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官馬大道變成了今天的柏油馬路
官道村的村碑
官道村是一個只有百十戶人家的小村莊，坐落在灃河西岸梁家橋頭西去一里的地方。自古以來因其村莊小人口少，被當地民間輕藐地以關中口吻“官蛋(dè)”而稱之，喻其是彈丸之地。儘管官道村很小，但名氣卻很大，它銘記著明清時期一條長安官馬大道的歷史，佐證這裡曾經是一條從西安省府西去寶雞、周至、戶縣等地的交通要道。
先祖棲居官馬大道旁
官馬大道即騾馬車道，是古代官府和民間重要的出行道路。而車馬則是以前主要的交通工具，且只有官府和貴族身份的人才有能力使用這樣的交通工具，人們便稱其所行駛的道路為“官馬大道”。據1999年《長安縣誌》記：“明、清時代，咸寧縣有7條，長安縣有4條，總長256公里，路基寬1至2米，均為沙土路面。”而官道村所傍依的這條官道，實際上是明、清時期長安的四條官馬大道之一。當時長安境內的這條官馬大道是“由西安西門向西南經魚化寨、袁旗寨、蒲陽村，過普濟橋（今名梁家橋）、東正莊入戶縣，全長17.5公里。”
“肯定是先有官馬大道而後才有官道村的”，這是筆者在訪問官道村時村中老人一致的回答。官道是對古代官馬大道的簡稱，而官道村便是建在官馬大道旁的一個村莊，相傳村中始祖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遷徙到此。據該村村碑記為明末崇禎年間建村，因居住在西安府的官馬大道旁而取名官道村，清嘉慶《長安縣誌》記為官道村。官道村東傍灃河及梁家橋，南接下南豐，西臨西南村，北靠裡兆渠村，距四周均為一里，據傳曾因北靠裡兆渠大村距離較近而被稱為南里兆渠。據村中老人們憶述，民國年間村中祠堂前曾有一口鑄鐵大鐘，上書“五保南里兆渠”的銘文昭告於眾。據80歲的王景義老人述:“以前官道村為五保南里兆渠，而西南村則是五保西南里兆渠，後來簡稱為西南村。”當時的五保，意為五村聯合保障共同的安全。可以看出裡兆渠大村在古靈沼渠旁棲居，周圍的官道、西南等小村落依其所處方位而被命其村名的原因，昭示出在過去兵荒馬亂的動盪年代，官道村和西南村因自身村莊小人口較少的因素，依附臨近裡兆渠大村來“抱團取暖”睿智的生存技能。
官道村全村均為王姓，王姓先祖當年傍依灃河，棲居官馬大道旁，效仿周圍居民耕耘肥沃土地，施種良田，繁衍生息。據曾擔任過村支書多年的88歲老人王生貴介紹：“世代相傳官道村王姓先祖共養育有三個兒子，老大為長子留守祖業居住官道村，老二老三則謀求更大的生存空間，老二因給本鄉柳林莊看守柳林而移居柳林莊，老三因到東大鄉洛家莊打工幹活而遷居洛家莊。”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筆者曾親見官道村西南角有一片3畝多地的柏樹林。柏樹林的柏樹均有成人齊摟抱粗，筆直挺拔，枝葉茂盛，林廕庇日，頗為神秘。柏樹林曾有一大墳冢即為官道村的王家祖墳，據傳王氏三兄弟雖分居異地卻不忘共同祭祖，幾百年來逢年過節，遷居在外的王氏後裔，常敲鑼打鼓給官道村的族中長輩拜年慰問並集體上墳祭祖，這一傳統習俗至今一成不變。
村莊雖小也建有土城牆
據《長安縣誌》載：官道村明清隸屬豐邑鄉、苑西鄉管轄，清嘉慶年間(1796-1820年)官道村為馮籍廒、馮籍鄉管轄，1949年解放後屬靈沼公社、靈沼鄉管轄。常言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正因為官道村較小常遭受藐視和欺負，特別是居住在道路旁邊的人家，經常遇到過往官兵和土匪的搶劫，官道人難有平穩的生活。為了抵禦外強，官道村也曾建有土城牆，作為防禦設施，城牆四周即有城壕。據王生貴老人憶述：“整個村子坐北向南，兩條街道交會成一個‘丁’字形，又像是一個上北下南的‘下’字形。原先開有兩個南門，尤靠西側南門為主門有磚砌的城門樓子，城門洞可以通過一輛馬車，而東側小南門則只能過一輛架子車。後來村裡封堵了東側的小南門，卻在東城牆開了一個小東門。該村自始以來逢紅白喜事、重大慶典多有出入南門的規矩講究。”
據傳東門裡曾有一棵古槐樹，約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槐樹枝幹蒼勁，枝葉茂盛，神似凌空蒼龍，蔚為壯觀，常令過往行人注目凝視。王生貴老人講：“村中老人世代相傳，此樹要比村莊歷史久遠得多，傳說清乾隆年間就是這一帶方圓十里八鄉最為高大有名的古樹。樹體芯空幾乎只剩下樹皮，內可供一成人站進裡面，我小時候常和小夥伴在樹裡捉迷藏玩耍。由於樹身枝幹奇特，來者往往駐足觀望，覺得頗為神奇。”據村民王新民講，他曾去過黃帝陵參觀，覺得村裡的這棵老槐樹和黃帝陵前的古樹大小不差上下。上世紀末，由於大樹根部老化腐朽，就被砍伐，至今提及村人頗為惋惜。
村子的南門外即是東西橫向的官馬大道。王生貴老人述：“村南邊西側除有王家祖墳的柏樹林外，還建有無量神廟和一座小土塔，是村民焚香祈福的活動場所；村東靠近灃河堤堰百十米的地方有一座墳冢，傳為王氏一子曾入朝做了宦官，死後埋葬於家鄉故里即為“公公墳”；村北面也有一個大墳冢為‘忠義墳’或叫‘節義冢’，是清末動亂時，不幸遇難村民葬埋的地方；村西原有大廟一座，偏南側有馬王廟和戲樓。民國年間大廟被拆掉，神像都被拉到了馬王廟裡，村民供奉時便同馬王廟內諸神一併供奉。路口還有七八棵粗壯高大有上百餘年的白楊樹，樹枝上盤踞著老鴰窩，路人常會聽到其發出刺耳的鳴叫。”我記得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曾有玩童爬上樹梢去掏蛋捉崽而捅了老鴰窩，被老鴰發現後飛下來追趕路上行人進行報復，常有經過路人不備而被抓破頭皮或被啄傷的事件發生，甚是恐怖，這昭示出這條道路的簫瑟與蒼古。
村中有崇文尚武之風
相傳，民國以前官道村逢年過節也曾耍社火，有著同關中地區其他村莊一樣的娛樂習俗。社火的種類很多，如地社火、背社火、抬社火、車社火、馬社火、血社火、高芯社火、高蹺社火等，而官道人所表演的社火為肩社火，稱作“掮火”，官道村的“掮火”曾聞名鄉里。“掮火”是在一個成人的肩膀上站立一個小孩進行表演，就是說小孩是在大人行走的過程中站在大人的肩膀上進行表演的。行走的大人與肩頭上的小孩配合默契，平衡掌握得當，中途只換小孩不換大人。小孩著戲裝，造型逼真，形態可愛。據說民國年間，曾有一次官道村演的“掮火”，居然把本鄉馮村著名的高芯社火給拉了場子。至今村民提及仍津津樂道甚為自豪。可惜官道村的這種民間藝術而今卻鮮為人知已近失傳，在民間社火的種類裡已很難再找到“掮火”的字眼，官道村“掮火”的演技只能留在老人們的記憶裡而成為永久的傳說。
據王生貴老人講:“村南的官馬大道旁曾建有六角五層十米左右的磚塔叫作奎星樓，何時建塔不得而知，奎星樓是以前人們西出梁家橋到達官道村明顯的地理標誌。”相傳“奎星”是二十八宿中白虎七宿中的首宿，因其“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所以古人有“奎主文章”之說。官道村以前建有奎星樓，昭示出村中先祖對奎星的崇拜奉祀，以祈禱王氏族人文風昌盛人才輩出的良好願望。
相傳，村中最早的私塾學堂在王家祠堂開設，由村中清末老秀才王經先生任教。王景義老人說，他父輩就曾上過當時的私塾學堂，父親常提及王經先生說：“老先生知識淵博學問高深，能知天文曉地理，民國年間村中不少老人都在他的私塾學堂上過學，多受其益。”他說：“後來老先生改行行醫而且醫術高明，救死扶傷，聞名鄉里。”言語中可以看出他對當年王經先生的敬佩之情。
另外，繼王經先生的祠堂私塾後，村中還有王景宏先生曾在自家屋中設立的私塾學堂。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村裡在道路南側飼養室旁辦起了官道村小學。筆者就曾親見官道村在村南設立的村校，當時的王康民先生就曾在此任過教。據王康民老師講：“當時全村約有20個左右的孩子上學，1至2個年級，只有一個老師在一座簡易的教室進行著複式教學。”可以想象當時村裡教學環境的艱苦。
官道村自古就有習武弄拳的傳統，人們在強身健體的同時還肩負著守衛家園的責任。官道村在採取高築城牆的防禦設施後，還操練民團來保衛家園。王景義老人還清楚地記得村北的“忠義墳”就是埋葬著為保衛村莊而逝去的村民的墓地。上世紀七十年代筆者就曾讓父親帶著自己到該村的王正奎師傅家裡拜師學藝。王師傅高高的個頭，瘦瘦的臉龐，顯得特別精神，他“刀、槍、棍、棒”樣樣精通，尤以猴拳遠近聞名；他站如松、坐如鐘、行如風，為人行俠仗義，民國時期曾路遇國民黨殘兵欺負百姓，遂上前制止與之爭鬥，他用手指頭在其腦殼上敲了兩下，其當場被敲暈倒地，後來人送王師傅外號“敲葫蘆”。周圍許多人只知道官道村有個“敲葫蘆”而不知其真名。相傳王師傅曾多次保護村民和徒弟，使得許多強盜痞子聞風逃避，可見其武功高強非同一般。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王師傅在村子南面的集體養豬場裡負責養豬，豬場中間有一塊空地，便是他晚上閒暇時間帶徒弟習武練拳的活動場所，記得他那時教的徒弟約有100多人。他還曾被鄰村的下南豐小學聘請為武術教練，有一年“六一”兒童節全公社學校進行節目比賽，下南豐小學的集體拳操表演受到了全公社學校師生的一致好評。聽說王師傅活了近80歲，至今人們提及仍感嘆他是一位讓人尊敬和懷念的好師傅。
一個歷史性的地理標誌
如今，古官馬大道原有的1至2米寬的沙石道路早已鋪成了7至8米寬的柏油路，成為連接西安市區、咸陽、長安、戶縣的一條區域間的交通幹道。官道人在古官道旁的農地裡試種大棚菜、大棚草莓等綠色食品，特別是種植的優質草莓獲得成功。在公路兩旁，一道道白色的塑料大棚如受閱的隊伍整齊排列；田間地頭賣草莓的擺攤設點，仿古農家樂餐館原野飄香。王景義老人說：“村門前的這條古道路就是咱官道村一條發家致富奔小康的通道。”
300多年前，官道村的王氏先祖依官馬大道而居，由於村莊小沒有具體的名字，人們就用路名而喚其村名。300多年後，古官馬大道早已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而不復存在，只有官道村還依然虔誠地守候在這裡，成為了一個歷史性的地理標誌，永遠訴說著官道村和官馬大道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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