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萬多字的長文，在碎片化閱讀時代，你，能一口氣讀完嗎？
這篇，保證能！在上班路上，政法君點開之後，就沒有放下，還差點因此錯過了下車。這是一群重慶法醫的故事，有扣人心絃的現場，也有感人至深的瞬間；充滿了倫理的困境，也不乏人性的幽暗；但越往深處走，越能看到每一個活生生的人，制服之下，內心的縫隙，與由此照進的光。
2018年，重慶現行命案破案率：100%。每一個法醫的名字，都嵌進了數據，嵌進了歷史。
重慶北碚，同康路1號，好多年在導航上都只搜得到食堂，最近才能搜到全名：重慶市公安局刑偵總隊。
這是一處窪地隆起的小山坡，綠油油的風總是搶著帶來遠處縉雲山的花期。法醫科在一樓，常年垂著遮光簾或者紗窗。這裡的人大多走路極快，捲起三尺高的氣浪，微微掀開簾子一角。
▲重慶市公安局刑偵總隊法醫科致傷工具實驗室，每個人手裡的工作，都在講述一個案件背後的故事
法醫宋若冰24小時高燒不退，他去了醫院，跟醫生說，我被跳蚤或者其他什麼蟲子咬了。醫生嘴角牽動了一下：“哦，跳蚤……咬哪裡了，讓我看看。”
衣服脫下來，醫生嘖嘖一聲吸了口氣。那是一整塊看不到完好皮膚的後背，密密麻麻疙瘩覆蓋著疙瘩，小疙瘩重疊著大疙瘩，凹凸不平，紅得瘮人。
前一天，宋若冰去出勘了一個現場，偏遠、密閉的農村小屋，一具高腐屍體，沒有運輸屍體的條件，又必須儘快解剖。屋裡屋外都是死者收養的流浪狗，已經不知道是第幾代的蛆蟲、蒼蠅、跳蚤以及各種不知名的蟲子，在狗身上、在屋子裡狂歡。
宋若冰是踩在一層蛆蟲上做的解剖。4個多小時，有了那一後背的疙瘩。
出門的時候，村民看到他背上黑壓壓蓋滿了蟲子，在蠕動，在飛，或者吃得太飽一動不動。村民喊：“不要動！眼睛嘴巴閉起！”抓起殺蟲劑就往他後背噴，噴落一地的黑物。
輸了3天液，宋若冰退燒了，疙瘩也慢慢消了。從此後，家裡落下一個規矩：但凡出勘現場後回家，家人都會燒好一桶滾燙的開水，放在門口，他必須脫得只剩內褲，把衣服扔進開水桶，人直接衝進衛生間洗澡。
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重慶市公安局刑偵總隊法醫科，幾乎每個人，都有一些奇怪的小禁忌，跟職業有著隱秘的聯繫。
職業要求他們守口如瓶，沉默如海，而這些秘密是一個起點，讓人重新認識法醫這個職業，重新發現人間。
▲實驗室在地下一層，有一坡長長的通道，結束工作的法醫，出來的時候都要深深換一口氣。
又是一個尋常的週末，法醫科的微信群突然彈出來幾張室內血跡照片。法醫周洋的岳母腿部受傷，一個裂口，出血量較大，需要縫針。
岳母是淡定的人，從容收拾東西準備去醫院。周洋是更淡定的人，法醫都學過4年臨床醫學，心中不慌。他用手機拍下室內血跡形態、軌跡、位置，不說岳母受傷，也不講傷情，發到工作群，喊大家分析。
科長夏鵬心裡暗暗點了個贊。隨手拍隨手記錄隨時查案，這是他理想中的團隊日常。他自己眼睛被撞傷，也是每天拍一張照片發到群裡，一起討論陳舊性傷痕和新鮮傷痕的對比。
很快群裡就有了答案：根據血跡形態和血量分析出了傷者傷情，根據血跡滴落方向和足跡位置關係，分析出了傷者受傷部位。
法醫的家人，要學會在這種時候，不慪氣，不打人。法醫同理。
夏鵬的女兒在讀小學，散步的時候，父女倆看到一隻死在路邊的蟬。女兒問：“你說，它怎麼死的？”夏鵬哭笑不得：“這我怎麼知道。”女兒繼續窮追不捨：“那你把它解剖了吧，解剖了告訴我它怎麼死的。”女兒有一隻公仔熊，從小就好奇肚子裡有什麼，她安排爸爸：“你去把它解剖了！”
李卡納的辦公室文件櫃塞得最滿，除了工作資料，還有他全部的制服，堆堆疊疊。家人要求，他出完現場都必須在單位清洗，換好便服才讓回家，包括鞋子。
一個刑警，家裡沒有一件工作制服。
最好的“感同”，是“身受”——出過現場的衣服，解剖穿過的衣服，氣味會鑽進布料纖維，會附著在上面，散不散，好久散，看情況。
夏天的時候，宋若冰在解剖室解剖高腐女屍，5個小時後出來，我離他兩米就開始反胃。他常年剃著光頭，沒有頭髮，彷彿就不會藏氣味。但當他突然把光頭湊過來，那一瞬間，我覺得鼻子撞上了一堵牆，晃了幾晃才穩住——我第一次知道，臭是有重量的，是一個厚重的平面，壓在人鼻子上，口腔裡，肺腑裡，毛孔裡，需要若干時間，靠人體的代謝，一點一點從毛孔把氣味擠出去，排出去。
這是法醫的小惡作劇，驚嚇外行，算是翻開了《法醫學》第一頁。我是在這個時刻，才真正理解了李卡納那一櫃子的警服。
法醫還有一個公開的秘密——酒量都深不可測，不分男女。
往上數，他們都記得，師父的師父就教會了師父，一個代代相傳的行業密碼：工作結束，喝酒消毒。
我問過他們，喝酒消毒有什麼科學依據？每個人都詭異地笑一笑，不答。周洋說：“法醫本質上是一種很壓抑的工作。”
去過現場的人會找到一個解碼器：死亡是一團灰霾，走進去，穿出來，霾塵總要在心上落幾粒。酒是一種燃燒與澆滅，一種稀釋和揮發。
職業會有比人更漫長的耐心，來悄悄滲透人。
王小偉是山西人，北方漢子，高大威猛。路上遇到搭靈棚辦喪事的人家，他會繞路走，絕不從中間穿過，也不從邊沿通過，他繞很遠，從另外的大路轉過去。這個小禁忌他很少提，同事都不知道，但他自己知道它一直在，跟職業雙生，伴行。
“是怕嗎？”“不是。就是心裡不舒服，堵著，壓著。我不想看到逝者的臉。”
王小偉解剖的時候有個習慣，他會給死者合上眼睛，如果實在合不上了，就用一條毛巾蓋上。有時候，解剖是在晚上，殯儀館很靜，他只聽到自己手錶上秒針走動的聲音。
人是矛盾的。條件允許的時候，他不喜歡戴口罩解剖，“口罩在吸氣的時候是擋不住氣味和有害物質的，呼氣的時候，大量的有害物質又聚集在口罩內側，會更臭。”他近視，屍體細目要湊很近看，就在鼻尖下。
他很認真地說“警服辟邪”，“戰衣會給人心理暗示，給人力量。”
劉振江也是山西人。他經常開車去遠郊玩，村道鄉道的路邊，有時候一拐彎，就在路邊幾米的地方，一個或幾個墓碑突然就杵進了視野，他會趕緊側開目光，不看。不看墓碑，更不看上面的照片和文字，是他的小秘密。
謝玉波吃午飯的時候，喜歡在手機上看小說，有人湊過來，他會趕緊鎖屏，若無其事。我瞄到一眼，他看的是《長生不死》。
他們都無法解釋這些小秘密，並不是恐懼，但又比常人纖細敏感。如果沒有罪惡，沒有殺戮，他們的秘密，會跟我們一樣，僅僅是藏進鞋底的一卷私房錢。
“萬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
▲劉振江、謝玉波和王小偉（從左至右）在致傷工具上提取物證
所有現勘法醫，都會有一個時刻，是“死者”，或者是“兇手”。
一條穿越農村的公路上，躺著一個像在熟睡的醉漢。大清早的霧靄罩下來，清掃路面的人走近了，才發現不對。人已經沒有氣息，地面、護欄、行道樹、路基下的排水溝、田坎……來來回回到處是血跡。
李卡納勘查了現場。在各處血跡的附近，有菸頭、煙盒紙、餐巾紙，經檢驗都屬於死者。死者手掌裂創，腹部大裂創，一個悲慘的現場。普通人都會覺得是兇殺，法醫們說不是。
桌上的4個空煙盒像堆積木一樣，疊在電腦前。這是現勘回來的次日上午，9個法醫，3個小時的口糧，見底了。老規矩，所有現場，出勘法醫回來後都要迅速把蒐集的各種資料、圖片做成PPT，整個法醫科當日在單位的全員查案。
法醫科科長夏鵬經常會挖一個小坑：即使案件已經告破，他還是不講答案，甚至在提問的時候故意干擾一下主流思路。大家都在PPT裡重新勘查一次現場，腦力激盪，各講各理。
法醫有一整套複雜的技術分析系統：通過兩處裂創的生活反應推定受傷先後順序；血跡可推定死者生前經過、停留信息，合併其他物證，可重構死者當時的行為邏輯……最終一點一點串起1號到N號物證牌之間，死者的行動路線、方式。
這是重物碾壓導致的致命傷害，是一場交通事故，不是兇殺。
周洋胖，說話走路都是法醫科最慢的人，但每句話之間邏輯銜接，像木匠老師傅打的榫頭，穩，結實。他開始進入死者視角，從手掌受傷開始重構現場：致傷工具是什麼？受傷後行動路線是什麼？45度傾斜的排水溝，根據血跡，死者是往上走還是往下走？在哪些地方停留時間較長？重新回到主公路，最終在哪裡遭受意外？車輛行駛方向是什麼？當場有無停留？
研判室關著燈，只有投影亮著，那個死者像復活了一樣，跟著周洋的講述重演了這個致命的夜晚，一路走，一路流血，幾百米內的死循環。
一個潦倒的中年人，在一個寒冬夜晚的命運，在煙霧的那一頭，傳送門的另一邊，無法逆轉。
每個法醫的臉都藏在香菸騰起的霧中，看起來冷，硬。提問也平靜，沒有受過職業訓練的人聽起來，瘮，不近人情。
真相從來不講人情。比如與此案相反的，是偽裝成事故的另一起案件。
也是一條鄉村公路，路邊的荒地、草叢，蔫噠噠的。路上人煙稀少，隔很遠才看得到農家的房子。
終於有過路的人，發現路邊草叢，倒著一輛摩托車，再看，摩托車下壓了一個人。死者是個中年男人，頭部有嚴重損傷，臉上血糊糊，看不清。
太像是一場交通事故了——摩托車被迎面撞起，車和人都飛出去，被巨大的離心力甩到路基外的草叢中，人被摩托壓在下面，頭部受傷。可能也有短暫的意識，但已沒有能力求生。
也是李卡納去勘查的，他說不是事故，這是一場謀殺。
法醫科的研判室又開始騰起新一輪煙霧。交通事故造成的顱骨損傷，與其他鈍器造成的損傷有很大區別，致傷工具是一門專業的學問。
死者的頭部損傷，放大看，顯然是鈍器導致，法醫們甚至可以準確描述出，是什麼形狀、質地、大致質量的鈍器。另一個關鍵信息是，死者死亡前不久，購買了高額車險，受益人是親人。
案子破了。這個跑摩的男人，在死前的最後時刻，都不知道是親人想要他的命。人間的關係，有太多寂靜嶺上散不開的濃霧，彼此之間都看不清。
▲李卡納終於在掘地三尺之後找到重要物證
有時候，法醫也是“兇手”。模擬兇手那樣去殺人。偵查實驗，在影視劇裡，往往被稱為“雙面法醫”。
夏夜的同康路1號，靜得像在山裡，半個巴掌大的飛蛾呼啦撞擊辦公室的燈，一驚一乍的。白色燈光透著寡淡的冷，楊小城一個人在辦公室，拿一把打開的瑞士軍刀，用刀背戳自己，肋下、肩膀、胸口、脖子……一邊戳一邊在筆記本上記錄 。從門口看過去，他背後是窗外的黑幕，幽幽的巡邏燈無聲地閃過。
上午楊小城出勘的現場，兩個同室居住的男子，甲殺害了乙，然後自殺。案件發生在頭天深夜，萬物熟睡的時刻。兩個死者，憑什麼說是甲殺害了乙，而不是相反？
死者已逝，活著的人咬牙說，就要一個真相！他們是他們的親人，他們記得那些再也不會回來的愛和笑。
依據來自科學實證。乙身上十幾處裂創，哪些可以自主形成，哪些不能，每一處傷口刀口方向是什麼，行為人握刀的姿勢是什麼，正手還是反手……每一處信息都有指向，每一個指向都逼近唯一的真相。
我說法醫你把刀換成筆吧，打開的刀子容易誤傷自己。楊小城不以為然笑了笑：“用筆看不出來刀口方向”。他繼續揮舞，我馬上往後退了大半步。
根據調查，兩個人曾經是好友。甲沒有留下片言隻語，摸黑行兇。友情是在什麼時候破碎，碎片又是以怎樣的方式扎進了心靈的最深處，滴血成恨，最終釀成了悲劇？這些往往是證據解不開的部分，是人文學科的部分。
我問過法醫們，這個工作總是要潛入人性的黑潭裡探查，如何讓自己採光？
每個人都沒有直接回答，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
▲鞏強（左）和王小偉（右）把待檢屍體拉出來，接下來他們會走向解剖室，揭開一個死亡的真相
世間有八百萬種死法，就有八百萬種偵查實驗。鞏強做過一個自殺實驗。
秋冬的長江和兩岸，是一條沉甸甸的鉛灰色飄帶，鋪向天空的那一頭。一具混著泥沙的鉛灰色的屍體被水流衝到了枯萎的草叢中，屍體的胸腹、上臂、褲襠等部位共綁縛著10塊石頭，大小形態各異，總重量超過了25.5公斤。繩索走線方向混亂、複雜，打結上身緊，下身松。
偵查獲得的各種證據都不支持是他殺。自殺？怎麼可能？人怎能以這樣的造型，對自己五花大綁，沉重的軀體還能自主行走到江中？
鞏強沿著江岸一直走，一路尋找跟死者身上材質相同、形狀接近、數量一致、總質量相同的石塊。
他按死者身上繩索的走線方式、石塊綁縛的位置、繩結的鬆緊程度，全程一個人，在自己身上，原版復刻了死者被發現時的狀態，並緩慢移動，證明自己可以完成綁縛和沉江。
那是個絕望的中年男子，但若把時間再往後推半年，光線就能照進生活，只是他不知道，就這樣決絕地沉落。
鞏強綁完自己的時候，心情複雜。確認答案的時刻，對大多數人是good，對法醫來說，不一定。
綁石頭沉江，證據不會消失。有的罪惡，會以清洗、丟棄、損毀的方式去消滅證據，但證據舉頭三尺，它看著你。
▲鞏強在身上綁縛了10塊石頭，超過25公斤，全部獨立完成，原版復刻了死者被發現時的狀態，用偵查實驗證明了死者是自殺 警方供圖
一個水庫邊的夜晚，熒光幽幽，一位老人被殺害的證據浮了上來。
水庫背靠山樑，面朝更廣闊的開發區域，遠景中的房子在一天天生長，水庫邊躺著的老人，從這一天起，再也看不到未來成片連天的樣子。
李卡納到達現場的時候是傍晚，他測了水庫的水溫，又記下了當天的氣溫。屍體顱骨被砸成幾十塊碎片，身體已經呈巨人觀，被氣體脹滿。根據腐敗程度，死者已經死亡兩天以上。前兩天下過雨，痕跡似乎消失了。
水庫邊不是老人遇害的第一現場，他是被拖拽到水庫拋屍的。必須要找到拋屍的路徑，獲取一些關鍵信息。
法醫們有方法，可以讓隱藏的證據浮現出來，但要等到天黑，伸手不見五指那種黑。
夏天最後一縷殘紅沉進了水庫，水面沒有風，安安穩穩地鋪平。霾重，月光穿不過來，正好。
李卡納和痕跡的同事，打開電筒，把“手裡的秘密武器”搖散，喊了聲，“走”。幾把電筒、手機光源同時關閉，周圍突然一黑，像潑天的墨扣下來。
李卡納沿著推測的拋屍路徑噴灑過去，我看到罪案影片裡的那一幕：幽幽的熒光藍，點狀、圓團狀、條狀，沿著房子門口的泥土、草叢，一閃一閃通往水庫。
那是血，死者的血。
刑警在拍照，除了鏡頭的聲音，幾乎沒有人說話。每個人都從那條藍光帶上，看到了那個同樣的夜晚在回放，看到了兇手慌亂兇殘的動作，停留、轉移、掩藏的路徑，和另一個生命的永別。
致傷工具是另一個關鍵點。李卡納有些執拗的堅持，他要把破碎的顱骨拼回去。老人的顱骨太碎，被鈍器重擊成幾十片，解剖的時候，碎成了胡亂的一堆。囫圇的死因好說：大質量鈍器造成的顱骨機械性損傷。但這不夠：具體是什麼鈍器？擊打的位置和順序是什麼？哪一處傷是致命傷？這需要把顱骨拼接還原，觀察骨折線。
人骨拼圖，是在法醫科二樓的實驗室完成的。李卡納和周洋兩個人，前後用了兩週。
蒸煮過的顱骨，去掉了軟組織，顏色變深，湊近了，依然聞得到臭。骨片有厚度，裂口形狀在正反兩面也呈現細微的不同，最小的碎片直徑只有兩三毫米，幾十片，顛來倒去，毫無頭緒。
實驗室的空調調到了最低的22攝氏度，我覺得冷，周洋還在飆汗，衣領很快溼了一圈。
兩個法醫拼顱骨的時候，很少說話，空蕩蕩的實驗室卻有一種緊繃感。像是那個死者，在無聲地講述一些事情。
每拼好一塊，他們會給自己一個小歡呼，又馬上抓起下一塊。看不見的致命鈍器，漸漸浮現在顱骨的上方，人字縫，矢狀縫，骨折線從哪裡開始，哪裡結束，法醫的眼睛，看到了一幅圖。
案件破了，是遊手好閒的熟人青年，為一點錢財的臨時起意。老人生前跟兇手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招呼他吃自家李子樹摘下來的新鮮李子。
這個拼好的顱骨，至今放在法醫科的實驗室裡。因為缺損幾塊骨片，有一個黑森森的洞，像來自深淵的凝視。李卡納有時候路過，會從窗外看一眼。
▲嫌疑人清洗過的血跡，法醫噴灑一種試劑，隱血會重新浮現出來，幽幽藍光是死者的血，也是犯罪的鐵證
謝玉波曾經最焦慮的時候，一週沒有回家。以前為了破案，他把頭髮剃光，在腦袋上畫來畫去，看損傷，看骨折線，那次不行，那次是碎屍案，死者身份不明。
那是一片城鄉接合部的野地，大量屍塊不規則拋撒，高度腐敗，農家散養的狗銜走了骨頭。有價值的信息太少了，唯一能確認的是，死者是一個男性。
重慶命案偵破率，近年保持在全國前列。數據背後都是人，無數人的無數個小時，晝夜不計。每個法醫，每個刑警，都有同一種怕，怕自己掉出這個數據以外，成為孤零零的那個“未破”。
謝玉波很慌，命案前期的壓力都在技術人員身上，給偵破提供的方向不能錯，毫釐就是千里。可是方向在哪裡？死者是誰？
法醫科根據骨骼等信息，分析死者年齡，差距最大達到20歲。這是被特殊處理過的屍體，信息誤差很大。“入職多年，我是在這個時候對自己產生了深刻的懷疑。”謝玉波總覺得自己少捕捉了一點什麼東西，就那麼一點點。
那些天，他失去了生物鐘。吃和睡，有時在一個查案的縫隙裡，有時沒有。他座位的前後左右，楊小城、宋若冰、周洋，輪流陪他加班，查資料，做比對。一週下來，謝玉波瘦了10斤，泡乎乎的兩頰，開始有了骨骼的形狀。
有一陣，謝玉波眼裡全是蛆。他每天都盯著死者身上的蛆蟲大圖看，對比各種資料上的蛆蟲，從蛆蟲的生長去倒推拋屍（死亡）時間。悲劇的是，謝玉波是法醫科狂熱的米飯熱愛者，對一粒粒白米飯的愛，遠遠超過各種菜品。講到這裡，他突然警惕地搖頭否認：“不不不，我沒有這樣去聯繫，我沒有……”
總會有一條小路通往真相，那一點點最關鍵的信息，是牙齒。
死者有假牙，法醫跟偵查部門一起尋找，周邊43家可以做假牙的機構，一家一家篩查牙齒建模。抓到兇手的時候，他還在那間殺人分屍的屋裡住著。
兩個打工的中年人，租住在一起，都是些生活齟齬，誰業務好點，誰脾氣大點，犄角旮旯，柴米油鹽……
法醫看過太多這樣的“五毛錢”殺人，惡有萬千種形態，而殺人的，總是對生命極端冷漠，對他人，也對自己。真相不會消失。沉下去的會浮起來，拋撒開的會重新聚攏。講那些處心積慮的謀殺和毀屍滅證時，周洋幽幽接了句：“高智商殺人？呃……不要妄想以一人之力對抗一個團隊的整體智商和經驗，我從來沒見過一個殺手智商高過我們。”
謝玉波稍有不同：“殺人本身，就是低智行為。”
▲法醫科全員查案
無論多麼複雜纏繞的推理小說，都會有同一個鐵打的價值宣示：正義戰勝罪惡。而通往這個價值終點的過程，是智力比拼。法醫這個工作，幾乎就是一本一本推理小說的復刻——在現實版的濃霧模式中，準確找到關鍵點位，一顆一顆佈下北斗七星，最終構建一個邏輯嚴密的天罡北斗陣，豁然開朗。
因此，法醫們面對的其實不是屍體，而是屍體背後的人，人的邏輯、心理、情感。
偏遠農村的夜裡，一對中老年夫妻死亡。連通屋外的兩處門都關著，一處有抵門槓，另一處被救援者撞開。門後的狹長通道有板凳，板凳上有鍋。女子死在飯廳門邊，身上有四種工具導致的損傷，男子死在廚房地上，頭和手有至少兩種工具造成的損傷。根據勘查檢驗，一共有四種致傷工具：螺絲起子、羊角錘、普通切菜刀、大質量砍刀。
是第三人作案？密室殺人？還是殺人後自殺？誰殺的誰？用的什麼工具？先後順序是什麼？
這是以前周洋出勘的一個現場，是一個完全依靠現場勘查和法醫學知識，通過嚴密的邏輯，進行復盤的案件。
牆上投影亮了，研判室燈滅，聲音像從屋頂傳來：“天黑請閉眼”——
“根據死亡時間推定，這是夜裡發生的案件。多種致傷工具的使用，可看出殺人者有更換工具的過程，為什麼工具會更換？為了更趁手，越換越趁手。這一過程也可看出整個案件不是瞬時的，而是一個延續的過程 。”
“當天晚上，夫妻兩人發生了爭執，從臥室被翻動的痕跡，和存摺上顯示的信息看，疑似為錢。最先發生肢體衝突的位置，是在妻子臥室，在爭鬥中丈夫用疑似撬鎖的螺絲起子，戳傷了妻子頭面部一處。孔狀傷口可證。”
“妻子抓起羊角錘，敲擊丈夫頭部還擊，有平面一側接觸丈夫頭頂部，月牙形表皮傷和腦硬膜圓形凹陷可證。由於女性力量較弱，或不想致對方於死地，因此未造成顱骨骨折。”
“丈夫奪過羊角錘還擊，此時工具轉向，羊角面朝向妻子，頭部四組對稱性傷口（羊角）可證。”
“妻子向屋外逃跑，沿途滴落血跡可證。走到其屍體發現位置，即飯廳門邊的時候，丈夫拿了切菜刀追上來繼續砍擊妻子頭部，造成妻子頭部第三種傷口。此時妻子因受傷體力不支，倒地。地上血泊可證，倒地停留有一定時間。”
“丈夫回臥室翻找東西，推測是錢或存摺，推測心理疑似兩種，一種為逃跑，一種為送醫。”
“丈夫返回妻子倒地處，並將妻子扶起，坐地，背靠在門上，門上扇形血跡可證扶起過程。妻子救治無望，但推測尚有一絲氣息，丈夫回到廚房，拿砍刀砍殺妻子脖頸處，造成動脈、氣管橫斷。妻子死亡。”
“丈夫回到廚房，在對自己脖頸處反覆試切後，選擇了砍切自己手腕自殺。”
“現場沒有第三者進入，抵門槓完好，門後通道的板凳和鍋，是主人的防盜設計。”
偵查員最終的調查，印證了周洋的覆盤。妻子對家庭財務控制極嚴，丈夫又很愛喝酒，那是春節前，是人們都喜歡喝兩杯的時候。
覆盤完成，周洋說了句：“不過……我覺得……這是個悲傷的故事……”
▲楊小城、李卡納、周洋、宋若冰（從左至右）在解剖室工作，重慶的天氣，從春天開始，防護服裡就開始像一個浴缸，積滿了汗水
“精神上經歷過兵荒馬亂的人，事後大多沉默……”法醫科的人大多是朋友圈的隱身人，他們偶爾點贊，幾乎不發言。
死亡從來不只是九畫寫成的兩個字。
宋若冰做完解剖出來，第一件事情一定是給妻子打個電話。解剖那幾個小時，法醫都是處於失聯狀態的。他和妻子女兒，甚至不能忍受幾個小時的“失聯”。
夏天的一箇中午，辦公室只有我，他說：“我不能想象，以後女兒長大了，慢慢有自己的圈子，自己的世界，而我逐漸退得越來越遠……我沒有準備好，永遠都沒法準備好……”女兒還在讀小學，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從他眼裡看到一種老年的蒼茫。
他對自己有奇怪的代謝要求：從來不吃午飯，不午睡，像在坐禪，中午是他的蒼茫時刻，一中午要給女兒打好幾個電話，聊天，視頻講作業，有時候看看手機裡女兒跳舞的視頻。
宋若冰不會使用微信付款，以及任何網絡支付、手機銀行。科裡女同事梁黎有他妻子的微信，需要交任何費用，梁黎直接找嫂子，參加比賽得了一點獎金，梁黎也發給嫂子。這讓他顯得非常復古。
後來謎底稍稍翻開一角：宋若冰每年都會傾盡這一年的結餘，給女兒買下一個不會過期的禮物，從未間斷，他要在女兒成年的時候一起送給她。
閆偉是整個辦公室最沉默的人，行蹤神秘，唯一確定可以找到他的時間地點，是下班後的籃球場。同一間屋子工作兩個月後，我們才開始有了第一次交流：
“你是學中文的？”他問
“嗯。”
“講點你喜歡看的書。”
一個法醫正式開始採訪一個記者。但很快我們又不知不覺交換了場地：他講他喜歡的導演是枝裕和，講他喜歡的小說顯克微支的《十字軍騎士》，賈平凹的《山本》，給我推薦日本紀錄片《中國鐵路大紀行》。
後來某天凌晨三點半，他給我打了一個緊急電話，只有兩句話：地點、路線。所有客套、人情藩籬都在這10秒裡消失。那個雨夜的凌晨出門，我想起周洋說：閆偉是那種人——他說他只能喝四杯酒，就一定會喝完，你要再讓他多喝一杯，他真的就倒了。
▲唯一確定可以找到閆偉的時間地點，是下班後的籃球場
從同康路1號的院子看出去，縉雲山脈四季常綠，風會吹來草葉、樹枝的氣息，吸一吸，整個肺裡都是縉雲山。早上上班的法醫，相遇的時候點個頭，一個問：“你值班？”另一個笑著答“國泰民安。”
這像是他們的接頭暗號：不要有死亡，不要有現場。
楊小城跟閆偉在辦公室算是同桌，一個靜，一個動。沒開工的時候，楊小城似乎永遠在唱歌：去食堂的路上、爬上值班床的上鋪鋪被子、早上推開辦公室的門……他唱李健，唱他喜歡卻永遠記不住歌詞的民謠。這個時候，法醫科不像研究死亡的地方，清風明月，少年錦時，死亡很遠。
那個夏夜，楊小城用刀背扎自己的那個偵查實驗，以及後來他的講述，讓我想起作家魯敏《九種憂傷》裡寫的：每個人都如同一枚環形玉器，帶有憂傷的缺口，它不被重視，它申訴無門。它在那裡。
楊小城父親離世的時候，他沒在身邊，當時他在外地工作，父母在重慶。他人的死亡和親人的離世，是不同的生命教育。
所有貧困少年的勵志故事都有一個刻進生命的鏡頭，他的鏡頭是：父親在學校旁邊擺攤，每次他得了獲獎證書，父親都拿在手裡捨不得裝好，買東西的人看了搭句腔，父親就會高興地講，是兒子得的獎。
終於工作了，父親查出癌症晚期。回重慶的時候，他特地帶了一身警服：父親從來沒見過他穿警服的樣子。
老人是在他回單位的路上離去的，眼裡最後的影像，是兒子筆挺端正的樣子。從那天開始，楊小城覺得心上缺了一個小角。他是從對母親的遷就上意識到那個缺角的存在：母親碎碎念，讓他去相親，趕緊結婚，從早上唸到晚上，吃飯都沒停，唸叨了整整8個小時。他沒有頂撞一句。他記得父親離世時他跟自己說：“爸爸走了，更要對媽媽好一些。”
這句話說得特別慢，時間跨過零點，新的一天開始，窗外依然是黑夜。楊小城背過身，用手掌按住眼睛，深深吸氣。這跟白天在解剖室那個麻利高效的法醫，那個吃飯都在唱歌的法醫，不是同一個人。
天亮的時候，他又會笑著說：“我爸沒給我把名字起好。”“小城？哪裡不好？”
“鄧麗君有一首歌，《小城故事多》……”
▲楊小城身後的顱骨，是法醫科的歷代法醫在工作中搜集的無名顱骨
周洋下班後只有三件事：喝酒、看動漫或者打遊戲、把狗洗乾淨鼻子杵進狗毛裡吸狗味。這是女兒降生之前，降生後，第三條換成了把鼻子杵進娃娃頭髮吸娃。現在下班後約飯，他會說：“你們先吃，我要先回去一趟，吸吸娃。”
夏天的時候從解剖室外的玻璃窗看過去，會看到一個白色的解剖服撕得稀爛的周洋，腋下、大腿、後背，巾巾吊吊，看得人悚然：解剖室裡發生了什麼。
解剖服像生化防護服，全包圍，不透氣，不吸水，夏天出汗多的，汗水順著衣服內壁流淌，多站一陣，地上就是兩攤水。周洋受不了人在衣服裡泡澡的感覺，撕了破口透氣。
他體型接近“純圓”，總是給人某種喜感，這讓他找到了一種方式，講死亡時舉重若輕。比如，他認真地回答過一個問題：最不願意出勘哪種現場？
“火災，燒焦的屍體。那個味道……不不，不是臭，是香！你去過燒烤攤吧？這個氣味是很嚴重的干擾，會讓一個法醫內心自責，我是來工作的……所以我更願意在高腐的臭味中去工作。”
“還有一種是地面鋪滿了蛆，踩過去，吱吱脆響，又滑，那種觸感從腳掌心傳上來，肌肉都繃緊了，難受得很。”
總會有一個時刻，舉重就是舉重，無法若輕。
我唯一一次崩潰，是周洋抓住我的衣領，從水中撈起來，重新聚回元神。
死者是個男孩，還沒上小學，被親生父親殺害。那個父親，騙他出門去玩，一路帶到僻靜處殺害。男孩出門的時候多麼開心啊，小書包裝著喜歡的零食。他說想去河邊玩，爸爸就帶他去。他永遠無法明白，為什麼看到這個世界最後的樣子，是父親殺害他的樣子。
孩子的父母早已離婚，父親有新的生活，嫌他是個累贅。
屍體被發現的時候，已經高腐了，整個頭部失去了形狀。母親來認屍，解剖室在長長通道另一頭，母親的哭聲穿過通道，像一串串子彈呼嘯著打過來，打穿我。眼淚會傳染，如同人類的情感會傳染。
眼淚在口罩下無聲奔流，我被周洋抓進另一間空著的解剖室。
周洋沉默了很久，長久得空氣像被水泥封住了，然後我聽到他說：“都有這種時候。想哭就哭出來，不羞恥。”
我知道這個時刻，我們辨認出了彼此。
常紅髮不吃兔子，劉振江也不吃兔子。他們在兩年多的時間裡，撞死了幾百只兔子。
常紅髮戲稱自己和劉振江是在大坪醫院的實驗室裡，關了兩年小黑屋。實驗室在地下，沒有窗戶。他們做的一個課題研究，關於力學傳導，要通過撞擊機對動物活體的撞擊，進行數據取樣，在浩瀚的數據信息中進行分析比對，最終獲得人體損傷鑑定方面的研究依據。
常紅髮最看不得別人流淚，但卻硬生生在實驗室裡聽了兩年兔子的哀叫。
幾年前母親去世後，他愈發不願意面對死亡。老家在山西，那時母親已經腦死亡了，全家都在等他回家，等他來做一個決定：拔管。
拔管很久以後，他才夢到母親，“她在前面牽著弟弟妹妹跑，我死活追不上，在夢裡哭，哭醒了，一抹臉，手上都是溼的。”
這以後，他總覺得自己心腸在一點點變得更軟，“甚至不敢一個人呆在解剖室。”他喜歡科研，科研是向高處摸索，向亮光處摸索。
他現在在做有限元模型：把人體用數字化表達，用幾十萬個點位構成人，可以更清晰地顯示力的傳導。
電腦屏幕上，一個三維的人體模型，在被棍棒擊打後，腦部出現了清晰的損傷。這個受力過程，不是動漫設計，是常紅髮在幾百張不同損傷的顱骨CT片裡，一點點擦除和提取，獲得關鍵信息，進行推算和編輯後，做成的模型。
一個人值班的晚上，仔細聽，能聽到窗外樹葉落地的聲音。他在這個系統裡反覆修改，填寫，補充。他喜歡這種安寧，重擊、損傷，都只是在電腦圖像裡，屏幕一黑，明早的太陽照常升起。明天七夕，他在手機裡給妻子訂了一束花，“國泰民安”。
▲常紅髮（左）和鞏強在做力學實驗
值班的夜晚，周洋通常會早點睡覺，萬一有現場，誰也不知道下一場睡眠要在幾天之後了。12點剛過，一個黑影輕輕躥進值班寢室，俯身看了看周洋。手機電筒突然打開，激光一樣直射周洋眼睛。
周洋眼睛閉得更緊了，他知道是李明，不會是其他人。他覺得李明即使50歲了也依然是50歲的熊孩子。
李明是人類學專家，在法醫人類學領域已經很有成就，他是“西南第一恥（恥骨）”盧湧的弟子。屍體骨骼方面的疑難，他就是新一代的權威，這個權威打完籃球，脫下臭襪子，會突然捂壓在周洋鼻子上。
這一點他遺傳給了兒子，小朋友會用兒童手錶給父親報假警，類似廣告裡那種“爸爸快來救我呀”，氣得李明每次打電話都要提醒兒子：“好好呆在幼兒園，不要亂按手錶！”
法醫科有一條隱藏的分界線，把罪惡的淵藪和日常隔開。生活的這一頭，他們像是特別需要光照，在光合作用裡，永遠有過不完的青春期。
冬天的時候，周洋招呼大家吃烤羊，這個情緒身姿都特別穩定的胖子，吃著吃著就哭了。他至今不知道為什麼哭，心裡灰灰的，想要釋放什麼。一桌人都陷入了沉思。烤架下的火苗躥了出來，悄悄燃到凳子下面，楊小城木然指著火說：“燃起來了哦。”
沒人動，楊小城自己也沒動。火燃大了，王昊第一個醒悟過來，然後把氣管上的火滅了，呼喊大家趕快跑。
這種時候很多，每個人隱隱知道為什麼，但又都說不清楚為什麼。
周洋最不屑的就是法醫科有怕老婆的傳統。謝玉波說，早上出門，身上最後剩下5塊5，結果被女兒搜走了，周洋表示“哼哼”；李卡納有一天沒帶公交卡，找同事借了三塊錢坐輕軌，周洋又笑了；李明在家不敢抽菸，到了單位猛抽，周洋說，鄙視他。
唯一讓周洋稱讚的是宋若冰，這個戀家狂人的櫃子，塞滿了各種吃的，茶葉香菸餅乾咖啡口香糖方便麵，法醫們值班餓了，都知道去翻宋若冰的櫃子。這些都是宋若冰老婆買的。
周洋自己呢，工資卡都交給老婆了，剩一點零碎的補貼，他說夠用。“300塊自由跟30塊自由有本質區別嗎？”他說有。
法醫大多是學霸，醫學院很難考。但是學霸們鬥不過小學生的奧數題。
李卡納的父親，是著名大氣科學家、物理學家趙九章的弟子，研究地質。他給兒子選了三個方向：法律、醫學、電子，李卡納把前面兩個結合在一起，當了法醫。
他的名字曾經被人反覆討論其中的科學感，他沒有辜負這個名字。我問死者為什麼綁縛了50斤石頭沉江還會浮上來，他給我講一串水的比重、各種類型石頭的比重，以及屍體巨人觀以後的脹氣，然後用一串公式推導出來。我在心裡給他發了個表情包：“打擾了！告辭！”
“科學家”急了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唯獨奧數做不出來。午休時間，他經常帶著女兒的奧數題來找周洋和宋若冰，這個面積那個陰影，三個腦袋趴在一起，紙上畫來畫去，還要爭，急了就互相傷害，拿智商碾壓對方。猛一推門進來，我覺得誤入了高中教室，又想扔個表情包：“打擾了！告辭！”
▲周洋（左）和李卡納拼接顱骨碎片，從骨折線上還原死者受傷過程
網上雞湯流傳度很高的一句話是：除了死亡都是擦傷。
謝玉波母親癱瘓臥床8年，脖子以下毫無知覺。疾病把母親變得越來越喜怒無常，父親一個人獨自照顧，還要下地幹農活，翻身喂水排便，都是定時，比鬧鐘還準。整整8年，母親沒有長一處褥瘡。
送走母親後，謝玉波第一件事情，就是幫父親尋找一個老伴。父親不急，他急得很。“活著的時候要好好活，死亡要快速翻過去。”現在父親和謝玉波找的阿姨快樂地生活在一起，主城帶帶孩子，老家修修房子。
周洋以前在區縣工作，帶他的法醫，比他大12歲，要求嚴。頭一天，他還在批評周洋，說桌子太亂，不收拾，周洋不吭聲，心裡嘟噥悄悄翻白眼。第二天，這個法醫就出事了。
那是冬天，陽光照不到山的背陰面，公路上有暗冰。山路彎多，開車從朝陽的坡面繞過去，車速快，一拐彎就進了背陰面，來不及減速，車在冰面上直接甩出去。
周洋去做的屍檢。“有一種不真實的穿越感，這個人不是還在批評我嗎？怎麼突然就沒了……”
我想起第一次對話式採訪，周洋說，有幾種現場他特別怕出，其中有一種就是“死者跟我同名同姓，跟我親人同名同姓，跟我同事朋友同名同姓。”母親去世，前三天，他一滴眼淚都沒有掉。
“死亡時間在2小時以內的屍體，手上會有餘溫，身體也有微溫。我拉著他（她）的手，會有幻覺，像拉著一個活人的手。”
周洋開車很慢。有天早上上班，開車在內環快速路上，遇到7次危險的貼身超車，他不發火，不路怒。
▲法醫病理組從事更精細的鏡下工作
法醫科長夏鵬很潮，冬天穿那種筆挺的H型駝色羊毛大衣，窄腿褲，鬼冢虎的鞋，腳踝露著，從不穿秋褲。很難想象，一年多以前，他比現在重30斤，他硬生生跑步跑掉了30斤脂肪。這是A面，上班的時候，他是另一個人。
值班的早上，夏鵬把自己的工具箱挪了一個方向。值上一個班，他出了一個現場，只要出過現場，下一個班，他一定要做一個微小的改變，箱子換個方向，或者多放兩把止血鉗進去。
“就是給自己的一個心理暗示，這個班一定要平安無事。類似他們打招呼說，國泰民安。”
他是法醫科的“箱子殺手”：他會不定期，毫無規律地突然抽查箱子，每個都不能錯，不能少。
他解釋過這種對細節的苛刻：“崩塌往往就是從細節開始的。法醫出現場，一個人就是一支隊伍，一個細節都散不得，一散就是全部散。”
他給他們講過一個自己的故事。那時候他還在一個分局，有一次做解剖，開顱鋸拿掉了，痕跡同事幫他出去拿。他一個人在解剖室繼續解剖，外面是一個長長的通道，通道兩側擺滿了屍櫃。同事出去以後，整個通道安靜得瘮人。
他在進行口腔探查，突然，屍體咬了他一口。剛好，殯儀館的燈突然滅了。他慌張了，連手術刀都沒有放下，就往外跑，一直穿過長長的通道，站到門口，等同事回來。
夏鵬從不相信靈異，他知道科學的答案：自己肯定是碰到死者下頜的某個位置，導致死者牙齒動了一下。如果同事在場，他們甚至會互相開個玩笑。夏鵬告訴法醫們，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拿掉過一樣東西。
他也會“恐嚇”科裡的法醫：給AI輸入系統知識和現勘資料，像阿爾法狗學習圍棋那樣學習法醫學，以後你們就會被取代。周洋不太相信：“人命關天的事情，請問AI可以簽字負責嗎？”
在實戰部門帶隊伍，沒人能當翹腳老闆，“領導”有更豐富的外延。
夏鵬會敲打兄弟們的私人生活：“下班吃飯要AA制哈，我教過你們，微信裡的AA付款，不要給任何兄弟增加負擔。”兄弟們也敲打他：“喊你不要跟娃兒急，不要兇，不要吵，不要吼娃，都是親生的……”
法醫科北方人多，佔了一半，每年大年三十值班，夏鵬都會請來李明的母親，一位遼寧阿姨，做最正宗的手擀麵，包餃子，值班的法醫們，也過一個北方春節。
這是法醫科最有味道的一頓午飯，家屬帶著孩子們，來陪伴一兩個小時，過一個短暫除夕。豬肉白菜餡的餃子，常常被其他科室值班的同事蹭走一半，法醫們的孩子，圍著大人追來追去。這個時候，法醫們覺得夏鵬就是個大哥。
夏鵬小時候有兩個理想，一個是警察，一個是醫生，命運想了想，混搭一下，讓他當了法醫。職業改變是從對弱者的敏感開始的。
夏鵬小時候讀重慶一中，他是這個重點中學裡的熊孩子。語速快，反應快，動作快，愛欺負人，圖個樂，喊同學交出飯票來。也不是真要，別人喊他大哥，懇求兩句，他就還給別人。同學覺得他是“社會人”，不敢跟他耍。
做了法醫，像變了個人，尤其有了女兒後，所有跟孩子有關的案子，他都特別敏感。
一個兩歲多的農村女孩，死在一個冰涼的夜晚。父母出門打工，孩子一直帶在爺爺身邊，那間農村土房子，又窄又亂，床是那種竹涼板搭在墊起的磚頭上做的簡易床。平常都是爺爺帶著孫女睡，這些日子，母親回來了。
小女孩臉色蒼白，家裡人以為是病死的。夏鵬反覆看她的口腔和眼睛粘膜，窒息徵象不太明顯，但有，要非常仔細地看，很細小的小點。病死是普通人含混的說法，法醫出具的死因裡，沒有“病死”這種說法。
女孩的死因是外力捂壓導致的機械性窒息。再查下去，兇手是孩子的母親，也是要開始自己新的生活，女兒是個負擔。
夏鵬想到自己的女兒，想到第一眼看到這個小嬰兒，是在電梯裡，她在哭。他還沒來得及給妻子拿麻藥去手術室，女兒就出生了，電梯裡碰到護士抱下來，他恨不得搶過來自己抱著。
怎麼會有人下得了手？
曾經一起兒童被襲擊的案子，夏鵬沒有去。常紅髮、閆偉和孫廣勝去出勘的現場，去做的傷情鑑定。
常紅髮和閆偉還沒有做父親，夏鵬覺得這是一種更好的安排。工作都是訓練有素的，但不同的人，心上會留下不同的痕跡。
夏鵬做了十幾年法醫，命案發案率比他入行的時候低了接近80%，但是青少年自殺這類死亡，在增多。“做父母的人，會特別敏感，會追問自己，我做得好不好，我真的知道孩子在想什麼嗎？”
女兒小憶讀小學5年級，他跟李卡納和宋若冰一樣，焦慮同樣的問題：“我明明是個學霸啊，孩子明明是親生的啊，數學怎麼就不像我？”
小憶在天分上更靠近媽媽，情感細膩，語言有靈氣。幾年前，夏鵬和妻子出國旅遊，出發前的晚上，小憶非要看一看媽媽的箱子。到達後，夏鵬打開箱子，在衣服中間看到小憶悄悄塞進來的紙條：爸爸媽媽，祝你們玩得開心，你們不要忘了我。
從此以後，夏鵬休假出門，都要帶上女兒，“在她長大離開父母以前，每一天都是珍貴的一天。”
因為自己做法醫，因為孩子是女孩，夏鵬的安全教育從很小就開始了，碎碎念，反覆念。小憶5歲的時候，他做了一次測試。
他和妻子帶女兒逛街，走著走著就在後面藏起來。他一直教女兒，走丟的時候，不要害怕，不能大哭，不能吸引周圍的人注意。要沿著大路走，去找穿制服的人，告訴對方父母的名字和單位。
小憶發現父母不見了，沒有哭，但也慌張。她四處張望，想哭，但在努力忍。然後她沿著大路往前走，忍不住了才開始哭。
夏鵬給女兒說得最多的話是：活著是最大的價值，無論如何艱難，不要放棄生命，要努力生活。他知道小憶現在不會完全懂，但他要種下一顆種子，他相信種子的力量。
▲夏鵬
浮士德與魔鬼簽署協議，以靈魂作為交換，讓魔鬼滿足自己的慾望。抵押靈魂的人，有時候就在我們身邊，每個人身邊。
王小偉以前出得最久的一個現場，用了12天。一個農村的大家族，從臥病在床的老母親開始，各房叔伯嬸子，有癱瘓的，也有健全的，都有人相繼死去。深山裡的村子，人們眼裡的生老病死，都像風中的葦草，一伏，一伸，不驚奇。話多一點的，無非講這家人著了魔。
在家族辦喪事的答謝飯桌上，有人吃著飯，就倒了下去。
投毒案的勘查工作量很大，每一處居所，每一樣可疑物件，都要一一提取。僅僅一間廚房的碗碟容器，就提取了上百個檢材。最後的檢驗報告和案卷，堆起來，比兩張辦公桌疊起來還高。
王小偉第一天就在一個白色瓷碗裡，提到了毒物，確定了案件性質，現場的人都繃緊了一根弦。
家族人多，調查筆錄也多。山區村子離縣城遠，條件有限，民警廚房在做筆錄。一個女子在旁邊走進走出，她咿咿呀呀有語言障礙，但聽力完全正常，是家族一個兄弟在外地打工帶回的女友，就在廚房給大家做飯倒水。
幾天後，在家族一個兄弟的麵包車裡，民警看到一瓶蓋子擰開過的飲料，女子招呼民警喝。沒有人喝，但迷霧似乎在開始散去。
當天晚上，這輛麵包車後座的腳墊上，法醫發現了微塵樣的白色粉末，憑經驗和直覺，大家都知道危險逼近了。
女子被抓了，所有證據都指向她。抵押了靈魂她要什麼？她要家族的房子，要家族的另一個哥哥，要給自己曾經受過的欺負出口惡氣，要到後來，只是一樁罪惡掩蓋另一樁罪惡。
她扔掉的毒藥，一會指是東邊的垃圾山，又指認是西邊的半坡崖，民警和消防員一起，身上拴好保險繩，吊下山崖，一點點翻找。
王小偉說這不是危險時刻，真正的危險，是證據跟兇手賽跑的時候，魔鬼就在你身邊，你甚至感覺到它在，但你不能管它，你只能向著證據的方向跑。
那瓶打開的飲料，已經被那個講不出話的女子投毒，車裡的白色粉末，就是她往瓶口灌入的時候，灑落的。王小偉他們跑贏了，跑的時候，魔鬼就在身邊同行。
楊小城曾經教我如何戴手套，如何拿手術刀。那種解剖用的白色乳膠手套，我戴上第一層，死活戴不上第二層。我把手術刀遞還給他們的時候，刀頭朝外，一屋子的法醫都嚇得跳起來退了一圈。
手術刀只能放在解剖臺上或者器械盤裡，刀頭不能朝向任何人。刀鋒嗜血，解剖室嗜血。
劉振江在昆明醫科大學讀的法醫學研究生，研一開始，就要跟著師兄們出現場、解剖。大河淹死會水人，危險往往出現在熟練後的大意階段。快畢業的時候，
劉振江解剖了一具男性屍體，他的手被扎破了。那是一個60多歲的老人，劉振江鋸開老人的顱骨，下一步是掀開頂蓋。頂蓋靠後的中段位置，有一塊凸起的骨刺樣硬物，要用力氣掀開。就在用力的時候，他手滑了，食指被那處凸起刺破，刺穿兩層手套，刺進肉裡，血湧出來。
老人的血檢艾滋病陽性。一個尚未畢業的年輕人，第一次意識到死亡的另一種面目。在等待自己檢驗結果的那一週裡，他什麼都沒心思做，他在昆明著名的金馬碧雞兩個牌坊之間走來走去，坐一陣，走一陣。他很害怕，又不知道怎麼訴說。他問自己，未來的職業生涯，你害不害怕？
那只是一次有驚無險，一個對年輕法醫的警示：你想好了嗎？
劉振江後來再也沒有在工作中受傷。法醫科每次查案，一屋子的人唇槍舌戰，常常是他默默起身，燒好開水，給同事們一一摻茶倒水。他辦公桌上貼著唯一一張便利貼：每天早上9點前必須打卡。前一晚睡在單位值班的人，不進大門口，往往會忘了早上這一波，他不允許自己忘。這樣的人很難再受傷了。
▲宋若冰曾打著保險繩到山崖下尋找物證 警方供圖
遠郊區縣的一個深夜，一輛行駛異常的小轎車被攔了下來，一對神色慌張的父子，講話語無倫次。打開後備箱，一個60多歲的女性死者蜷在裡面，脖子上綁縛著繩結。
死者是父親的妻子，兒子的媽媽。
按這對父子的說法，死者身患直腸癌晚期，痛苦不堪，渴望解脫。家住在城裡的小區，不遠處就是長江，老人想過跳江，但傳統觀念裡又怕找不到屍體，無法入土為安；想從家中高層陽臺一躍而下，又覺得砸碎的肢體過於血腥。
想來想去，她決定上吊自殺。走不動路了，她懇求家人開車，送她去老家果園，找一棵樹。
脖子上的綁帶，是女式大衣腰間那根腰帶。父子倆送她到樹下，然後走到遠處，不看。半小時後回來，把死者取下來。
劉振江要做的工作，是從死者身上尋找證據：這對父子講的是真話，還是他們謀殺了親人？
解剖室建在半山腰的一塊凹地裡，特別兜風，秋天的風冷得像嚴冬。解剖的時候，劉振江發現，死者的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胰腺等多個臟器，身體消瘦，接近惡病質。
他問我，是否知道直腸癌晚期症狀？我不知道，但想起採訪過的醫生講過宮頸癌晚期症狀：糞、尿，所有能漏的都漏，人會散發惡臭。他嘆息了一聲，沒有回答。
沒有證據指向是謀殺。但教唆、幫助他人自殺，根據刑法，也是罪。
劉振江是法醫科少有的不抽菸的人，工作結束，他解乏的方式是長時間沉默，既不看手機，也不講話。我等到他沉默的盡頭，跟他聊到“人在死亡這件事情上，有多大的自主權”，他想了想說
“一個警察，只能在法律的框架裡工作，不能跑到法律的前面。”
情感和倫理有時候會把人逼進死角問：你相信血緣嗎？相信孩子都是天使嗎？
一個廢棄的居民房背後，有一條陰溝。一個8歲的小男孩，被發現的時候，面朝下，臉撲在溝裡。背上蓋了一塊泡沫板，沒有蓋住頭和腿。
最後一個看到男孩的是他12歲的哥哥，當天下午跟弟弟出門買餅子，哥哥自己回家了，弟弟說再玩一會，自己走遠，再也沒回來。
主流意見傾向於是一個意外：男孩意外跌落到陰溝裡，臉埋在水裡窒息死亡。周洋覺得不是，“身上遮蓋的泡沫板，風吹過來正好蓋在軀幹部分？有這麼精於計算的風？”
他覺得是一個未成年人作的案，心智不成熟，一張板子蓋住身子，以為是藏屍了，就像小孩逮貓貓的時候，顧頭不顧尾。
法醫要為自己給出的方向負責，堅持一種判斷是需要勇氣的。科長夏鵬也是執拗的人，他不管哪邊聲音大，意見多，他只站他認為對的那邊。這次他站周洋。
偵查員很給力，始終信任法醫，始終沒有放棄。堅持走訪調查3個月後，案子破了。
12歲的哥哥作案。他認為弟弟很壞，不愛學習，調皮搗蛋，殺了熊孩子，他是“為民除害”。
法律如果是零度，倫理也許就是人的體溫。真相的背後，是一個家庭破碎的悲劇。“殺人案，人們通常不願意往未成年人身上去推測，尤其是血親。”周洋說，通常情況下，也不提倡首先懷疑近親作案，除非有重大嫌疑，否則容易造成家庭撕裂。“偵破也要考慮人。”
“法醫這個工作本質上很壓抑。”撞上倫理的牆，就更壓抑。
蒼茫才是人間的底色，赤橙黃綠青藍紫不是。
▲周洋（左）和李卡納在做人骨拼圖，顱骨缺損的碎片，是一個永恆的黑洞
有些人的高光時刻，是在聚光燈下，有些人是在一些平凡的瞬間。
宋若冰曾經在外地工作。出得遠的現場，車都開了一天多。沒有條件把屍體運送到城市裡的解剖室進行解剖。要在有限的時間完成工作，只有在現場進行解剖。
那是一個山谷，湍急的河水洶湧撞擊河裡和兩岸的大石頭，
找不到完全平整的地面，只能在石頭上解剖。天漸漸黑下來，同事們只有打開車前的大燈照明。入夜的高海拔地區，空氣冷得像堅硬的石牆。雪花落下來，一層比一層密。宋若冰手僵了，肋骨在發抖往胸腔裡收，他要控制住自己手上的動作不走形，要快，要準確，家屬就在不遠處看著。
“成就感有時候不在工作本身，而在一些意外的小時刻。”
有一次出現場，道路塌方，巨石擋了去路。宋若冰急了，攔了一個騎摩托的藏族青年。青年摩托車後面掛著兩個竹筐，剛剛從山上採了兩筐新鮮的松茸，送下山去賣。
松茸是城裡餐桌上的珍品，兩大筐，都是藏民一支一支山裡挖的。青年聽了宋若冰的求援，二話沒說，把筐子裡的松茸倒了一半，讓宋若冰踩進筐子，他送過去。宋若冰給他錢，他一分也不要。
同事給他和青年拍了一張照片，他把照片放在一個單獨的文件夾裡。照片上兩個人都在笑，西藏的陽光照得人身上閃閃發亮。
▲宋若冰和藏族青年 警方供圖
一位中年大嫂，曾經給楊小城送過一籃子雞蛋。
那是在外地工作的時候。大嫂跟弟媳發生了爭執推搡，農村的田坎，一米多高，弟媳摔下去，摔傷了腰。楊小城的鑑定結果是輕微傷。弟媳不服，找了楊小城的上級，得到她滿意的鑑定結果：輕傷。輕傷可讓對方入刑，警方將對大嫂採取措施。
楊小城去現場實地勘察做過偵查實驗，這個高度的鬆軟土坡，45度傾斜，人的姿勢是滾落，幾乎不可能造成椎體滑脫。他懷疑弟媳在事發前腰椎已經有問題。
輕傷鑑定出來後，他又去了一次現場，他堅信自己沒有錯。
楊小城讓弟媳拿一張以前拍過的片子來。那是正常的腰椎影像，沒有任何損傷，有那麼一瞬間，他覺得自己把自己逼進了死角。
事發前後，兩張片子，一張完好，一張椎體滑脫，推打摔跌造成輕傷，邏輯完美。只有一個漏洞：受傷後的片子裡，宮腔裡有一個金屬節育環的影像，受傷前沒有 。
楊小城默默抄下片子一個小角落裡的編號。他去醫院翻底片，挨著編號找，果然查出來，編號是在登記本里重新插進去的，這是一張新拍的片子，是弟媳找另一個腰椎完好的人代拍的，她不敢拿出自己以前真實的CT片。
那是外地一個小城市，一年要做幾百份鑑定，法醫像半個偵查員。他曾給另一個“耳聾”的人做完鑑定，那人走遠，他突然大喊一聲那人名字，對方本能回過頭來……每個法醫的靈魂裡，都住著一個刑警。
他推翻了上級作出的鑑定。他跟前輩打了一個電話，表達了自己的堅持。少年意氣，就像衣服的前胸畫著一個圈，圈裡寫了一個“勇”。
案子一直送到省廳。最終採用的是楊小城這份鑑定。大嫂放了出來。
他不認識那位大嫂，當大嫂提著一籃子雞蛋硬塞給他的時候，他完全沒反應過來。他不要大嫂的雞蛋，但他永遠記住了那一籃子雞蛋。
▲楊小城在墓穴中提取證物 警方供圖
閆偉抓過一個兇手，兇手不是人。
那是山區農村，一個大山包，緩坡上去都是農田。現場就在一家農戶的農田，一對老年夫妻，相距一兩百米，雙雙死亡。兩名死者身上都有嚴重的創傷，胸腹、後背、脖頸，大裂創形狀不規則，分佈沒有規律，但顯示出兇手的巨大力量。死者的衣物翻卷，隨身物品凌亂分佈在現場，像是隨意的翻撿、拋撒。耕地的犁頭，已經摺斷，倒在地裡，像在說著什麼。
那一天，山區下雨，雨水沖刷著泥土和秧苗，沒有目擊者，有價值的痕跡很少。
在致傷工具上，閆偉卡住了。死者的傷口是一種異形工具造成，不是常規的斧頭、木棒等鈍器，形態很難描述。創傷分佈也很奇怪，兇手雖然殘忍，暴力巨大，但死者沒有抵抗傷。不是一種尋常的殺人邏輯。
閆偉沒有遇到過這種現場。但直覺和經驗都在提示，兇手不是一個正常人。
會不會是耕牛？偏離思維套路，都需要勇氣。閆偉做的屍檢，死者身上的裂創，像是牛角橫掃、從下往上挑、撞擊等多角度造成。人力難以形成的巨大暴力，胸部擠壓，牛角、牛蹄和犁頭都可以造成，牛也沒有人類的邏輯。
他和同事去找牛，發動村民找。牛找到了，情緒不穩定，閆偉要做的工作，是在牛角上提取死者的生物物證。
沒有人能靠近牛，牛的眼神裡充滿了戒備。民警找來當地獸醫，按劑量注射麻醉劑，不管用，牛不睡。又給牛灌白酒，一瓶兩瓶，牛喝得眼睛發紅，還是不睡。他們試圖綁住牛的腿，不行，沒人能靠近。
最後等牛平靜下來，閆偉靠籃球運動員一般的臂長，遠遠伸過去擦拭牛角，提取了關鍵物證。
其他各種證據也陸續到位，牛被證實是兇手。沒人知道那對夫妻，當時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激怒了牛，掙斷了犁繩，撞斷了犁頭，衝向主人。
我問閆偉最後這頭牛怎麼樣了？處決了嗎？他頭也沒抬，回答說：“有人提過殺牛。我不知道，我沒問。”“你不想知道……”
▲李卡納（左）和閆偉在做血跡實驗
詩人里爾克在《嚴重的時刻》裡寫：“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死/無端在世上死/眼望著我”。歷史中很小的時刻，對一個一個具體的人來說，是他們的大時刻。
法醫見證的，都是大時刻。
▲現場勘查
汶川地震既是個人的大時刻，也是歷史的大時刻。夏鵬去的映秀，跟總隊的法醫團隊一起。
夏鵬和同事搭的帳篷，就在小學附近，他們去的那天，經過學校門口的廢墟，聽到廢墟里面有狗的哀叫，他們想救，沒有工具，狗埋在深處，看不到，只聽得到。過了兩天，再也沒有聲響。
5月14日以後，整個映秀上空屍體的氣味越來越濃，空氣越來越凝重。所有作業的機器都24小時全開，人分成幾班倒，消防員挖出來一個遇難者，痕跡馬上拍照，進行個人物品的辨識和固定，法醫馬上取生物檢材。
前兩天，家長們都坐在校門廢墟外不遠處，等待中互相安慰。出來一個孩子，家長圍過來，有人崩潰大哭，沒哭的，默默走開。漸漸的，家長越來越少，越來越沉默。
夏鵬每天抽空寫日記，寫他眼睛看到的一切。
他看到一個老婆婆，揹著一個背篼，背篼裡有一雙嶄新的兒童鞋子。婆婆每天都來圍著學校轉，圍著法醫轉。她說她有兩個孫子，一個調皮，一個聽話。地震的時候，調皮的逃學，在外面騎自行車玩，幸運躲過了一劫。聽話的在學校讀書，至今沒有下落。
背篼裡是這個聽話的孩子最喜歡的鞋子，她說如果找到人了，她想給娃娃穿上。夏鵬寫自己和同事們的改變，每個人都在搶著做事，換班了又搶著去搬東西，去幫其他工作人員發放物資，抓小偷。餘震的時候，後面的大山轟然作響，沒有人驚惶，每個人都想用完自己最後一點力氣。
結束工作回重慶，夏鵬帶回了一件警服，警服每天噴灑消毒劑，已經變色，紫紅色的痕跡在藏藍色上重重疊疊，像是塗鴉。他把它掛在那些嶄新的制服中間，那是他最喜歡的一件。
兩個月後，女兒出生，他才覺得，他是真的回來了。他再也不想出發，同康路1號，希望永不出發。
2018年，重慶現行命案破案率：100%。每一個法醫的名字，都嵌進了數據，嵌進了歷史。
▲法醫科
（由於法醫工作的特殊性，除警方供圖外，均採用了模擬現場的方式拍攝）
來源自｜重慶晚報慢新聞
發佈自| 珠海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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