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搭亂建作為城市管理的一個“頑症”，如今已越來越受到關注。11月15日，一則關於北京市“拆違”的新聞報道，今年截至目前北京市已拆除違法建設2313萬平方米，創下歷史新高。說到私搭亂建，其實古已有之，明清時期的北京就曾採取極為嚴厲的措施整治私搭亂建行為……
明代設五城兵馬司負責“街道等事務”
清代設置“街道廳”“專司五城街道”
據《明代北京史話》記載：“明永樂二年(1404年)設北京兵馬指揮司，定都北京後分設五城兵馬司，即中、東、西、南、北五城兵馬指揮司，負責治安、火禁及疏理溝渠街道等事務。”成化八年（1472年），兵馬司官員在巡視時，發現有人在“京城居民輳集處所”任意修建寺觀廟宇，不僅造成道路擁擠，還有礙觀瞻，一旦“走水”（失火）不利於滅火。為此成化皇帝朱見深面諭禮部徹查此事，隨後多人受到處罰，並將私建的廟宇拆除。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又設置了虞衡司負責街道的巡查整治。《大明會典》記載：虞衡司“添注員外郎一員，專一巡視在京街道、溝渠。”“凡私建房屋、宅院，私置墳冢，有礙道路通暢、河道疏浚者，皆以處之。”
弘治十六年（1503年），錦衣衛指揮餘寘奏稱，“時勳戚之家大興土木，多市民居或隙地，取土長或二三十丈，深或見泉，已而復據附近街巷起土塞坑，致地形高下，溝渠壅塞。”弘治皇帝朱祐樘隨即傳旨：“凡於京城穴地取土及街巷取土填坑者，皆罪之。”“圈佔街巷建房屋、私侵官道者同罪，並以除之。”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兵馬司官員巡視時，發現“京城內外勢豪軍民之家，侵佔官街、填塞溝渠，以充私宅”。上奏後，嘉靖皇帝諭旨：“凡侵佔官街、填塞溝渠者，無論官階權勢，皆以處之。”
清初，京師街道由工部漢人司官一人專管, 同時令五城司坊官分理。康熙二年（1663年），北京內城改由滿、漢御史、街道廳、步軍翼尉、協尉管理；外城則由街道廳、五城司坊官管理。《中國古代官職大觀》稱：“街道廳，又稱督理街道衙門，清代設置，隸屬工部，掌京城道路之修築平治和溝瀆的疏浚，以及居民修造房屋之批照記檔等事。”清代汪啟淑所著《水漕清暇錄·街道廳》稱“街道廳專司五城街道”。
據《清實錄》等史料記載：康熙十四年（1675年），內城街道改由步軍統領衙門管理。外城交於街道廳分理。此後，街道管理系統又經幾次變更，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才確定由工部堂官及步軍統領衙門各選司官一人，都察院御史二人，管理街道事務，其主要職責為京城街道的管理、民房修建批照記檔等，對破壞公用設施、私搭亂建侵佔道路、水道、有礙市面秩序等予以處罰。
《大明律》規定私搭亂建“杖六十，各令復舊”
清雍正年間除拆毀違建“另處枷號、罰銀”
明清時雖然沒有“違章建築”一說，但凡在街道、河道旁建房，有礙交通、疏浚或逾制的建築，無論規模大小，均被視為“違建”，並有明確的處罰措施。《大明律·工律》 “侵佔街道”條規定：“凡侵佔街巷道路而起蓋房屋及為園圃者，杖六十，各令復舊。其穿牆而出穢汙之物於街巷者，笞四十。”成化六年（1470年）規定，“令皇城周圍及東西長安街，並京城內外大小街道溝渠，不許官民人等作踐掘坑及侵佔淤塞”。弘治十三年（1500年）又規定：“京城內外街道若有作踐，掘成坑坎，淤塞溝渠，蓋房侵佔……俱問罪，枷號一個月發落。”嘉靖十年（1531年）題準：“京城內外勢豪軍民之家，侵佔官街、填塞溝渠者，聽各巡視街道官員，勘實究治。”
清代基本上延續了明代的法律，但也有新的規定。隨著城市和商業的發展，乾隆年間京城外來人口不斷增加，外城的一些住戶擅自佔道建房或開設商鋪的也逐漸增多，有的甚至加蓋二層房用於出租。故此順天府規定：外城“馬路街衢旁各商鋪有安設風擋、佔用邊道者，應即一律拆退。臨街店鋪商戶不得在門前堆積什物，凡佔用官路者，應即一律讓出，違者一併罰銀。”
據傳，清雍正年間，宣武門外有鄧姓富商，在修繕宅院時門樓加了一層，還另佔官道修建了一道影壁，被巡查至此的南城兵馬司吏目（官員）發現，當即令其停工。但這富商並不把吏目放在眼裡，繼續施工。吏目上報正副指揮，最後上奏到雍正皇帝。三日後雍正皇帝傳旨：“令順天府實勘，於典制有違，俱行拆毀，另處枷號、罰銀。”幾日之後，其違建被強拆，那富商也被問罪。
西直門是北京內城“九門”之一，清代帝后去往西郊御園多經此門。嘉慶年間，有一商戶在西直門護城河石橋旁擅自搭建簡易房屋，以為商鋪。一個月後又有多個商戶佔道建房，商鋪佔據大半個官道。不久，嘉慶皇帝出西直門微服私訪，見城門外多了一片參差不齊的房屋，既有礙觀瞻又影響交通，令其拆除。可商戶們不知他是當今聖上，不予搭理。嘉慶皇帝大怒，當即令隨行的太監傳旨於宛平縣令，令其兩日之內將西直門外所有商鋪拆除。宛平縣令不敢怠慢，當夜率人將所有的商鋪拆除了。雖然“拆違”果斷，但宛平縣令並未受到嘉慶皇帝的讚許，反而以督察不力，對其罰俸兩個月。
清劉墉
對駙馬“違建”宅第窮追不捨
乾隆皇帝諭令
“侵街圈地擅建宅院”一律拆除
據《永定河史話》記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皇帝巡視永定河，當巡至石景山南面的龐村、養馬場時，見河堤上有些房屋，便問陪同視察的河道總督王新命，是何人敢在河堤上建房，王稱是外來之人所建，已派人告知幾次，令其拆除，但遲遲未拆。康熙皇帝厲聲問道：“河堤乃防汛重地，一旦河流泛濫，何以逃生？幾番告知，因何未奏效？”隨即撤了他的職務，由李光地接任。李親自到河堤上尋訪，原來暫居於此的是來自河南的“流民”，因旱災流落於此，自建土房，暫且安身。李光地隨即將實情稟報康熙皇帝。幾日後，康熙皇帝硃批：“令宛平縣撥銀兩，另選安穩之地建房安置，不可強制驅趕。”一個月後，在距永定河十餘里的地方建成民居，將暫居於河堤上的“流民”予以安置，隨後河堤上的房屋被拆除。
另據《永定河古道》載：乾隆十六年（1751年），兼管永定河治理的直隸總督方觀承向乾隆皇帝稟報說，順天府所轄大興（今北京大興區）、永清（今屬河北廊坊）等縣永定河故道上有多處附近村民私建的房屋，遇有河流泛濫，難以逃生。地方官員多次勸他們搬走，不見奏效。乾隆皇帝御批道：“查實願遷，即給與房價，其不願者俱令出具甘結（舊時交給官府的一種字據，表示願意承擔某種義務或責任，如果不能履行，甘願受罰）。”方觀承立即將乾隆皇帝的旨意傳至各縣，多數村民領取補償款後將河堤上自建的房屋拆除，另選安穩之地建房，只剩下董家務（今永清縣韓村鎮）和惠元莊（今瀾城鎮）的村民不想搬遷，三年後永定河氾濫，“董家務、惠元莊居民瓦土草房悉被淹淤。”
福隆安是一等忠勇公傅恆的兒子，而傅恆又是乾隆皇帝的孝賢純皇后的親弟弟。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皇帝將四女和碩和嘉公主嫁給福隆安，福隆安遂又成了駙馬。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福隆安兼任工部大臣時，利用職務之便擴建宅第一等忠勇公府（位於沙灘北街），並侵佔了部分街道。此事被告到了新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劉墉處，為官耿直清廉的劉墉立即上奏給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聽後有些為難，但劉墉仍窮追不捨，在幾番陳述利弊之後，乾隆皇帝只好宣福隆安進宮，令其自行拆除“違建”。福隆安很不情願地答應了，但三個月後還不見動靜，乾隆皇帝催過兩次仍不奏效，最後令宗人府會同都察院等將福隆安擴建的部分宅院拆除了。隨後又下令對劉墉上奏的幾處王公大臣、富豪巨賈的“違章建築”進行整治，有的被改建，有的被拆除。此後的一次早朝上，乾隆皇帝又與諸位大臣專門談起“拆違”之事：“福隆安擴建宅院，私佔官街，實不可取，朕無以庇護，已行拆畢。此舉意在告誡群臣，無論王公大臣、富豪巨賈，凡侵街圈地擅建宅院，接簷造舍等，一切不許，並令拆毀！”（戶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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