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人类学方法的嬗变文化頭條網

张碧

摘要：

以阿尔都塞学派的莫里斯·戈德里耶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家，在其人类学理论的建构历程中，曾将结构主义符号学作为其重要方法论，发展出一系列理论学说，并在经历对结构主义的认识和运用过程后，认识到结构主义方法的缺陷，逐渐将全新的符号学方法引入批评解构之中。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符号学方法嬗变

结构主义阐释：从马克思到阿尔都塞

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一系列人文、社会学科中确立了深刻影响。其中，大约自20世纪60年代始，西方学界亦逐渐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学方面的精深造诣。英国人类学家M.布洛克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曾受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影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便已显现出某种人类学研究视角，并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被后世编纂为《人类学笔记》的著作中形成较为成熟的人类学思想。同时，美国人类学家T.帕特森经过考证，认为马克思人类学思想曾受到启蒙主义时代人类学思想的影响，在这一基础上，通过包括人类学维度在内的一系列考察，厘清了诸如“人的社会性本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间的关系”等著名论题，也便直接促进其后一系列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

自20世纪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皮尔斯逻辑学思想的价值得到发掘后，现代符号学的兴起迅速影响了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及以其为反题所派生出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支系。值得注意的是，此后的西方学者从索绪尔符号学的角度审度马克思理论，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经典表述，与索绪尔关于语言、言语的划分是一致的：“马克思、弗洛伊德与索绪尔，以及当今的诸多结构主义者，无不确信对表明事件或现象的理解，必须深入到表面之下的深层结构。”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被现代符号学界视为符合结构主义思想传统。

客观地讲，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构想并非全部源于人类学研究。然而，结构人类学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却是第一位运用现代符号学来度量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学者，尤其在其早期研究中，常常援引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列维－斯特劳斯将索绪尔语言学运用至人类学研究，在其开创的结构人类学传统中，提出“将语言与行动间存在相同数据范畴的彼此联系起来”，并以索绪尔的“语言”对“言语”的决定论关系，来对氏族血亲形式中的“社会无意识”和“血亲关系”这组范畴加以比照。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前者对后者具有的决定论意义的观点，呈现出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然而，早年曾熟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列维－斯特劳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认为自己的结构人类学观点脱胎于马克思著作，例如对社会结构的共时性研究：“在《种族与历史》一书中，我曾提出静态性历史、浮动性历史及积累性历史等截然不同的概念，这些概念都源自马克思本人。”在他看来，结构人类学或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共时性研究维度，早就存在于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中。在这样一种理解基础上，列维－斯特劳斯提出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辩证唯物论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加以阐发和改进，“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经济或社会结构，向法律、艺术或宗教的转型，总是可能发生的。然而，马克思从不认为这种转变只是单向度的……而是辩证的”。在这种基础上，列维－斯特劳斯试图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方法，通过阐明“社会无意识”对“血亲关系”的决定作用，来颠倒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关系，从而达到“改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

显然，列维－斯特劳斯将马克思所强调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理解成了所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辩证性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某些更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批评。詹姆逊认为，列维－斯特劳斯误解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及其论断，“极力将经济基础与对上层建筑的考察彻底分割成两个部分，致使上层建筑领域具有了获得自律性的幻象，也使其研究范式仍陷入唯心主义范畴”。

同时，阿尔都塞则从结构主义符号学内部角度出发，指出了列维-斯特劳斯关于这一认识的缪见。众所周知，阿尔都塞没有采取列维-斯特劳斯正统结构主义观念下从结构语言学角度来理解结构主义，而是采取了不尽相同的阐释方式，因此，法国学者狄孔贝认为两者对结构主义的不同理解，形成了结构主义传统内部两个支系。然而，当代符号学界将两种结构主义支系都理解为结构主义符号学类型，因此，阿尔都塞与列维－斯特劳斯关于结构人类学的争议，可被视为符号学领域的探讨。与列维-斯特劳斯一样，阿尔都塞亦从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关系的符号学维度，辨析了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思想观念中的错误。在阿尔都塞看来，列维－斯特劳斯的主要错误，在于未能认识到“社会无意识”正是在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血亲关系”下产生的，因此，两者的关系模式从本质上应当表述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间的关系。詹姆逊对此指出，阿尔都塞所理解的“结构”指生产方式。换言之，列维－斯特劳斯从一开始便颠倒了两者间的关系，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关系模式和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双重误解。

阿尔都塞的观点，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可以得到一定佐证。恩格斯曾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家庭形式分为血亲家庭、群婚家庭、对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分析了不同家庭形式内部的组织方式。至为重要的是，恩格斯是从经济基础或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家庭组织的形成和消逝过程的，例如在谈及专偶制家庭时，恩格斯指出，“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专偶制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正像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经济基础一样，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并谈及这种家庭形式变化对于社会生产格局的意义。遗憾的是，由于恩格斯并未掌握有关血亲家庭的足够的人类学文献，因此，这种源自经济基础视角的分析，仅仅集中在后几种家庭形式上，而并未涉及血亲家庭。然而不难想象，在恩格斯看来，家庭组织形式显然是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不难想见，血亲家庭也不会例外。由此，从某种程度上，恩格斯为阿尔都塞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观点给予了一定佐证。

结构主义范式的正式确立：戈德里耶

列维－斯特劳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并未真正渗人人类学研究中，这使得两位批评家无法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在人类学领域的方法联姻。尽管如此，秉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的传统在法国学界却逐渐形成。神话学界的让－皮埃尔·韦尔南、阿尔都塞的学生—如莫里斯·戈德里耶、特德·本顿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将马克思主义和索绪尔理论同时运用于人类学领域。这些学者过从甚密，可被视为同一学术支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莫里斯·戈德里耶。

在列维－斯特劳斯，尤其是老师阿尔都塞理论体系的影响之下，戈德里耶真正确立了结构主义符号学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中位置。同时他接受了阿尔都塞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批评，将列维－斯特劳斯的“血亲关系”概念的本质理解为生产关系，亦即经济基础。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戈德里耶着重研究了新几内亚巴璐亚地区原始部落的经济组织形式。当然，相对于阿尔都塞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元对立的考量，戈德里耶对符号学的理解，更多是从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系统的差异性运用中体现出来的，立足于这种方法论，戈德里耶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价值论进行了阐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及商品价值等一系列概念早已成为经典议题而得到各国学界广泛探讨。在阐述商品价值的基本特征时，马克思曾有过如下论述：“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马克思显然认识到，商品价值是在商品之间的差异性、对比性关系之上建立起来的，不难发现，马克思的观点显然与结构语言学具有异质同构性。20世纪，自索绪尔符号学广泛影响西方人文社会学界后，便有学者便试图通过结构主义系统论思想来阐释《资本论》中的价值论，例如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柄谷行人注意到，马克思经常以语言现象来比较社会价值，并以此为据，尝试以结构语言学来阐释马克思的价值论：“根本不存在什么‘价值’，有的是互不相同的使用价值的关系，更贴切地说，只存在着‘差异’的游戏。”而在大约同一时期，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与波德里亚对消费社会中商品符号价值的分析，大致也是建立在这种立即基础上。可见，各国学者已初步意识到，语言价值与商品价值的形成机制都具有差异性特征。

在西方人类学界，戈德里耶当属最为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和索绪尔语言学及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作为基本方法的学者，他甚至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结构主义。通过对原始部落商品交换过程的考察，戈德里耶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在它与其他商品的交换实践中，所获得的价值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并不创造商品‘价值’。”在马克思的界定中，“价值”源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戈德里耶同样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这一界定，对用符号学阐释商品价值所具有的规定作用：“价值源于生产过程，而非交换和循环过程。价值多少根据交换时的价格来‘实现’、但交换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这种阐释方式与索绪尔对语言学系统论的界定完全一致。索绪尔认为，语言“价值”，亦即符号意义的形成，根据的是系统内符号间的意义比对、差异，语言不具有“积极”意义，而只存在消极性“差异”功能，也就是说语言价值／符号意义仅仅来自消极性对比，而无法独立形成。显然，戈德里耶从人类学视角出发，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参照系来观照马克思价值论，可谓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论的延展。

当然，索绪尔符号学思想对戈德里耶的影响，还间接地体现为戈德里耶对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方法的运用。戈德里耶认为，在理解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方面，列维－斯特劳斯的符号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无二致。因此在进行某些具体人类学田野实验方面，戈德里耶运用了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方法，例如采取二元对立原则，来分析原始部落特有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

列维－斯特劳斯“二元对立”观念的要旨，在于发掘出血亲组织结构中由两种对立因素所构成的结构格局。列维－斯特劳斯以此为据，对世界诸多原始部落的神话进行剖析，发现在这些神话中，都不约而同地隐藏着不易觉察的二元对立结构。按照他的观点，作为社会生产形式的血亲组织，正是在这种作为意识形态的神话的二元思维的影响下形成的。

戈德里耶继承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式考察方式。他在对新几内亚岛的巴璐亚民族部落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当地一则神话传说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洪荒时期，人、畜、鬼、神共同生活在世界之中，于是，太阳命令月亮划分四季，隔离人畜与鬼神，并区分了男、女的性别，使其生育繁衍。在这则神话中存在一系列明显的二元对立模式：太阳／月亮、文明／自然、男人／女人、人／畜、人／鬼神，等等。戈德里耶意识到，这一系列二元模式，既是世界基本运行模式的隐喻，又意味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格局的形成：“在这个由一系列二元对立原则构成的戏剧中，太阳和月亮，带来了温暖与寒冷、干燥与潮湿、火与腐烂，等等。”更重要的是，太阳与月亮区隔了人类的男女之别，使其能够生育繁衍，创造出人类历史。这些，标志着戈德里耶对列维－斯特劳斯二元对立方法的认可与运用。

然而，戈德里耶并未采纳列维－斯特劳斯关于社会无意识决定血亲组织的唯心主义观点，而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审视神话现象。神话，作为原始部落的集体观念，从该部族具体的生产关系中派生而出；同时，神话亦具有维护本部族生产、生活正常运行的意识形态功能，从而反作用于生产关系。戈德里耶指出：“神话话语和理想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广泛分散在社会的生态、经济和组织中。”同时，戈德里耶发现，随着该部落由父系社会转向母系社会形态，神话中同样发生了一系列符号性转换。尽管戈德里耶未说明这种转换的具体呈现，但这种现象足以证实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判断，亦即血亲关系决定着作为意识形态的神话这一事实：“血亲关系组织着神话话语及其对世界的再现，这是由于，在原始社会中，社会结构以血亲关系为主导性特征。”这种认识，显然是对阿尔都塞关于社会无意识和血亲组织间关系符号学阐释的灵活运用，从而将阿尔都塞关于社会符号学的理念真正运用到了对人类学现象的阐释方面。总而言之，戈德里耶是将索绪尔符号学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运用至人类学批评的代表之一，并由此真正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两种批评相结合的、成熟的学术传统。

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断裂与新符号学方法的运用

自结构主义符号学产生之日起，这一思想方法便由于其方法的封闭性而备受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指责。尤其是其二元对立思维，受到学术界强烈垢病。仅在人类学领域中，列维－斯特劳斯便至少受到来自包括克利福德·格尔茨、维克多·特纳及马歇尔·萨林斯等为代表的美国“符号人类学”学派的严厉批评，其批评大多围绕着结构主义方法的封闭性而展开。其中以戈德里耶为代表的诸多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将结构主义运用至人类学研究，这引发了萨林斯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关系的辨析和探讨。

萨林斯从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的基本认识入手，指出前者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态性基础上，而后者则建基于静态性考察维度：“两种截然对立的方法—结构主义共时性、马克思主义历时性，前者的唯心主义、后者的唯物主义，令人感到疑惑：将它们强行合二为一的目的何在？”在他看来，两种方法在基本认识论方面便具有极其本质的区别。结构主义是通过对相关经验的凝结和推演而产生的可能性图式，带有唯理主义色彩，而这种理性图示是否能够真正与周遭的现实状况对应，并对之产生影响，则无法确定：“正如在某种虚构的情势下使用的话语，人类行动必须在作为文化框架的观照下，才能获得意义，这种框架能够形成自身的独特语境，其效应必须经由偶然的指称与其存在次序间的意义关系才能实现。”结构主义所绘制的图式，必须被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才能产生意义，才有可能对现实产生物质性力量。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则将物质性作为事物的第一属性，提倡社会物质属性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因此，结构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基本认识论层面，便具有不可调和的差异。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萨林斯进一步通过对莫阿拉民族极为细致的数据考察，试图证明两种方法的区别。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萨林斯似乎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颇。在他看来，“‘经济基础’是实践活动的符号框架绝非符号活动的实践框架。在货品评估、资源测定方面，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硕果中现有意义规定的现实化产物”。他以莫阿拉人关于陆地／海洋的区分为例，认为这组区分是以文化形式来组织生产关系的方式，但显然与列维－斯特劳斯对血亲组织和社会无意识关系的颠倒保持一致，从而误解了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即便在法国人类学界内部，亦有马克思主义学者逐渐认识到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问题所在，其代表人物首属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布尔迪厄曾深受索绪尔及列维-斯特劳斯影响。例如，在考察某些原始部落中男女性关系问题时，布尔迪厄曾提出：“一个特定的社会形式中的所有行动者，都共享着一系列基本的知觉框架，这种知觉框架通过成对的对立的形容词——它们被普遍用于区别与限定实践领域中大量的人与事物——开始其对象化活动。髙雅（崇高、优雅、纯粹）与低俗（粗俗、低级、中庸），精神与物质……”显然，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在布尔迪厄早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然而，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迅速认识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局限性一样，布尔迪厄很快意识到这种方法在人类学领域的不适应性：“其代价在于，（语言的）社会用途与社会条件等往往被置之度外”，“在索绪尔论著中，语言作为统一而严整的整体，其构成以对整个内部社会变体的排斥为前提”。在这种认识下，布尔迪厄放弃了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运用，而是将更为开阔的符号学方法运用至人类学研究，集中体现为对“符号资本”等概念的使用。

这两个概念在布尔迪厄人类学知识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前者指人类社会中，以符号作为物质、权利增殖的资本形式；后者指以符号资本所展开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经济运行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卡利亚民族经济形式的研究中，布尔迪厄发现，该地区的经济运行形成了截然有别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机制。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资产者雇用劳动者进行生产、销售，并由此赚取利润，实现资本运营；而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雇主的资本则建立在通过“礼品的交换、人际走访或仪礼”？等诸多方式实现的与劳动者建立的情感关系的基础上，由此换得劳动者的服务，从而实现了建基于情感因素的符号资本向实际利润的转换。显然，这种资本形式将符号价值充分转换为使用价值，与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运营截然不同，从而展现出与巴赫金所提倡的社会符号学完全一致的旨趣。布尔迪厄对这种符号类型的审视，早已摆脱了结构主义所考量的符号类型，其符号学观所产生的剧变由此可见。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哲学家波德里亚，早年曾在分析消费社会文化景观的过程中，使用结构主义符号学来考察商品价值。此后，波德里亚通过对原始部落物品交换模式的探讨，将符号价值分为符号、象征等几种类型，事实上同样认识到了文化符号类型的多样性。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极深的波德里亚难以被称为人类学家，但其后期对原始社会的考察，却显然与布尔迪厄一样，显示出对符号学运用方法的转换。

结语

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传统中，结构主义符号学作为极为重要的理论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重要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在功能方面的某些共性，使得两者共同被运用为人类学研究的方法。然而，随着结构主义自身缺陷的日益显现，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认识论层面差异的不断显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逐渐认识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类型僵化的考察维度并对之予以弃置，而采取了“普通符号学”方法，以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使其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

本文刊载于《中外文化与文论》201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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