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馬華作家代表人物李永平逝世。1947年，李永平出生於英屬婆羅洲沙撈越古晉，後赴臺求學。面對李永平，這個名字前面的冠詞總是讓人糾結。因為如果你說他說馬華作家，他自己不承認自己是馬來西亞人。如果你說他是中國臺灣作家，儘管他早已放棄馬來西亞國籍，但從文學的角度來說，他的馬來西亞背景以及他的作品，分明沒法用我們一般想象中的臺灣文學來定義。對於許多中國大陸讀者來說，李永平還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李永平
“南洋浪子”終身不承認自己是馬華作家
由於李永平出生成長在馬來西亞，一般學術界和評論家都把他定義為馬華作家。但李永平本人對此很生氣，他不承認自己是馬華作家。這要從馬來西亞的歷史說起。馬來西亞這個國家的誕生，在李永平看來，是大英帝國的一個陰謀。
今天我們說到的馬來西亞這個國家，其實分成兩塊，中間隔著一片大海，東邊是婆羅洲，也就是李永平出生成長的地方，而西邊是馬來半島，我們在講馬來西亞時，往往指的是馬來半島。而婆羅洲那一帶在很長時間一段時間裡，他們並不覺得自己叫馬來西亞。
1947年，李永平出生時，婆羅洲是英國殖民地，他拿的是英國護照。李永平自述：英國人對屬地內一些華人的“祖國”情結，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基本上抱著不干涉的態度——前提是你不大聲嚷嚷，四處宣揚你的中國思想。彼此心照不宣，相安無事。可是到了1963年，我十六歲時，宛如晴天裡一聲霹靂，在英國人的炮製之下，一個嶄新的國家誕生了。這就是由馬來亞、新加坡、沙巴和沙撈越組成的“大馬來西亞聯邦”（新加坡兩年後退出，自成一國）。政治氣氛霎時間變得肅殺起來。
也就是說，等李永平長大了，突然建國了，他變成了馬來西亞國國民，但他不認。在李永平內心，生在英殖民地那樣一個前民族國家時代的人，在這樣一個華洋雜處的環境裡，他天然沒有民族國家認同的概念。今年9月接受臺灣《鏡週刊》專訪時，有一張照片，他在客廳牆上懸掛著祖國砂拉越王國國旗，至死不承認馬來西亞對祖國的“佔領”。
馬來西亞成立後，只能有一個國家認同——馬來西亞人。高中畢業十九歲那年，李永平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選擇——出走。出走去哪裡？由於政治原因，他無法去中國大陸，只能去中國臺灣。
自1967年赴臺，一待就是五十年。1976年，李永平宣誓放棄馬來西亞國籍。自1967年起，他只回過五次老家，那個叫馬來西亞的國家。每次飛回去，都會刻意迴避馬來半島航線，改從亞庇轉機。他自稱此生從沒有接近過馬來西亞，只寫婆羅洲，沒寫過馬來半島。“我對婆羅洲的感情非常深厚啊，我是喝婆羅洲的水，吃婆羅洲的米長大的，不是吃馬來半島的米，喝馬來半島的水長大的，你不能要求我有什麼深厚感情，大量描寫馬來西亞。對嗎？那是很簡單的道理。”
2015年，離開故鄉三十年後，李永平終於鼓起勇氣重返古晉（這個城市還誕生過另一位文化巨人，即著名電影導演蔡明亮），祭拜父母。但無數次在他的“月河三部曲”裡魂牽夢繞的婆羅洲已經物是人非，這幾乎是所有返鄉者宿命般的體驗。李永平發現記憶中的翠綠叢林已經變成紅色坑洞，商人砍伐樹林燒山，婆羅洲千瘡百孔。人到暮年的李永平掉下淚來。
李永平自己說，他心裡還住著另一位孃親，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原鄉，心靈的祖國，也就是中國，那是從小受父親影響，從他讀的唐詩宋詞裡一路傳下來的漢唐中國。除了書寫記憶中的婆羅洲，李永平也書寫過想象中的中國。在成名作《吉陵春秋》裡，他通過自己的想象復原了一箇中國鄉鎮，儘管他從來都沒有到過中國大陸。
而對於中國大陸讀者來說，他的作品也姍姍來遲。2012年，李永平的作品《大河盡頭》（上下卷）在中國大陸出版，這也是他第一部在大陸出版的小說作品。但在那之前，其實他已經以譯者的身份進入中國大陸了。由他翻譯的《塞萊斯廷預言》2010年由中國城市出版社出版。但原創小說正式與大陸讀者見面，畢竟意義非凡。在《大河盡頭》序言《致祖國讀者》一文中，他深情地說道：“別來無恙，祖國！”這一聲固然叫得很艱苦、心酸，但在內心深處那個旮旯角落，壓抑了長長的六十個年頭，現在，終於可以大聲地、光明正大地叫喊出來，感覺可真好。
李永平翻譯過奈保爾的小說，兩者的出生有些相似，都在英國殖民地長大。在2009年接受《星洲日報》採訪時，李永平談到：如果我回大陸，我心裡的震撼也許比奈保爾更大，我對中國的感覺肯定比奈保爾對印度更深，他用英文寫小說，我是用中文寫小說，所以感受會更不一樣。
南洋來的浪遊人
直到2017年9月22日逝世，除去中途六年赴美留學，李永平已經在臺灣住了整整五十年。期間他在高雄、北投、南投、臺北、花蓮等地大學任教。他稱自己一直在臺灣漂泊流浪。他自己戲稱，“臺北市有十二個行政區，我幾乎每個地方都住過了。”
與李永平一樣，他的小說主角也一直在浪遊的狀態。他的小說，除了早期的《拉子婦》和《吉陵春秋》之外，每一部都有很重的浪遊色彩。
何為浪遊？浪遊和流浪有什麼不同？按照我自己的看法，如果說流浪是向某種未知進發的話，是成長，浪遊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回溯，是成年以後離故土越來越遠的李永平借用他筆下的人物不斷地回溯，不斷地以一種註定不可能的姿態重回母體的胎胞，因而是一種追憶式的寫作。或者說流浪是浪漫主義的，而浪遊則是感傷主義的。
李永平說小說《雨雪霏霏》“講述了我在婆羅洲的童年生活，我的成長經驗，可是整個架構還是浪遊。”而那之後到《大河盡頭》，也是在整理自己的婆羅洲經驗。因此，在敘事上，儘管《大河盡頭》講的是一個少年去尋找一個叫房龍小姐的荷蘭女人的故事，但其實它一開始就不是成長小說。一開始就是一個老浪子的口吻，用說書人的方式向一個叫朱翎的小女孩講述自己的故事。
在一次採訪中，李永平談到書寫“月河三部曲”系列的動機：“原本要探討我要到哪裡去，沒想到卻是我從哪裡來。追尋到最後，就是落葉歸根。想要回家，卻永遠回不了家。”因此，李永平的寫作就是為了回家。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驀然回首的浪子，永遠不可能回家。他的還鄉之鄉已經在“月河三部曲”裡完成了，或許正因為此，他對於身後的歸宿表現得遠沒有早年那麼糾結。他的選擇是死後要葬在臺灣：“我這一輩子呢，已經做好死在臺灣的準備，我死了要留在臺灣，隨便找地方把我埋了，土葬不環保就燒成灰，在臺東或花蓮撒一撒，臺北、臺中、高雄也撒一撒。”
而那些困擾他這樣的馬來華人的認同問題似乎也終於可以放下。每每被問到是中國人還是馬來西亞人的時候，李永平會乾脆說他是廣東人。的確，對於許多東南亞華人來說，相比國族的認同，省籍的認同更強烈。
文字的鍊金師
李永平被譽為“文字的鍊金師”，也有人稱他為一代文體家。《吉陵春秋》剛出版時，整個臺灣文壇為之震驚。怎麼還有人能寫出如此純正典雅的中文？不誇張地說，要讀李永平的小說，恐怕得準備一本字典。按照梁文道的說法，“身為華語小說集，李永平的中文詞彙量在港澳臺的作家裡恐怕也是數一數二的。”
在李永平的小說裡，可以看到很多已經很多沒人用又或者地域色彩非常鮮明的詞彙。譬如他有一本《辶日迌》的自選集，辶日，讀 zhì，迌，讀tù，這是一個閩南語裡的詞，可能要翻康熙字典才能查到這個詞。大致意思是遊走於日月之上，有玩耍荒廢之意，或按照更多評論家在談到李永平時喜歡說的“浪遊”之意。 同時，由於成長在一個種族雜居的環境中，英語、廣東話、客家話、海南話、馬來話等不同語言都構成他多元的語言生態，他自稱自己是沒有母語的作家。成長環境中的語言多元也自然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因此，他的中文寫作也被一些評論家稱為屬於“馬來西亞式”的語言。
對於文字如此講究，作品裡生僻字多，就代表是好作品嗎？又或者說，李永平是不是隻是故意賣弄，不過是語言暴發戶？李永平自己的解釋是，小說文字和語言是為了某個特定的題材而創造的，換一個題材就要換一種文字風格。譬如《吉陵春秋》的語言古樸乾淨，而《大河盡頭》的語言華麗粘稠，而寫武俠小說《新俠女圖》時，他可能又會重新拾起《吉陵春秋》時的文字。
但實際上，剛到臺灣時，李永平的中文程度其實並不好。他自己在一次訪談中曾提到，“大一上國文課，老師看我的作文，用字遣詞特別粗淺，他看不懂。”但一個開局並不好的人為何能長成一個對文字千錘百煉的文體家？從某種程度上，或許這也和中文在馬來西亞的邊緣處境有關，正因為邊緣，方塊字才更讓李永平著迷，才更具有某種陌生化的效果，讓他試圖無限探求中文的無限可能。在王德威等評論家看來，在華語文學上千年的歷史上，從來不曾出現過熱帶的極致描寫，而正是以李永平為代表的馬華作家將漢語帶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境地，把一個華美富饒但又頹靡腐爛的神秘世界納入中文版圖，無限叩問漢語的邊界。作家王安憶在與馬華作家黃錦樹對談時，也曾表示，馬華文學可能為漢語寫作開創出新的可能，開拓出新的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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