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鲍鹏山散文名篇《晁错:多情却被无情恼》(下)

著名作家鲍鹏山散文名篇《晁错:多情却被无情恼》(下)

晁错:多情却被无情恼(下)

当吴楚等七国叛乱时,帝国境内的诸侯国共有17个,也就是说,丕有l0个王国没有参与叛乱,他们的态度很是可疑,也很令人担忧。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对晁错的态度与叛乱七国是一致的:“诸侯……多怨晁错”(《史记·吴王濞列传》),这确实是景帝预期的目的,而刘濞也在利用这一点,试图拉拢其他诸侯国入他麾下.如果我们了解这一层,我们会对景帝杀晁错有新一层的理解:那就是要通过杀晁错来笼络这一批尚未公开挂出反旗的诸侯。晁错的削藩是针对所有诸侯的(虽然有缓急轻重之别),现在,激进的吴楚等七国已造反,可以说他们是代表着所有诸侯国的利益的。因此,诸侯们在内心里拥护和同情吴楚的成分肯定会多一些,哪怕他们不希望吴楚对中央取而代之,另立权威,也希望他们给现存的中央一点颜色看看,让其收敛其削藩的锋芒。景帝当然也深察这一点。于是,他主动先让一步,潜伏爪牙,把削藩的倡导者晁错——这是他预先为晁错包装好的公众形象——杀掉,以换得诸侯的支持。应该说,他的这一目的果然实现了,大多数诸侯国站到了中央一边,并负起了屏卫中央的任务。

我们可以看看景帝玩弄晁错的全过程。首先.他利用晁错的忠诚和远见,“假错为之用”,让他承当“削藩”的倡导者和设计师的角色,使之成为众矢之的。并利用他的奏札激化矛盾,促使必反的吴楚等国早日爆发,从而能够有充足的理由动用物力收抬他们。当这一目的实现后,再用晁错的脑袋笼络未反的诸侯,孤立吴楚,使中央具有绝对的优势。景帝的这一连环妙计,凭心而论,还真叫人佩服!当初在棋盘旁,他动手砸死了吴王濞的太子.现在,他又如此高妙的一局棋,只两招.就玩死了苦心孤诣准备了30多年,已62岁高龄的老奸巨滑的吴王濞自己!

晁错,是这招棋中的一个可恃的弃子。

袁盎献“计”十来天后,一切暗中操作都已到位,三个小人走上前台,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张欧,上书弹劫晁错。他们奏称:“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我的眼睛在“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 几个字和这三个人的名字问来回逡巡。我实在惊骇于人的残忍。就算不太会做人的晁错得罪过他们(史无明言),晁家的父母、妻子、一家老小也不至于与他们有什么过节。这种残忍若不是出于怯懦(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往往用斩草除根的方式来换得暴行过后的安全感),就是出于集权制度下的政治观念,这种政治观念是绝对视人如草芥的。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晁家被杀的一门老小,在临刑时肯定比我今天写这文章时更能明白这样的国家是什么,它对人民意味着什么.只可惜死人不能说话,活人更加自私,真理就这样被死亡与自私遮蔽了。

著名作家鲍鹏山散文名篇《晁错:多情却被无情恼》(下)

我的眼睛最后定定地盯在这三个名字上,无论用什么样凶恶的词来形容我的眼神都不过分,但最终只剩下一个词:怜悯。同时,起先我觉得无论用什么恶毒的言辞来诅咒他们都不解恨,但最后,也只剩下了一种情感:鄙视。是的,我鄙视他们,也可怜他们.他们的心智太渺小了,又专注于利己与害人,所以,他们不可能对国家做一点有益的事。当晁错在考虑帝国边界的匈奴问题,帝国内部的诸侯问题、农民问题、经济问题、政策问题时,他们只有靠边站的份。他们兴趣不在这,他们的智力不够格,他们除了私心也从没有过责任心。他们的平庸使他们只能尸其位而食其禄,是国家的酒囊饭袋。但他们害起人来却如此的果断斩决,雷厉风行。事实上,他们至今仍让我注意到他们曾经有过的卑微而又卑鄙的存在.就是因为他们曾经向一个政治天才发出恶狼样的嗥叫,并把他撕成了碎片,这种嗥叫在中国漫长而阴暗的历史回廊上不断发出回声,至今还令我们中夜起坐,惶恐而不寐。

乔治·华盛顿说,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时,民族才是可以信赖的。我也要说,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时,君主才是可以信赖的。屈原早就以他自身的遭遇,而得出过血的教训:“君可思而不可恃”——对于君主.我们只能爱,却不能靠。君主就是这么一种单向的东西。我们一切的忠诚、才智、甚至生命都流向他,他却不可能有一点恩惠顾及我们。我们传统文化一直把君主比做太阳,而把自己比做向阳开的葵花。(杜甫诗:“葵藿倾太阳,物性同难夺” ),但君主不是正在燃烧、光热无穷的太阳,而是已死的恒星——黑洞。它只能吞噬,没有什么东西能从它那里逃逸出来,哪怕是每秒30万千米的光。在自然界,有黑洞;在社会界,也有“黑洞”,那就是专制君主!

讲权术的晁错应该是懂得这些的。但他可能太讲究大公无私了。个人往往是道德的,而国家往往是不道德的,在专制政体中,这一点尤其明显。中国传统文化又不断地强化这种现象,拉大两者道德水准间的差距:儒家文化就不断地,无厌足地要求个人的忠诚、奉献与尊重道德,而对国家的日趋丑陋无耻则闭口不言。如果他们的政治理想实现——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那社会肯定是这样一种样子:普遍的、绝对道德的人民与绝对罪恶而不道德的政府。这太难以想象和不可思议了。——所以也一直未能出现。不是未能出现一个罪恶的不道德的政府,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恰恰都是不道德的;而是不可能出现道德的人民。是的,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群体意义上的道德的人民。

《史记》和《汉书》都把袁盎和晁错这一对死对头放在一起,合为一传。好像他们生前的恩怨未能尽了,在历史中仍纠缠一起,打得难解难分。我在《汉书·袁盎晁错传》的空白处,曾写有下面一段话,移过来,作为全文的结束:

袁盎善做人,晁错善做事。

袁盎只是一张嘴,要说得天下人都爱他敬他。

晁错只有一肚计,要把这天下事都做尽做绝。

天下人,众不可户说,一张嘴,岂能让天下人都满意?有所爱,必有所憎,有所顾,必有所失。进退两难,顾此失被。一刺可免,再刺难逃。天网恢恢,疏而不蔫。司马迁曰:“袁盎权说,初宠后辱。”

天下事,了犹未了,做事当有步骤,看时机,选方法。时机不到,何妨留下一些事不做?勉强去做,欲速不达。方法不当,何不三思而后行?缘木求鱼,南辕北辙,败因宜然.悔之何及!司马迁曰:“晁错远虑,祸及近身。”

唉!做人难!做人难!

从谏如流,难上难!

著名作家鲍鹏山散文名篇《晁错:多情却被无情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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