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事男儿不读书
1067年，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登上了宋帝国皇帝的宝座，他叫赵顼。
两年以后，一个姓王的中年人，走进了宋帝国的首都开封城，他叫王安石。
一个二十多岁的双子座皇帝，遇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射手座改革家。双子座加射手座，皇帝加改革家，开启了宋帝国波澜壮阔而又争议不绝的一段绚丽篇章。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九百多年过去，现在的人们，对这场改变了宋帝国命运的变法的评价，仍然充满了争议。
支持变法的人认为它增强了宋帝国的综合国力，使得国家有了更多的财富，军队有了更好的战斗力，宋帝国正是因为没有坚持把变法进行到底才导致了亡国之祸。反对变法的人认为它变相的盘剥了百姓，还导致了对于宋帝国官场的巨大分裂，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激烈党争，耗尽了宋帝国的精力，最后导致了靖康之难。
但实际上，无论王安石变法的最终效果如何，在这场变法的过程中，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宋神宗所表现出的那种急迫、仓促和不顾一切的态度，都是让很多历史学者十分不解的。
在很多人看来，宋神宗时期的宋朝可能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还没有到要使用如此激烈、甚至疯狂的速度和魄力去全盘脱胎换骨的地步。
为什么，王安石变法的过程如此仓促，手段如此急迫呢？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一个小人物的一封奏疏说起。
这个小人物名叫王韶，字子纯，号敷阳子，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县）人，北宋名将。
宋神宗即位的第一年向天下官员和读书人求解治理天下的良策，当时还只是大西北一介寒儒的王韶，向皇帝上疏，题为《平戎策》。
这封奏疏一下子就抓住了年轻皇帝的心理。宋神宗一生的理想，其实并非执行改革，富国强兵，而是为宋朝把失去的土地、面子全部争回来。具体的说，就是打垮宋朝的两大死敌：北方的辽国和西北的西夏。
而《平戎策》里的戎，就是西夏。王韶给出了灭掉西夏的具体方略。按照王韶的建议，宋朝应该首先尽快拿下位于宋朝西北地区西南边的河湟地区，也就是现在的青海东部、甘肃西部和南部一代，当时占据这里的是吐蕃人。
宋朝与吐蕃河湟部的关系一直很好，但当时吐蕃河湟部发生了内乱，在不大的地方之内居然分出了三个赞普，三股势力掐来掐去。
这样一来，河湟地区非但无法帮宋朝打击或者钳制西夏，反而会成为西夏开疆拓土的首选之地。等西夏占领了河湟地区，就会从三个方向威胁宋朝本土，到时候就晚了。而且，王韶郑重其事的指出，西夏人即将对河湟地区动手了，因为，西夏变天了。
引起《平戎策》的提出和王安石变法那股震动的第一只蝴蝶，很可能是一个女人。这个女子，姓梁，是一个汉人，但她却是改变整个西夏国运甚至宋夏关系的人。梁氏本是西夏相国没藏讹庞的儿媳妇，但她却在一个不经意的机会勾引了当时的西夏皇帝李谅祚。
自此，梁氏成了一心想扑灭没藏氏的皇帝的内线，随时把重要情报告诉皇帝，为皇帝最后消灭没藏氏立下汗马功劳。为了表彰她的功劳，梁氏后来成为了李谅祚的皇后，现在李谅祚死了，梁氏成了西夏的太后。
在她的带领下，梁氏外戚占据了西夏各个重要的职能部门，完全把控了西夏的军政大权，成为了西夏真正的皇帝。梁氏是汉人，但是她作为西夏的首领，对汉人和宋朝异常的凶残狠毒。就像唐代诗人司空图那首诗里说的那样："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梁氏集团执掌西夏的几十年中，西夏几乎每年都会进攻宋朝，而河湟自然是梁氏十分想吃掉的大鱼。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王韶在《平戎策》中非常旗帜鲜明的提出，宋朝如果想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占据战略主动的话，就必须在西夏前面抢到河湟地区。
也就是说，要让宋朝在短时间内，聚集起足够多的财富、物资、军力，准备主动发起战争。
而这一建议，在当时宋朝主流的士大夫官员阶层面前是绝对过不了关的。
时不我与，等宋朝内部整顿明白了，上下一心了，决定去打仗了，河湟早就丢了，宋朝要被西夏三线围攻，然后像之前宋仁宗、宋英宗时期一样，不断的在前线堆人堆钱堆物资疲于奔命的防守，西夏想打哪里就打哪里，宋朝就要被西夏玩死了。
那么，双子座性格的宋神宗脑海里的灭西夏、复燕云、败辽国的梦想就真的只是梦了。所以宋神宗决定再也不等了，他想到了王安石，想到了别人提起王安石曾经在地方上实行的一些有意思的改革措施。
他招来王安石，两人一拍即合，一场旨在迅速聚集财富发动战争为目的的变法，火急火燎的在全国展开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梁氏这个小女子，和王韶这个此前不知名的书生，才是让宋朝天翻地覆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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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已经超出了预期，最后变成了祸国殃民“恶法”。
当时的大宋，国家财政常年赤字，政府日子实在是有些过的艰难。对于国库空虚的理解，王安石认为这是因为国家缺少会理财的官员，只要政府官员善于理财，就可以在不增加百姓赋税的前提下充盈国库（司马光认为钱就这么多，政府要加钱就是抢老百姓的，因此应该开源节流）。这么棒的主意宋神宗当然是支持了，于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开始变法，而支持他变法的理念则是来源于多年的地方官经验。这么看起来王安石的变法应该非常合理才多，的确，王安石的变法在文字上看起来非常棒，但是仅限于文字，尤其是近二十年对于当时北宋社会的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
王安石的第一项措施是“均输法”。这个均输法，就是说如果一个地区受灾歉收，那这个地区就不用上交物资，给物资折合后的钱就好，然后由政府用这些钱去买其他地方的物资；如果有多个地区物资一样而且都丰收，那就就近原则，也可以减少运费。可以说均输法有效的减少了不法商贩官吏从运输费中苛扣钱饷的行为，确实增加了国家的财政，于是宋神宗加大了对王安石的支持力度，让王安石继续变法，但是再之后的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
第二项改革是市易法，即政府向商人借贷，官府从商人手里收购滞销产品，然后平价出售。然而这实际上却是个骗人的“把戏”。滞销产品之所以滞销，主要还是因为百姓不需要，平时用不到。所以政府只能贵买贱卖，结果就是政府亏本了。亏本的买卖政府自然不会做，那为了盈利就必须要动用手中的权力——比如强买强卖，小利抽税。总而言之，这项改革严重的破坏了宋朝的市场秩序。
第三项青苗法，青苗法的意思是在青黄不接之时，贷谷于民，立息以偿，青黄不接之时分为夏秋两季。但是这里存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夏粮未熟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因为冬粮可能已经耗尽，商贾会借机给粮食提价；但是秋粮收获之后的青黄不接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因为夏天的粮食刚刚收获，百姓生活很充裕，再借贷给百姓，就是等于“放高利贷”了。而且借贷要根据经济实力来决定，真正需要粮食的五等户却只能借1贯500文，而一等户不需要借贷却被强迫偿还高额的利息，最后民怨沸腾，流民四起，百姓叫苦连天，民变一波接着一波的起来。 
之后还有两个超级坑的改革措施--均田法和免役法。均田法，意如其名，目的是遏制土地兼并，保障耕者有田。但是实施起来却是要在社会总财富不变的情况下，将财富重新分配，这就要强制夺取富人的田地，导致大批的佃农失业失去保障，却又得不到政府的补贴，只能危害社会（宋政府只补贴自耕农，佃农由地主负责，为了保证佃农的生活，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如果地主不管自己的佃农，就会被制裁）。免役法，就是通过让老百姓交钱，来免除部分徭役。但问题是价格是政府开的，中央如果控制力度不够，地方就开始横征暴敛了。本来宋朝的税赋就很高了，再这么一折腾，百姓的忍耐到了极点，一时间全国多地发生民乱，虽然都被镇压，但是确实给北宋的士人们敲响了警钟。免役法最后被保甲法取代，但是交钱免役的做法仍然在继续。 
结果就是王安石变法虽然确实让国库充盈了，但也是搞得国家混乱不堪，政府与民争利，北宋的党争达到了最高峰，实际上确实国力衰败的表现。
当然，王安石变法失败还有个内在原因，就是王安石动手太狠，基本上颠覆了北宋之前的整个利益团体，使得百官群起而攻之。而赵氏皇帝实在是软弱无能，意志力不够坚定，当反对的呼声太大时，自己就摇摆不定，这个变法就算是真的好也变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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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变法者层出不穷、络绎不绝，但是貌似从来没有哪一种变法是可以顺利执行下去的。包括先秦时期比较成功的商鞅变法，历来变法者，均为利益的重新分配，既然重新分配，那么难免都得罪一些人的利益。
王安石的变法是为了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的，从这一点上来看，他所维护的直接利益人便是朝廷，而非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
进士出身的王安石颇有才学，当他登上宰相大位的时候，就在神宗的支持下积极推行变法，为的就是改变国家财政困难的局面，此时的宋朝没有人干预尝试这个重担，变法之事历代以来均是费力不讨好的一向活动，可是王安石接下来了，而是在神宗的支持下将变法推行的很彻底。
变法的主要内容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等等。
青苗法：
利用国家来作为中央银行向民间进行借贷活动。百姓们在购买青苗的时候借贷，收获之后还贷。
免役法：
这里面的“役”指的便是劳役，在古代服劳役几乎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尽的义务，而且民众百姓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免役法”规定，你只要出钱了，就可以不用劳役。
均输法：
也就是平均分配物资的概念。古代一般在荒灾之年当地的物价都会疯狂的上涨，百姓的生活便会变得更加的苦不堪言，怎么办？
那就是由国家出面将受灾地区的钱币收拢起来，然后统一到附近没有发生灾荒地方的城市去购买，这样一来百姓便不会承受荒灾所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
这几项政策看起来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却无法上行下效，这种改革往往都需要地方和朝廷上积极配合才可以，可是王安石的这几项改革又在时时刻刻撼动着官僚资本家的利益，在他们眼中这几种改革无异于虎口夺食，断了他们的财路。
所以政策刚刚开始推行起来的时候极为困难，而到了真正推行之后，百姓们又开始疯狂的抱怨，就拿“青苗法”举例，本来这项政策是由政府提供借贷活动的，借贷利息是低于地方的，百姓可借贷也可不借贷，然后由其地方官员负责实行，可到了后来居然演变成了“强买强卖”，必须借贷的一项政策。
一时间民愤和官怒是深深的刺激着王安石，变法多年也同时宣布失败。
王安石的变法从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宋王朝，可是归根结底他没有想到过地方资本的对于改革的影响，国家当做中央银行，那无异于将地方的那些地主资本和官僚资本逼上了绝路，所以他们的不配合是必然的，而地方又会将全部的愤怒转移到百姓的身上来抑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样一来改革失败已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问题。
历史总探长
一千多年前，北宋东京汴梁城非常繁荣发达，在文人骚客的笔记中记载的非常详细。每当夜幕降临，整座城市灯火辉煌，衣装华丽的歌楼伎女等候着酒客的呼唤，通天灯火照到凌晨四鼓方才罢休，整夜燃烧的灯油甚至将整条街上的蚊虫驱赶得干干净净。
然而，这个外表强大的帝国却充满了谜一般的悖论––––
北宋经济高度繁荣，政府却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北宋政治开明，军队众多，然而对外却不能抵御强敌入侵，对内无法拱卫国家政权；北宋文化进步，享誉千古，然而来自北方邻国那些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却屡次以野蛮打脸文明，肆意蹂躏大宋王朝的锦绣江山、衣冠文物。
这些耻辱的失败都一直如影随形，刺激着大宋军民。
直到，那个年轻人，二十岁的赵顼成为帝国的至尊，他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繁荣背后的积弱，面对西北党项西夏称帝后的数次大战，大宋却数次全军覆没的耻辱。赵顼觉得，是时候，掀起一场革新了。
于是，熙宁二年（1069），名扬天下多年的王安石终于不再推辞朝廷的授官，希冀自己一生所学，能够与矢志图强，想要力王狂澜的年轻君主一道，实现大宋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
历史上千古流芳的君臣际遇，又一次在血气方刚的皇帝和阅历深厚的老臣之间发生了。宋神宗赵顼迫不及待地颁布谕旨，正式任命翰林学士王安石和唐介、富弼和曾公亮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正宰相。由此，在宋神宗的支持主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拉开了序幕。
但是，谁也料不到，宋神宗煞费苦心大家的变法班子，竟然很快就难以正常运转了。这个暮气沉沉的变法班子，注定了短命的结局。
这套班子除了王安石四十八岁以外，其他四人都是六七十岁的老朽之人，年纪大，思想保守。曾公亮年老武威；富弼动辄称病；唐介重病在身，连觐见皇帝都无法站立，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赵扑对变法意见不少，但又武力阻止，每见新法出台，就叫苦不迭。
似乎除了赵顼和王安石这一对君臣矢志变法以外，全天下放眼望去，竟满是坐观成败之人！如此变法，又有谁能尽心执行、又有谁来反馈信息查缺补漏呢？
可是为何，宋神宗为何要安排这样一个互相掣肘的变法班子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知道北宋施行的是群相制，但在群相执政的情形下，皇帝为了避免大权旁落，严防宰辅大臣或某一派系专权篡政，总是会同时任用政见不同的大臣互相牵制。
年轻的宋神宗虽然一心变法，但一旦落脚权力的世界，很快便如化学反应般发酵出难以预测的奇怪变化。
而王安石是个什么样的人，时人称之为“拗相公”，可见其眼中揉不下沙子，他对变法因班子问题而遭受掣肘，对宋神宗抱怨，富弼智略平庸，只不过擅长博取流俗虚名，一旦天下有事，这样的人何以扶危救倾，必误国之大事!
王安石毫不掩饰自己对新内阁的不满之情，可问题变法没有骨干、没有政治上的强援，是办不成的呀。
而后，王安石为了变法，向宋神宗提出了一条石破天惊的重大建议，即单独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使之成为主持变法的总枢纽。
这对于宋神宗而言，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王安石此举虽然无私心，但从结果上而言，如果宋神宗答应了，就将极大削弱朝廷原有理财机构三司的权力，扩大宰相的权力范围，这明显是超出了宋神宗的预期。
本来中书宰相们只管政务、枢密使管军务、三司管财务，可现在宰相们也能管财务啦，天了噜，王安石也真是敢想敢干啊。
而年轻的宋神宗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满腔热忱的变革意愿最终战胜了 优柔寡断，他不但同意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还特许了王安石“亲命近臣，辟选官属”。于是，北宋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宰相诞生了。
而随着这位独揽政务、财务大权的宰相的诞生，不见硝烟却充满了权力倾轧的熙丰党争拉开了序幕。围绕着设立条例司这个机构，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士大夫们迅速排班站队，点燃了新旧党争的导火索，将朝廷上下搅得再无宁日。
而这一点，也是变法之所以失败的最大原因。
一切始于权力，一切也败于权力。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想要变法，必定需要集权，但集权，却又会导致士大夫们强烈的触底反弹。毕竟如此这样一来，其他掌握权力的相公们怎么办？看着王安石一步一步强大，抢夺自己们手中的权力？
变法此刻已经只是朝廷新旧两党之间的武器，核心本质是权力的争夺。哪怕王安石一腔热血，赤子之心，对权力不削一顾，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已经掌握着空前强大的权力，势必会吸引来更多的敌人，当然也会得到很多人的依附。
变法本身就是一件不可确定的事情，总会出现许多问题，但遗憾的是，涉及到权力之争以后，变法存在的问题就成为了旧党们攻击新党的武器，而不是协力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案。
面对势力强大的旧党，王安石喊出了那一句旷古烁今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可其结果是政敌越来越多，变法的阻力越来越大，年轻的皇帝也开始心力交瘁。
在出台的“青苗法”未则一地为试验区，就直接推广全国的情况下，爆发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后，旧党们以此为攻击武器，对青苗法大加指责，而宝座之上的宋神宗沉默不语，不置可否。
心急如焚的王安石为了取得宋神宗绝对的信任，开始动辄称病去职，宋神宗无可奈何，而隐藏在暗处的司马光，借此天赐良机，发动所有反对派的力量，试图破坏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的信任，可是，司马光低估了这对君臣之间变法的决心，以及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依赖。
年轻的皇帝以万乘之尊，白纸黑字地主动向臣属道歉，对面王安石恼羞成怒的辞职，再三恳辞挽留，终于这场因青苗法而起的风波，王安石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可是，这样的胜利，却更加壮大了反对派的势力，以及他们对变法的强烈抵触情绪。
正如苏轼对王安石的指责所说的那样：“求治太急，进人太锐”一样，王安石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过急切了，他试图以一己之力，凭借皇帝的信重，在面对中枢的重重阻力下，强行上马各种变法政策，同时也未考虑变法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而导致了这场变革的最终失败。
纵观历史上的变法，首先最重要的是，中枢只能有一个声音，不先从政治斗争中取得全面胜利，又如何能将变法顺利推行？
政治是不讲理想的，首先讲的是屁股，屁股下的位置保不住，站不稳，如何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王安石可以凭借年轻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可以在党争中取得一次胜利，可是每一次都能胜利么？所以整个王安石变法中反反复复，王安石罢相几次，却总是陷在权力斗争中无法自拔。
改革需要好的顶层设计，更需要强有力的执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在于对宋朝体制弊端了解不够，在专制环境下，变法的权力和政策很容易被异化为党同伐异的斗争工具，一旦进入政治斗争阶段，变法就凶多吉少了。
虽然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但王安石在飞来峰上佛塔的最高层吟下：“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那一瞬间，历史遗迹注定他将成为一位不朽的中华人物。
因为他胸中装的是山河大地，万古星辰。
朝代说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朝代，从1069年开始，由王安石发动的改动国家积贫积弱局势的一场社会变革运动，其规模影响堪比春秋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王安石自推行新法到变法失败，历时16年，这段期间王安石两次罢相，他不畏艰难，毅然推行新法，但是王安石的努力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与成效，劳心费神，最终变法失败，还给自己捞了个千古骂名。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王安石变法是一场由宋神宗大力支持，王安石代表皇家中央集权利益的社会改革运动，以内忧外患的宋王朝为主要变法对象，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北宋建国后皇家中央集权与各阶级民族的矛盾，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终极目标，同时抑制土地兼并，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改变整个北宋“积弱积贫”的社会格局。
上图是清明上河图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分析如下：
一是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来源于法家。法家确实是解决现实问题（尤其是财政和吏治）的主要理论工具，因为儒家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的虚弱无力。王安石的变法就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及强化个体（包括工商业和地主）对国家利益的服从和奉献。
二是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这样形成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
三是王安石新法的“敛财”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
上图是王安石
四是王安石的管理能力弱，变法过程中容易发生的问题都出现了。如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政策执行不力、用人不当、变法派内部分裂。等等。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一个都没有少。
五是王安石没有妥协思维。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保守派人才济济，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如果拗相公学会妥协，双方精诚合作，改革变法会出现新的发展。
上图是司马光
总结：王安石变法旨在解决中央集权王朝与官僚集团地方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从而解决整个国家级政府的财政问题。王安石变法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法，理财方面推行了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等，军事方面推行了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从最终效果来看，王安石变法最终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国家确实富了，兵力确实强了。
但是王安石变法最大的触犯了各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与利益派的强烈反对，内因外患最终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宋神宗去世后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王安石变法被全部废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王安石的变法是在强化中央集权、巩固皇家利益、践踏个体利益的道路上的一次短期失败但影响深远的改革，它在法家或者国家主义者眼里是一次进步的改革。
蒋南强读历史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最终走向了失败？
对于王安石这个人，不少人对他的看法是褒贬不一的。有人认为他是一位为国为民之人，可也有人认为他是害得王朝灭亡的千古罪臣。实际上，对他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是因为他发动了王安石政变的关系。这场政变，最开始的初心是好的，而且前期也的确是推动了王朝发展，富强了王朝军力与财力，但这场变动最终是以失败的形式结束。因此，才会有这么多人觉得他祸害了王朝，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这场变动失败？
原因一，损害了地主利益。他的这场变动看起来的确是非常厉害，但真正实施起来，却是极其困难。王安石一心想要让农民们减轻负担，但他没有想到，这就严重损害到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在当时，地主阶级这类的人，权力都是比较大的，故而就会联合起来抵制这场变动。
原因二，损害了商人利益。在这场变动中，王安石进行了一种设定就是要求商人将绝大部分的利益都交给王朝。的确，王朝若收集了商人身上的利益，王朝就会变得富有起来，从而也就强大起来。但反一面说，让商人们将绝大部分的利益交出来，这就等同于是在割他们身上的肉，他们自然会觉得非常不满，甚至仇恨王安石。商人们大多都是有钱的，古时候的钱财还是很顶用的，若他们联合起来用金钱做一些伤害王安石的事还是很容易的。
原因三，没有保守派的支持。王安石的变动在农业方面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划，可以说若是成功了，这会对农业发展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在军事方面，王安石也是提前做好了详细计划，他在全国大量训兵，以此防备敌人突袭。就连对马匹的饲养方面，他也想了很多办法，节省了王朝的开支，这等等措施，用长远的眼光来看，是极为利于宋朝发展。但在当时，那些保守派们根本就不敢轻易采用这些变动，他们害怕一旦实施不当，最后反而引起王朝的暴动。
原因四，用人不当。任何一个时代发动变动都是一个具有高风险的事情，变动一旦成功王朝会更为富强，这样甚至可以延续王朝的统治时间。可若变动一旦失败，王朝可能加速灭亡。因此，变动可以说是关乎于一个朝代的存亡问题，故而如此重要的事情，必须要选择有能力的，并且是自己信任的，也的确是和自己一条心的人来执行。可王安石在选人方面却没有做到这三点，选的人都是想从中谋利的人，故而变动失败也是必然的了。
紫禁公子
简单说，一者，脱离实际。二者，参杂了太多私利。三者，破坏了和谐政治传统。
北宋自宋真宗开始，已经出现各种弊端。
经济上，宋真宗大肆造神，浪费国帑。
国防上，西夏崛起，屡次侵犯边境，北宋花费大量钱财，集中军力也没有取得效果。
财政上，行政职务叠床架屋，又优待士大夫，给予高薪与恩荫。历来采取强干弱枝政策，首都聚集大量禁军以防备地方兵变。凡出现灾荒即大肆招收男丁入厢军，造成军费开支庞大。
因此，冗官、冗兵太多，又造成了冗费。这就是北宋的三冗问题。早在宋仁宗时期，整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已经形成共识，大宋需要变革。这才有庆历新政。
到了年轻的宋神宗上位，他急于改变三冗危害，也就起用负天下三十年大名的王安石。
熙宁二年(1069年)2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熙宁三年颁布募役法、保甲法。熙宁四年颁布方田均税法，改革科举制度；熙宁五年颁行市易法。熙宁六年颁行免行法。
这些改革法案，看起来无一不是利国强兵之法，实际却是毫无用处。
毕竟，所谓王安石变法是以开源也就是国家敛财为主，并没有针对三冗问题的根源也就是冗官冗兵问题采取有效治理措施，当然也就毫无改善冗费的可能。
从变法结果看，除王韶收复河珉五州外，变法于国家财政、地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军事建设，无一成果。反而，变法的危害是巨大的。
就以被历代称赞的青苗法为例说明。
青苗法规定，在春耕夏种前，各地以常平、广惠两仓的储备粮食做为本金，贷款給农民，夏收秋收之后以粮食归还，利息二至三分。
听起来，这条法律就类似今天的农业小额贷款一般。
实则大谬。
因为中国有地域差。山西、陕西、山东丘陵山区的农民确实需要这笔贷款，可惜地方官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利润指标，将粮食直接交给地主大户放高利贷。而江南、成都平原地方的农民则根本不需要这笔小钱，地方官同样了为了完成利润指标而只能强迫百姓贷款。所以，无论是哪里的农民都不会满意这个青苗法的。
这是王安石知识体系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能简单地归咎于反对派的掣肘。
变法之前，国家财政收入为7000万（贯/石），变法高潮时期达到1.2亿。显然，在并没有发生工商业大发展的情况下，这些钱财只能是自百姓头上搜刮来的。
反而，自身号称清廉的王安石，他的儿子、弟弟、侄儿、学生们个个在变法中捞得脑满肠肥，这样的清廉，也就是一个彻底的笑话。
所以，当王安石的学生，安上门监郑侠，宁愿承担罪责也要非法通过银台司快递将手绘的《流民图》以告急文件特进給宋神宗，王安石变法也就事实上破产了。
四川達州
王安石的变法，在发展生产和富国强兵方面有某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变法派触动了北宋大地主大官僚和大贵族的利益，引起他们激烈的反对和攻击。如方田均税法，对土地重新进行丈量清查，对大量隐藏田地的豪强极为不利，遭到反对，最后被迫停顿。加上新法本身的一些弊端和王安石与吕惠卿等变法派内部的矛盾纠纷，也削弱了变法派的力量。熙宁九年王安石的独子王雱（pāng）病死，王安石受到重大打击，对继续变法失去信心，便辞去相位，不再干预国事，变法失去领导。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为了减轻压力，把改革重点转向职官制度，削减了抑制豪强发展社会生产的内容，变法已经名存实亡。后来由于两次对西夏战争的失利，宋神宗忧忿而死。宋哲宗继位，祖母高太后主政，起用保守派领袖司马光为相，废除了绝大部分新法，史称“元祐更化”，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后面“绍圣绍述”，哲宗亲政恢复新法，但已经变成了派系争权夺利的工具，毫无积极意义可言。
境界的毕方
王安石变法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北宋，当时北宋政府面临着封建统治的危机。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企图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但是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
一是变法是在不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王安石变法没有改变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没有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阶级矛盾没有缓和，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是用人不当，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
三是新法触动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
四是宋神宗一死，新法失去了支持者，保守派大官僚司马光当宰相，废除了新法，变法的失败也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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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失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朝廷内外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
嘉佑三年，王安石进京述职，提出了变法主张。宋神宗即位，由于希望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统治危机，而且非常看重王安石，于是启用王安石，任命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非常信任和器重王安石。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王安石提出的新法以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从国家经济、军事、人才方面提出了各种制度措施。变法持续八年，最终在神宗去世后，以失败而告终。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为何终究无法完成，惨淡收场，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但不争的事实是，变法造成上下齐声反对，支持他的神宗也是屡屡质疑，变法的结局是措施尽废，社会矛盾加剧，北宋颓势不可收拾。在加上政策的执行力不行，用人不当，王安石过于自信，不了解基层真实情况过于理想化，改革中固执己见，不听甚至镇压异己之声，反被人利用，最后神宗也开始动摇，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怎能不败。
第二、变法改革过程中，严重损害了其他利益团体的记得利益，遭受到了保守派的强烈抵制。虽然当时宋神宗坚持变法改革，但是当神宗也动摇了的时候，失去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后台，最终被推翻，以失败告终。
对于王安石变法，出发点是好的，在古代提出这样的变革，不可胃是非常超前的意识。但是变革过程中由于低估了实际困难，而且执行不当，反而被利用，八年的变法改革不仅没有是国家局势改善，反而变得更加更加恶化，可叹，事与愿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