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各国地图
从政治背景看，东周文化大致分两个系统：周文化与商文化。偏于西方的周原为文化弱国，偏于东方的商则是文化强国。周灭商，乃文化弱国战胜文化强国，即硬实力战胜软实力。况且，商代教育发达，晚期人才多聚于周。
据司马迁记载：“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史记·周本纪》）
亡商给周兴提供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人才。没有商输送的人才，便没有周初的勃兴。
周公东征取胜后，调整了东方的统治秩序，加强了周室的阵容。经过这番整顿，周人的政治势力始达于东方，周朝在东方的统治才得以稳固。然而，政治强不等于文化强。商人在文化上的强势地位岂非朝夕间所能逆转？
东周列国，数齐发达最早，率先称霸的也是齐国。齐是东方大国，地处中原地区最东端，直抵渤海边。因辅佐灭商有功，武王把齐地（今山东北部）封给吕尚，其国君俗称姜太公。
吕尚像
齐远离统治中心，居于边陲之地，同异族较接近，以竞争磨砺而自强，其疆域亦易于拓展。周初分封诸侯，旨在以藩屏周，不料到东周竟陷入列国纷争王室衰微、南夷与北狄相交包围周人的局势。列国诸侯谁能摆平这个局面，谁就可能成为霸主。
首先建立霸业的是齐桓公。齐相管仲促使桓公采取尊王攘夷、争取与国的方针，以建立霸权。齐桓公先是联合中原诸夏，讨伐戎、狄、徐、楚，安定周室，继之北伐山戎救燕，又逐狄，存邢救卫。公元前656年，齐合诸侯之师侵蔡伐楚，责问楚君为何不向周王纳贡。此后齐多次大会诸侯，霸业达到顶峰。
东周以来，诸侯割据称雄，周室得以绵延数百年而不亡，实赖有尊王攘夷政策的支持。倘若诸大国安于身分谨守侯度，则南夷与北狄交侵之时，周天子安能统率虞、虢诸国以鞭策楚君而抵御夷狄呢？终因华夏诸侯中有强国，又能攘却夷狄，中原文化始得保存。（参见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
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披发左衽是夷狄风俗。没有管仲，中原诸夏恐为夷狄所灭，因而对管仲攘夷之策予以高度评价。其时黄河下游卫、周、宋、郑、鲁等文化相近的国家常受戎狄等化外民族的侵扰。戎族曾联兵伐周，攻破雒邑王城，狄人则进逼至晋都城郊外，对中原华夏诸国构成威胁。所以攘夷一举，颇为时人所称道。
管仲像
齐桓公称霸后，齐的疆域有所扩大，北至黄河，西至济水，南至泰山，东至今山东寿光一带。灵公灭莱后，其领土更扩大到今山东半岛全境。田氏代齐后，田齐的疆域亦袭姜齐之旧。
田齐立国已届战国中期。自威王始，齐在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置学宫，聚集了大批知名学者，历百余年而不衰。稷下一时成为东方文化中心。这些学者被称为先生，并不担任具体官职，专门议论政事得失。稷下学官不主一家，对各派兼容并包，因而网罗诸多人才，形成稷下学派。
春秋战国之交，列国诸侯割据称雄。在这般历史环境里诞生、成长的诸子百家不免带有地域色彩。
《管子》一书托名管仲，实为齐国学者包括稷下学派学术成果的汇编。该书内容比较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名家的思想，却有一个主导思想，即兼重礼与法。
姜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不轻易改变殷遗民习俗。与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大相径庭。《管子》前承太公治齐之政风，后启东周文化之先河。
儒墨道三家活动范围大抵在鲁、宋、楚等地，位于齐国的西南方。孔子周游列国不出这个范围。墨子鼓吹“兼爱”“非攻”，足迹亦限于这个范围。道家多出楚地，虽说始祖尤如神龙，见尾不见首。
三家似皆有殷遗民背景，因而发源与传布区域相对狭小。三家对周制的态度各不相同，故其学说亦分流而各具异趣。儒墨道三家因此可称旧学，而法家似可因其无殷遗民背景堪称新学。三家同属商（殷）文化系统，法家当属周文化系统。
鲁为儒、墨两家的发祥地。鲁为周在东方文明故域分封的一个诸侯国，位于齐国西南方，地跨今山东、河南、江苏三省。儒家思想以鲁国历史背景为依据，在上述四家之中最富地域色彩。
鲁国乃保存西周典籍和文物制度最多的地方。孔子原属殷族，远祖孔父曾为宋国大臣，其父为鲁国贵族臧武仲家臣。然早年丧父，家道中落，自称“吾少也贱”。不过，他还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熟谙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传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当时就有“知礼”之誉。孔子得观公室藏书，乃加以整理，进而以之传授于后学。“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史记·孔子世家》）可见传习六艺本为鲁地之风气。与其说孔子定六艺，不如说六艺定孔子。儒者原是鲁地一职业。孔子所以与六艺、儒家有关，就因为他是鲁国人。与其说六艺为儒学，不如说六艺是鲁学。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儒家、六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由地理环境造成的。
所谓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大约都是孔门讲学的教材。孔子自称“述而不作”，真正由他亲手编写的著作恐怕没有，但广泛搜求古代典籍加以整理并传授给学生，则是孔子重大的历史功绩。
六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也是夏商周三代文化之精华。除乐经失传外，易经貌似占卜用书，实为古代哲学专著。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书经是三代历史文献汇编。礼经为夏商周三朝典章制度总称。《春秋》乃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后来解释《春秋》的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三传”。孔子通过私家讲学使这些古代典籍流传开来，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纪元。
孔子像
孔子弟子以鲁人居多，其次皆邻国卫、齐、宋人。孔子后学之知名可考者亦多生于鲁之邻国。其较远者则多不为纯儒。其后学较著者孟子为邹人，荀子赵人。邹为鲁之附庸国。
春秋战国之际，墨家强劲出世，同儒家一道被称为显学，与儒、道两家形成鼎立之势。
墨家传播区域似较儒家略广。两家同处东方文明故域，然儒限于北，墨却南往北来，所至亦远，其徒属遍天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不可胜数”。活动于齐、鲁、宋等地的墨徒称为北方之墨者，活动于楚、越者可称南方之墨者。进入秦国的墨徒也不少，且具有较大之势力。
楚地是道家的摇篮。道家起于楚的原因最难探索。战国初年最有影响的道家是杨朱，但他的出生地难考。其实，道家是在稷下学派出现之后才真正发展起来的。道家在稷下把自已的始祖老子同田齐尊奉的始祖黄帝撮合在一起，形成了稷下黄老学派。
该学派分化出三派：宋 、尹文派、田骈、慎到派与关尹（环渊）派。其中真正继承老子的只有关尹派。老子的《道德经》原本不成文，经他整理成上下篇，才得以流传后世。
从消极方面发挥老子思想的是宋人庄周。他并不属于稷下黄老学派，但从思想内容看，庄周很可能受杨朱的影响，而其思想的社会根源，要到日趋衰败的宋国寻找。
宋国位于鲁国的西南方。开国君主是商纣王庶兄微子启。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把商旧都周围地区分封给微子。宋的疆域跨今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宋，与鲁同处东方文明故域，且历史绵远。前与六百年商代，后与八百年周代同时。当桓、襄之盛，大有殷商中兴之势，直到亡国前还过了一把称霸瘾。
庄周目睹宋国一天天在走下坡路，宋为齐所灭，也是他亲眼所见。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无所依托的庄周才对前途感到绝望，把王权看成赃物，把仁义当作刑具，把圣贤视若家奴。所有带着现实倾向的论争，在他看来，都如同猪身上的虱子争肥脊一般。庄周非常留恋旧时代，对新时代则格格不入，甚至感到满地皆陷阱，只能求免死而已，因而对人生采取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游戏人间的态度。
庄子像
三晋（韩、赵、魏）则是法家的温床。晋原为周成王弟叔虞的封国。建都于唐（今山西翼城西），后曾迁都于曲沃（今山西闻喜）、绛（今山西翼城）、新田（今山西侯马）等地。晋在华夏诸国中疆域最广，地跨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卫、郑为晋之附庸国。
公元前453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三家为诸侯。晋国为韩赵魏三国所取代。三晋所处的环境尤适于法家之萌长。晋开国君主所受之法，虽未必为刑书，而铸刑鼎足见晋早有任法之风，与郑相似。郑执政子产率先铸刑鼎，就是用青铜铸造一鼎，把刑书即成文的刑法公布于世。晋国贵族叔向大为震惊，修书子产表示反对。但公布成文法典乃大势所趋，二十年后晋国也铸刑鼎了。况且，晋离鲁较远，而与郑、秦接壤。鲁地之礼俗自难被及。及三家分晋，韩、赵、魏争雄于列国之间，于是法家应运而生。法家的代表人物多系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或军事家，如魏国的李悝，韩国的韩非，赵国的慎到。
一般称战国中期以前的法家为前期法家，战国晚期的法家为后期法家。前期法家中，商鞅、慎到、申不害分别以重法、重势、重术著称，各成一派。后期法家以荀子、韩非为主要代表。荀子“徒与不众”，但其中的韩非“以法为本”，把法、势、术结合起来，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表现在政治上则是十六个字：“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韩非的政治主张深受秦始皇赞许，出兵把他从韩国要了过去。但他的法术之学早为廷尉李斯所蹈袭，结果被李斯暗害。韩非虽死于秦，但他的法家思想实际上成为秦王朝的官学。
秦重法家，而法家诸子无一生于秦地。
“此殆由秦之开化较晚，学术至战国时犹未盛兴。”（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
东周文化始于齐地，终于秦地。
《吕氏春秋》可谓东周文化的收官之作。这部书是秦相吕不韦在秦统一六国前夕，组织门下学者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故亦称《吕览》。该书力图综合先秦诸子百家之学，“兼儒墨，合名法”，意在总结历史经验，“见王治之无不贯”，为行将出现的统一全国的专制中央政权提供长治久安的冶国方案。秦始皇从政治上统一了中国，儒墨名法四家则从文化上统一了中国。
名家，先秦著作中称为“辩者”，以善于辩论著称当时，因其在辩论中注重于名词概念问题，后人称他们为名家。春秋战国时旧制度逐渐崩溃，新制度逐渐形成，一切社会关系都处在变动之中，旧有的称谓（即名）已不能适应新的内容（即实），而新起的称谓又一时难以为人们普遍接受，出现了“名实相怨，绝而不交”的情况，因而各学各派无不要求解决名与实的矛盾，使名实相符，社会秩序得到安定。名家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个学派。
名家的主要代表有惠施和公孙龙。
惠施提出了一个命题：“万物毕同毕现”。所谓“毕同”，是说万物都是物；所谓“毕异”，是说万物各不相同，因而都具有相对性。他用八个字说明这种相对性：“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惠施称万物毕同为“大一”，称万物毕异为“小一”。“大一”分为无数“小一”，无数“小一”又构成“大一”。这个命题在逻辑上属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对于人们正确认识诸如文化这样的大概念不无补益。
公孙龙着重探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及事物的共性与个性所具的内在矛盾。他提出了两个命题，一为“白马非马”，一为“离坚白”。他说，“名，实谓也”，不同的物有不同的命。名实当相符。名实不符，就是不当。如“白马非马”，马是种概念，白马是属概念，两者不能等同。但他把颜色、形状、硬度等事物的属性看成脱离事物的实体，说马是一事物，白亦是一事物，因而“白马非马”，如同他的“离坚白”，把坚石与白石分而为二，都陷入了诡辩论。
那么，怎样使名实相符呢？公孙龙认为要用名去校正实，而不是使名符合于实。正名的首要任务在于纠正实而不在于改正名。这就暴露了他的唯心论思想，即推崇一般、鄙视个别，把一般与概念看成脱离具体事物的永恒不变的实体。
名家学说虽带有唯心论倾向与诡辩论性质，“然其正名实”，并把关于名实关系的讨论从社会政治方面推广到知识论与逻辑学方面，对于统一中国文化，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吕氏春秋》“合名法”是很有见地的。“法”用来规范人的行为，“名”用来规范人的思维。合名法，就是把两家结合起来，以规范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吕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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