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東京時間11點59分，全日本600多萬臺收音機同時傳出了NHK資深播音員和田信賢的聲音：“從現在開始，進行重要廣播。請全國聽眾起立。”一分鐘後，7200萬日本國民聽到了一個抑揚頓挫的調門：“朕深鑑於世界大勢與帝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置以收拾時局，茲告爾等忠良臣民……”說話者用的是一種從高到低的奇特發音方式，開頭聲調平穩，隨後越來越小聲，到最後幾句時幾乎聽不清了。
《終戰詔書》全文（中譯本）
朕深鑑世界之大勢與帝國之現狀，欲以非常之措置收拾時局，茲告爾忠良臣民。
朕使帝國政府，對美、英、中、蘇四國，通告受諾其共同宣言旨。
抑圖帝國臣民康寧，偕萬邦共榮之樂者，皇祖皇宗之遺範，而朕之所拳拳不措。曩所以宣戰美、英二國，亦實出於庶幾帝國自存與東亞安定;如排他國主權、侵他國領土，固非朕志。然交戰已閱四歲，朕陸海將兵之勇戰，朕百僚有司之勵精，朕一億眾庶之奉公，各不拘於盡最善;戰局不必好轉，世界大勢亦不利我。加之敵新使用殘虐爆彈，頻殺傷無辜，慘害之所及，真至不可測。而尚繼續交戰，終招來我民族之滅亡，延可破卻人類文明。如斯，朕何以保億兆赤子、謝皇祖皇宗之神靈?是朕所以使帝國政府應共同宣言也。
朕對與帝國共終始協力東亞之解放諸盟邦，得表遺憾之意。致想帝國臣民之死於戰陣、殉於職域、斃於非命者，及其遺族，五內為裂。且至於負戰傷、蒙災禍、失家業者之厚生者，朕之所深軫念。惟今後帝國之所受苦難，固非尋常;爾臣民之衷情，朕善知之。然時運之所趨，朕堪所難堪、忍所難忍，欲以為萬世開太平。
朕茲得護持國體，信倚爾忠良臣民之赤誠，常與爾臣民共在。若夫情之所激、濫滋事端，或如為同胞排擠、互亂時局，誤大道、失信義於世界，朕最戒之。宜舉國一家，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之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總力於將來之建設，篤道義，鞏志操，誓發揚國體精華，可期不後於世界之進運。爾臣民，其克體朕意哉!
在這個歷史性時刻，那位自稱為“朕”的人物—44歲的昭和天皇身著大元帥軍服，在皇宮御文庫的防空室裡聆聽著自己拘謹的聲音。在1941年12月1日的御前會議上，他始終保持沉默，默許東條內閣做出對美開戰的決策；四年後，他兩次做出“聖斷”，確認了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方針。8月15日凌晨，強硬派官兵一度闖入皇宮、企圖發動政變，幾乎令和平的希望在最後時刻被扼殺。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昭和天皇的堅定決心和甘冒風險，太平洋戰爭還會繼續進行下去，令交戰雙方承受更大的傷亡。
然而，以廣播形式公佈的《終戰詔書》並不是一份檢討日本罪行的文件：它鼓吹日本的侵略政策是為了追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譴責美軍“使用殘虐之新型炸彈，頻殺無辜”；帝國在道德上並無瑕疵，也不曾戰敗，只是為了避免“招來我民族之滅亡與人類文明之破壞”，才忍痛決定與盟國停戰。70年來日本右翼對侵略歷史的歪曲和迴護，無不出自這一邏輯。而東條英機等14名戰犯，由於主動接過了天皇應負的戰爭責任，並付出生命的代價，甚至被當作“殉難者”加以祭祀。對天皇而言，詔書絕非懺悔，而恰恰是最高明的自我維護。
天皇沉默與“聖斷”背後的陰謀
1889年頒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國務各大臣輔弼天皇，負其責任。天皇統帥陸海軍，規定陸海軍的編制及常備兵額，擁有宣戰、講和以及締結一般條約之權。不過在日本議會政治昌明的年代，政治家更傾向於誘導天皇扮演英國式的立憲君主，以使大權集中於國會和內閣；到1930年代軍人干政的傾向愈演愈烈之時，陸海軍省部也希望天皇減少直接干預國是，而讓軍部掌握話語權。故而從表面上看，天皇對內閣的重大決策往往只起批准和確認的作用，而甚少公開表明立場。
宮內省御用掛（翻譯）寺崎英成在他記錄的《昭和天皇獨白錄》中宣稱：1928年關東軍擅自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之後，首相田中義一曾承諾要對當事人加以處罰，但並未兌現。天皇因此龍顏大怒，當面斥責道：“這和你起先說的豈不是大相徑庭嗎？你看是不是該遞上辭呈？”直接導致田中內閣垮臺。這一事件後，強硬派軍人含沙射影地攻擊天皇玩弄宮廷陰謀、密室政治，以元老西園寺公望為首的政治家也認定此舉生硬唐突，干涉了議會政治（田中是以眾議院第一大黨政友會總裁的身份登臺組閣的）。在那之後，天皇便收斂了政治抱負，打定主意不再介入具體的政治運作。
唯一一次例外是在1936年的“二二六”兵變當中：彼時，皇道派軍人佔領了永田町和霞關的政府街區，首相岡田啟介下落不明、侍從武裝長本莊繁偏袒叛亂分子。天皇當即宣稱：“如果陸軍大臣無能為力，朕就親率近衛師團去平定叛亂！”力促陸軍頒佈戒嚴令，平息了叛亂。
但所謂“立憲君主論”僅僅是問題的一個側面。從個性和政治傾向看，昭和天皇絕不是一個甘於寂寞的人。1921年，他還是皇太子，便曾利用出訪歐洲的時機，會見一批青年將校，企圖以之為心腹顛覆長州派陸軍元老對軍隊的控制。幾個月後，這批青年軍官在德國溫泉療養地巴登-巴登召開秘密會議，宣誓結成同盟、實現“陸軍維新”。日後成為侵略元兇的岡村寧次、東條英機、板垣徵四郎、土肥原賢二等人都是這個小團體的成員，也是昭和天皇賴以實現其“維新”的夥伴。至於“二二六”兵變中的反常舉動，則應理解為維護個人地位的本能反應—政變軍人正在謀劃擁戴皇弟秩父宮雍仁親王、建立軍政府，這是天皇絕不能置之不理的。
換言之，儘管1928年之後的消極無為看似使昭和天皇變成了名副其實的立憲君主，但前提是執掌權柄的軍部領袖恰恰和天皇擁有相同的政治目標—不是不能為之，而是不必為之。避免介入實際決策還使天皇不至於淪為任何一個集團的附庸，卻可以充當政治鬥爭的仲裁者和後盾；他本人“現人神”的地位則始終得到宣傳喉舌、秘密警察以及以《治安維持法》為中心的法律體系的維護，不曾遭受任何質疑。
1940年夏，昭和天皇在參拜完靖國神社之後，與陸軍大臣東條英機、海軍大臣吉田善吾、宮內大臣松平恆雄一同步出拝殿正門。兩側鞠躬致敬的是陸海軍軍事參議官。
天皇在1945年8月罕見地再度干預內閣決策，同樣是精明算計的結果。從7月27日《波茨坦公告》發表到8月9日第二顆原子彈落下，鈴木貫太郎內閣已經陷入了事實上的分裂狀態：陸軍大臣阿南、參謀總長梅津和海軍軍令部總長豐田堅決要求盟軍承諾不變更日本的“國體”，並在懲處戰犯、解除軍隊武裝等問題上爭取寬鬆的條件，否則便要繼續戰鬥下去；其餘大臣則主張先答應盟國的要求，以避免前線的犧牲繼續擴大。由於雙方勢均力敵，若無最高仲裁者天皇的介入，政府將無法做出任何有約束力的決斷。而在日方已經查明原子彈性質的情況下，任何形式的拖延都有可能導致大量人口被瞬時毀滅，形勢極為緊迫。
軍人口中的所謂“護持國體”，並不單單是對天皇制的忠誠。它的實質是要確保1936年以來軍部與政客的“相互捧場”，確保軍部與天皇之間互利共生的關係不會遭到徹底摧毀；在這兩種關係中，軍人都掌握著話語權。但對天皇來說，倘若國民被原子彈悉數消滅，空洞的“萬世一系”將變得毫無意義。在這關鍵時刻，他需要和軍部做斷然的切割。因此在8月10日凌晨的御前會議上，天皇指出：“朕的任務是將祖先傳下來的日本國完整地傳給後代。事到如今，只有讓更多的國民—哪怕是多一個人也好—存活下來，希望他們將來能夠東山再起。”8月14日上午，他又親自頒旨召開內閣-大本營聯席會議，宣佈“朕在充分研究了世界現狀和國內局勢以後，認為如果再將戰爭繼續下去，實屬不當”，以自保為目的做出了“聖斷”。
當然，對先為同謀、如今遭拋棄的軍部，天皇依然做出了安撫。他在10日的發言中宣稱：“軍人是朕的股肱，要解除他們的武裝，並把朕的臣下作為戰犯引渡出去，實屬不能容忍之事。但現在已經到了必須忍人所不能忍之苦的時候了。”在14日的會議上，他又表示：“對陸海軍將士來說，諸如解除武裝、佔領本土之類的事情確實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朕理解這種心情。”隨即話鋒一轉，聲言“如果將戰爭繼續下去，最後將使我國完全變成一片焦土，使萬民遭受更大的苦難，朕實在於心不忍，無以對祖宗在天之靈”。在溫言撫慰和道德脅迫（繼續作戰將令天皇無法面對列祖列宗）的雙重壓力之下，陸海軍省部不得不同意停戰。
打“補丁”的詔書：為何絕口不提“投降”
8月10日天皇做出第一次“聖斷”後，內閣書記長官迫水久常就根據他的講話內容，整理出了一份大綱。由於正式詔書要以古雅的漢文訓讀體書寫和朗讀，迫水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代所長、漢學家川田瑞穗以大綱為基礎，起草了詔書初稿，並由大東亞省顧問、陽明學者安岡正篤做了潤色。安岡是遊走在政界、財界和皇室之間的神秘人物，綽號“昭和最大的黑幕”，在他的搬弄之下，詔書最終成為開脫天皇責任的春秋文筆。
戰敗詔書的完整標題為“大東亞戰爭終結之詔書”，它以“茲告爾等臣民”的訓誡語氣始，以“望爾等臣民善體朕意”的嚴峻訓示終，通篇的敘述僅存在於天皇和臣民兩個主體之間。全文動情地回顧了1941年底天皇“為希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而對英美開戰的決策，把一億眾庶“克己奉公、各盡所能”地支持對外侵略的行徑描繪得聲淚俱下；隨後話鋒一轉，義憤填膺地譴責敵人“使用殘虐之炸彈，頻殺無辜”，天皇出於“保全億兆赤子”以及挽救人類文明之善念，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宣言》。對此種不得已之舉，他表示要“忍所難忍、耐所難耐”，為萬世開太平，同時也要求臣民“發揚國體之精華，期不落後於世界之進化”，繼續追隨天皇。至於發表《波茨坦宣言》的中美英蘇四國，在文中根本就沒有出現過，也沒有一個字提及“投降”一事。
從言語、邏輯和敘述方式上，終戰詔書都與1941年12月的“對美英開戰之大詔”形成了呼應。後一份文件的基調同樣是自贊自戀的—天皇回顧了“皇祖考、皇考”70餘年來“確保東亞安定，為世界和平做貢獻”的偉業，一口咬定侵華戰爭是因為中國政府“不解帝國之真意，濫滋事端，擾亂東亞之和平”而起；日本花費四年與中國交戰，乃維護和平之舉。1940年汪精衛偽“國民政府”成立後，日本已經與之“締結善鄰之誼”，把中日問題一下子解決了。現在的工作無非是掉過頭來打擊“欲逞東亞制霸之野心”、繼續破壞世界和平的英美。倘若將這份文件與終戰詔書對觀，則日本當初開戰就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如今接受《波茨坦宣言》更是為了防止人類被“殘虐之炸彈”所毀滅；昭和天皇不僅是日本人的無上明君，更是以全人類利益為重的不世聖人！
更荒唐的是，既然開戰詔書斷言中日問題已經“解決”，則自終戰詔書頒佈之日起，圍繞戰爭責任所做的一切辯論都被侷限在了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戰爭。至於此前半個世紀裡日本割佔臺灣、侵略滿洲、屠城南京之類的暴行，就成了“為世界和平做貢獻”的善行，可以匿而不書，亦不在終戰問題的討論範圍內。日後糾結不清、有理難辯的釣魚島等島嶼和領海問題，在這一刻通通埋下了全部伏筆—真是“孤臣孽子，操心危矣”！
終戰詔書的最險惡之處，在於它人為地建構了一個封閉的責任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天皇既深明大義又忍辱負重，而“陸海將兵”、“百官有司”、“一億眾庶”則應當為自己作戰不力、統治不當、道德低下，造成天皇不得不“忍所難忍、耐所難耐”的困境，報以真誠的懺悔。在1945年8月26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戰敗後第一屆內閣總理東久邇宮稔彥王就曾宣稱：“軍官民、全體國民都應該徹底地反省並懺悔，全國人民總懺悔是我國進行重建的第一步。”但他舉出的例子卻是“作戰力量迅速毀壞”、“不適合我國國情的統治體制”以及“國民道德的低下”；言下之意是眾人沒有把仗打好，辜負了天皇的期望，應當沉痛反思、總結教訓，以便在日後繼續報效朝廷。簡而言之，是“敗戰責任”而不是“戰爭責任”構成了“一億總懺悔”的靈魂；但這名不副實的“懺悔”卻在之後的70年裡屢屢被日本政客所利用，作為“日本人民真誠謝罪”的佐證。
有趣的是，當這份用心良苦的詔書在8月14日下午被提交到內閣會議討論時，大臣們卻認為其中的文字存在若干瑕疵。陸軍大臣阿南要求將“戰勢日非”改為“戰局尚無好轉”，以免影響官兵士氣；農商大臣石黑忠篤則要求刪去關於“三種神器”（象徵天皇正統）的段落，以防美軍索要。最終，刪去的部分達到了23處、101字，文字潤色18處、58字，新增內容4處、18字，可謂名副其實的“咬文嚼字”。
這份修改得亂七八糟的草稿隨後被送往宮內省，由總務課員佐野惠作用毛筆謄寫在淡黃色的御用“奉書紙”上。由於結尾處必須留出七行以蓋上御璽，佐野在慌忙中算錯了字數，結果漏抄了一段，只能用小號字在空白處補上。天皇本人又做了5處修改，用小紙片糊在原來的字上。晚上9點，鈴木貫太郎首相帶著這份綴有“補丁”的奇特詔書再度面見天皇，由後者簽上御名、蓋上御璽，隨後首相和全體閣員副署了自己的簽名。晚上11點半，天皇在御政務室對詔書做了兩次朗讀，由NHK進行錄音，其中的第二盤錄音帶便是次日向全國播送的“玉音盤”……
閱讀更多 番茄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