流。我的結論是：60年代和我們當下的時代有著緊密的聯繫。正因為如此，我突出強調20世紀70年代如何將1968年的革命價值觀轉化為其他非革命性的語彙，而這些語彙仍然深刻影響著法國和其他地方的生活。我目前正在思考的是環境意識以及當下的男性和女性之間關於性別平等和公正問題的對話。而法國知識分子則在更廣泛的視域下反思。

恐怖主義概念產生於西方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正在寫一本關於恐怖主義史的書，為什麼對這個課題感興趣？

博格：我一直以來教授歐洲思想史，可是發現學生對此並不是很感興趣。我便問他們對學習什麼感興趣？這一代學生經歷過“9·11”事件，他們想知道恐怖主義到底是什麼、從哪裡來？他們是不是經歷這種恐怖事件的第一代？於是，我開始考察學界對這個問題的歷史研究，但是我有些失望，所以便開設了這門課。而且，基於這門課的教學，我的相關研究也在進行中，主要是考察恐怖主義的來源以及其在歷史發展中的變遷。

恐怖主義（terrorism)這個詞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首次出現，用來貶斥M. 羅伯斯庇爾及雅各賓派其他成員，他們與“平民”緊緊站在一起，追求激進的民主平等。後來，“恐怖主義”即被指代那些所有主張平等的人，而“恐怖統治”（The Terror）則是專指1793—1794年激進革命時期。因此，“恐怖主義”問題從一開始就處在現代革命和民主平等目標的爭議之中。

從18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恐怖”和“恐怖主義”的概念首先在西方，然後在世界各地不斷演變。例如，在19世紀70年代的俄羅斯，激進主義者接受和認同了恐怖主義。英國殖民者為了維護英帝國，將反殖民力量貶責為恐怖主義。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東歐律師試圖將恐怖主義定義為國際法問題。到了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恐怖主義的概念最終形成，它被用來指非法的、野蠻使用暴力襲擊人類的行徑。簡而言之，從語言和概念的角度來說，西方是“恐怖主義”創造者。

“黃馬甲”運動

揭示法國社會“壓力點”

博格：從2018年11月17日開始的“黃馬甲”運動，以反對增加燃油稅為由爆發。馬克龍政府此舉意在降低天然氣消費，從而減少汙染排放。然而，這種“綠色”環境動機激起了許多依賴汽車運輸的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抵制。儘管馬克龍自大選以來一直在推動各種支持增長的改革，例如廢除財富稅、削弱鐵路工人的養老金福利等，但燃油稅成為首個引發廣泛抵制的改革措施。2008年以來法國規定駕車者必須在車裡攜帶“黃馬甲”，沒想到成為此次抗議的一個標誌。

“黃馬甲”運動沒有領導者，而且最初幾周，除了燃油稅之外，沒有其他明確的要求。比較怪異的是，12月1日，極左和極右者聯合在一起對抗警察。抗議活動的強度在12月中旬開始減弱，警方也改變了他們的應對策略。幾周來一直保持沉默的馬克龍發表了全國電視講話，宣佈暫停徵收燃油稅，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抗議者也提出了一個更為實質性的需求清單： 恢復財富稅、退休年齡設定為六十、設定最高工資、結束外包等。

這次運動讓很多人“政治化”，一些之前從來沒有參加過類似活動的人也參與進來。整個運動反映了人們對政治、社會以及經濟狀態的強烈不滿。也可以說，這場運動是法國的“特朗普現象”、英國的“脫歐”運動——是普通大眾對精英的抗議。精英越來越遠離老百姓，未能對老百姓的日常需求作出反應，普通大眾越來越覺得自己被遺忘了。

法國發生的抗議揭示了人民與制度之間的“壓力點”。一方面，馬克龍主張發展新自由主義政策，但另一方面，大部分法國人不願意放棄他們的社會福利。現在很難看到“黃馬甲”未來如何發展，馬克龍作出的讓步是不是會助長批評者的膽量，讓他們提出更多的要求？或者抗議者會把他們的馬甲放入後備箱？

雖然“黃馬甲”運動在2019年的趨勢尚不可知，但是該運動的自發性、缺乏領導、廣泛性等特點，將成為其未來持續、有效組織的障礙。對精英階層的懷疑也意味著工會或政黨很難將普遍存在的不滿情緒表達出來。

一場大調整正在進行中

博格：法國有平民抗議的傳統。這是一種文化風格，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1789—1799）甚至更早。從19世紀的革命到20世紀的勞工罷工，法國曆史從來不缺少民眾動員運動，它們表達的都是一個基本原則：現代法國人民將路易十六“朕即國家”的說法加以改換，高呼 “眾即國家”。“民治”意味著普通民眾有權隨時對民選官員問責。法國人民表達他們的不滿和訴求的標誌性事件包括1968年的街頭抗議和1995年的罷工等。在許多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國家中，這種騷亂只是遙遠記憶的一部分，是已經熄滅的烈火。但法國人不同。他們總是一次次試圖重新激活當初的能量源。有時這種激烈的運動會帶來巨大變化，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則是逐漸熄滅。如果對這種獨特的法國抗議文化有所瞭解，我們對“黃馬甲”運動就不會感到意外。

但另一方面，可能有些令人驚訝的是，相比西方其他國家經歷的“民粹主義浪潮”——從特朗普當選和英國“脫歐”，到意大利五星運動和匈牙利奧班·維克多的連任， 法國近年來似乎相對平靜。右翼政治家勒龐未能在2012年和2017年贏得總統競選，表現出法國選民對其他地方發生的政治潮流的抵制。鑑於法國曆來有“抗議”的文化傳統，人們可能會以為法國應該最早敲響對西方社會不滿的鐘聲。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國似乎已經遲到了。

一場大調整正在進行中，這將是一個充滿不確定的漫長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將充斥著政治封鎖、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在許多國家，人們有嚴重的不安全感，包括對恐怖主義的恐懼，由貧富差距造成的痛苦意識等。這種不安全感引起人們對政治家、名人以及文化精英的不滿和憤怒，因為這些人企圖將自己與普通人分開，所以他們無法提供令人信服的領導力，也無法解決實際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覺得現在爆發“黃馬甲”運動，或者更廣泛些說民粹運動的原因是什麼？

博格：無論是美國的“特朗普現象”，還是英國“脫歐”，抑或是法國的“黃馬甲”運動，都是長期發展的結果。開始於1945年的歐洲一體化以及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有些人因此受益，有些人則受損。

19世紀，歐洲人將奧斯曼帝國稱為“歐洲病夫”；而現在，西方自己似乎感染了某些病毒：民族民粹主義、反精英主義、伊斯蘭恐懼症、社會契約毀損，等等，所有這些因素累積在一起形成危機。這不是歷史上首次經歷這樣的危機——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就是持續的危機。儘管如此，現在進行的是實實在在的“大調整”，它包括對二戰後的安排進行重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後果等。

與現代歷史上的其他時刻一樣，法國仍然是西方趨勢和緊張局勢的重要晴雨表。法國人是歐洲一體化的主要建築師之一，雖然同時也對歐洲一體化保持民族主義的懷疑。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他們更多地抵制新自由主義，選擇“為了生活而工作”而不是“為了工作而生活”，即所謂的“生活的樂趣”。“黃馬甲”運動是在當今西方社會普遍的不滿和動盪的背景下發生的，同時它也反映出法國的抗議傳統，因此並不令人驚訝。但是，如前所述，相比其他西方國家普遍發生的民粹主義潮流，法國的運動並沒有走在前列，這或許在提醒我們，歷史總是不可預測的。

西方價值有限性是爭論熱點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看待歐美目前的政治以及社會生態？有沒有什麼擔憂？

博格：我覺得可能沒人能夠猜到現在發生的事情。最近發生的事件從根本上轉變了我們歷史認識的視野。很多歷史學家都在思考現在和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有什麼不同，當時由於經濟危機滋生了政治憤怒與不滿。可悲的是，我們都知道，兩次戰爭期間產生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威權主義以及危機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無論是那個時候還是現在，這種全球形勢會影響到每個人。

21世紀以來，有幾個歷史事件動搖了西方及其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9·11”事件、2008年經濟危機、英國“脫歐”以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9·11”事件當然是個悲劇，美國的恐懼和憤怒導致對阿富汗、伊拉克的復仇戰爭，進而導致地區不穩定。由於市場放松管制、貪婪以及糟糕的決策引發的經濟危機，由此帶來明顯的財富差異加劇。儘管令人驚訝，但是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與美國大選揭示出多年來那些覺得被忽視的人們的強烈不滿，因為他們的生活狀況變得越來越差。英國“脫歐”已經撼動了歐洲一體化計劃。特朗普自己的顧問都稱特朗普在攪動1945年構建的世界秩序。

有兩個重大問題令人擔憂。第一是在歐美，種族主義的、反移民的權威型民粹主義正在引發不安。這類思想一直都存在，但通常不敢公開表達。最近幾年，從匈牙利、法國到美國、巴西，他們堂而皇之地帶著新的能量進入公共視域。這種高漲的政治不滿、憤怒以及指責，確實讓我們想起20世紀30年代。當然，不同的歷史時期總會有差異。今天的極右翼、種族主義、反國家、暴力、陰謀論等觀念也都可以從60年代找到根源。

第二個擔憂與第一個有關，涉及國際舞臺。歷史告訴我們，總是試圖把一個國家“放在第一位”，沒有任何好處，好像地緣政治只是一個一勞永逸的遊戲。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的國家存在不同的國家利益以及不同的勢力範圍，這是正常的。但是新的民族主義的破壞性將會影響我們中短期的未來。我已經說過，現在和二戰之前的歷史比較應該讓我們停下來。我不是危言聳聽，但需要謹慎。

對我來說，問題的中心是，眾所周知，全球化並沒有讓所有人受益。現在，戰後秩序的地緣政治安排正在被打亂和重新配置。需要提出的問題可能仍然與我之前提到的“1968年傳統”有關：在我們這個時代，誰將成為和平與合作的聲音？處理真正差異的最有效方法是什麼？我們如何讓全球化為那些被遺忘的人們服務呢？重要的是不要太幻想， 成為現實主義者很重要。然而，歷史告訴我們，將某些人的問題歸咎於其他人，並將自己的問題置於其他問題之上，總會導致可預測的結果：衝突和不幸。在其他歷史時期，人們也遭遇過快速變化和複雜性，但每一代人都總是尋求建立橋樑。正如1968年的法國口號所說：做一個現實主義者，爭取不可能的事！

《中國社會科學報》：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擔憂，西方陷入文化危機、範式危機（Paradigm Crisis），對此您怎麼看？

博格：我想說的是，當下西方社會正處於危機之中。危機呈現的一個症狀，便是對西方自由理念適用性的爭論。西方自由理念是具有普適性，還是它只是西方特定的文化特徵？保守主義的回答是，西方恰好創造或者發現了具備普適性的理念；更為保守的觀點認為，世界其他國家應該採納西方擁有的某些真理或者價值觀。激進的觀點則會認為，西方關於自由、正義以及平等的某些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圓其說，但是那只是巧合，不是必然。也就是說，西方的故事不應該有超越其他文化的道德優越性。世界各地的社群都有各自的自我認知，而且各不相同。從全球發展經驗看，沒有任何一種文化可以操控他人如何做自己、如何與他人相處、如何在社會中生存等問題。持這種非保守主義觀點者會有興趣瞭解中國文化歷史與西方文化歷史的對話，會希望瞭解中國文化中的“自我”與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的對話，瞭解它們是否具有類比性，或者如果存在差異的話，是否可以進行交流。所有這些，我想說明的是關於西方價值的有限性與普適性的爭論並沒有找到一個最終答案，這是西方學界當下的一個爭論熱點。

法國思想依然影響著非法國學者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鍾情法國思想史研究，在您看來，法國思想家有什麼明顯特點或者貢獻？

博格：法國在西方思想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尤其如此。甚至現代知識分子形象——參與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思想家和作家——都源於法國：在19世紀90年代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埃米爾·左拉等藝術家和作家為在反猶太運動中被指控犯叛國罪的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公開辯護。在20世紀中葉，讓 - 保羅·薩特的形象是這一傳統的最重要代表。就我們這一代而言，與法國“1968思潮”相關的理論家對我們有重大影響，如米歇爾·福柯、雅克·德里達、吉勒·德勒茲、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等。這些所謂的後結構主義思想家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發揮了最大的影響力，當時他們的批判性洞見極大影響了英語國家學術界。今天，從文學到歷史到哲學的許多學科仍在探索後結構主義者提出的關於語言、權力、自我/主體性、慾望和歷史等本質問題。現在，“1968思潮”代表特定歷史時期的法國。時代在前進。與過去的“知識分子黃金時代”相比，今天，處於全球化中的法國對其他國家的思想採取更加開放的態度。從總體來說，法國學者依然文化視野開闊，理論縝密，而且貼近生活。對於我們這些非法國學者來說，法國充滿活力和啟迪的知識界仍有其迷人之處。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一個思想史學者，如何理解“思想”？

博格：思想意識（ideology）的概念出現在19世紀早期，用來描述現代的思想體系。然而，思想意識本身的概念表明存在許多不同的思維方式。實際上，現當代已經證明了思想本身的整體多元化。

作為一名思想史學家，我最感興趣的是思想如何因時而變。與其他文化傳統一樣，西方思想中的某些範疇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自我、真理、道德、美、正義、自由、平等，等等。但歷史不會停滯不前，新思想層出不窮，有些逐漸消失，有些仍有影響力，有些則被邊緣化。思想賦予我們的生活以意義。人們願意依照某種觀念而生活，有時甚至為之獻身。因此，我可以對你的問題作一個簡短的回答，那就是，在西方歷史中有許多不同的思想理論，而作為歷史學家，這就是我發現的一個有趣的基本事實。思想史就是研究人們如何思考以及為什麼這樣思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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