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福建省連江縣官坂鎮的鶴嶼東頭村。那是1974年，從記事起，對家鄉就有兩個主要記憶。一是它太窮了，大多數人都以番薯、“番薯米”為口糧，大米只留給年節，留給至愛的男孩或生病的老人。我母親曾為了大姐的5元錢學費借了三家，每家一元、兩元地才湊齊。就為了這區區學費，大多數女孩在小學階段就輟學了，讀到初中畢業的更是寥寥無幾。記得大姐上初中時，一開始與她結伴走十里地去鎮上學校的還有十幾個女孩子，到初中三年級時，已經只剩下鶴嶼東沃村的另一個姑娘了。
我老家直到1981年才通電，告別了蠟燭、煤油燈。後來我在北京、在上海談起時，所有與聞者都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而在貧困之外，讓我們這一代連江人永誌不忘的，或許還有它在淒寒中如同爝火的溫暖記憶。
這種記憶，來自眾多的身份認同。“家”不必說了，那是祖母、父母和兩個姐姐。“家”之外則是“自家人”，它包括叔叔一家、堂叔七八家以及幾個叔公、嬸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自家人”就是“五服”在本地的俗稱。“自家人”之外，還有“族”，比如我的五叔公、六叔公和七叔公是我的“自家人”，但他們的孩子已出了五代，就自起一支，一個族包括了血緣關係或遠或近的十幾支，我僅僅堂叔就有九十多人。在村裡我是“長房裡”人，在鎮上我是“東頭村”人，一個村就都是鄉親。在縣裡我是官坂鎮人，一個鎮都是鄉親。到了外地、外省，我就是連江縣人，一個縣都是鄉親。
身份認同之外，還有生活方式。我外婆家在塘邊村，逢年我們要給她送年禮，逢元宵節舅舅要給我送燈，逢中秋節舅舅要給我送月餅。客人來家裡時，先是奉茶，繼而吃一碗有肉有蛋的點心，到了午間、晚間則酒菜招待，此外還有種種待客之道，比如不能掃地，以免讓客人覺得有逐客之意。五服內的堂姑、姑婆也都是親戚，她們的婆家就是我幼年的“遠方”，以姑婆們為例，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她們的閨名，她們也就成了“王厝裡姑婆”、“定海姑婆”和“曉澳姑婆”。至於婚禮、年節，更是古老而神聖，請帖上寫著“引新婦喜堂謁見”，年關將至的時候，孩子們相互叮囑著不能說髒話，除夕夜要關上大門守歲……20歲在北京求學時，讀費孝通的《江村經濟》，許多學生覺得新奇、複雜，我卻如同重溫幼年生活。那時我才知道，我的老家連江縣，或許是將傳統中國、“儒教”中國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之一。在此之前，經常聽大人說誰家是“奉教”、我們是“儒教”，我明白前者說的是信奉基督教，但始終不知道“儒教”是哪兩個字、指的是什麼。原來那是繼承了孔子教誨的偉大文明，它謙卑仁厚，它重禮守義。
當1981年電燈在村裡亮起來的時候，恐怕沒有一個人能想到，無論貧困還是那種千年不變的身份認同、生活方式，都將徹底地成為過去了。我們是目睹傳統生活的最後一代人，我們將在被稱為“改革開放”的歷史大潮中，步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年代，其中夾雜著無數悲歡、眷念與期盼。以我們村為例，它的“改革開放”其實是從我們家、我父親開始的。
在我幼年時，省城似乎是一個很遙遠的存在。從鶴嶼出發，要先步行到鎮上或文山村路口搭車，翻越官嶺後才能到縣城，然後是琯頭嶺、紅山嶺、馬尾嶺……班車很破舊，在一路翻山越嶺中，通常要顛簸三四個小時才能到省城。在營養普遍不良的年月裡，許多人會暈車，暈車的人會嘔吐。更不必說，鎮上每天的班車只有兩趟，一趟到縣城，一趟到省城。
1981年，我父親就坐著一趟破舊班車，翻山越嶺地去省城謀生了。他在城裡當起了“個體戶”，當時個體戶在城裡地位很低，但此後兩三年，他的消息卻一次次地轟動了村裡。
先是還清了所有債務。在此之前，由於家貧累重、種種變故，父親大約負債千餘元，堪稱是一筆鉅債了。進城不過三四個月，他就一家家地上門償還，並且給每家債主或送兩隻雞、或添一小筆利息以示謝意。誰也不相信城裡的錢這麼好賺，誰又都知道父親是個知禮、守法的人，不會去偷去搶，這麼一來，議論紛紛也就難免了。
繼而，一些進城看病或找他借錢的鄉親，也都親眼看到他的生意了。他不過是擺了個小攤賣豬肉、豬下水，每天賣一兩百斤，每斤能賺兩三毛。這筆賬誰都會算，一時之間村裡轟動了，說父親每天能賺三四十元，抵得上城裡人的半個月工資了。及至母親也進城後，收入又將近翻了一番，每年能賺2萬元左右。在“萬元戶”尚屬稀罕之物的年月，如此收入，當然稱得上非常富裕了。
此後兩三年，父親翻修了老家的房子，又在城裡買下一間房，只花了一兩千元，又花三四千元翻蓋起了一棟四層小樓。在蓋好房子後，我們家也算在城裡站穩腳跟了，1984年，我和兩個姐姐也進城了。當年秋天，我進入城裡新家附近的一所小學讀書，這時候，哪怕城裡人也不再小看個體戶了，他們正兒八經地把我們當作鄰居。除了每年七月節、春節要回老家之外，我們和城裡人已經沒有區別了……
現在想來，從1981年到1989年，應該是父親一生中最風光的歲月。父親是如此虛榮，他幾乎每月都要回一趟老家，或張羅紅白喜事，或參與修路、蓋祠堂廟宇等事務，在那裡他能享受到特殊的尊重。父親又是如此熱心，那幾年家裡來辦事、投宿、借貸的親友不計其數，他們總能得到或多或少的幫助，或留宿並招待酒飯，或借一筆錢以解燃眉之急，以至於專門用了一個本子來記下借出金額。父親還如此重視自己“連江人”的標籤，見到同鎮的鄉親就說自己是鶴嶼東頭人，見到同縣的鄉親就說自己是官坂鎮人，在省城，每一個連江人都是他的鄉親。
在父親的示範效應下，此後幾年，陸陸續續也有一些親戚、鄉親進城謀生了。他們或者也當個體戶，或者跑起了供銷，這當中最成功的或許是我堂姐夫了。他從跑供銷開始，幾年後在老家建了一個小化工廠，至今還是老家有名的鄉鎮企業。不知不覺地，老家分成兩個部分了，一部分人在家，一部分人在外。不知不覺地，連江也分成兩個部分了，一部分是在家的連江人，一部分是在外的連江人。過去的年月，並非沒有在外的連江人，但他們要麼是讀書當官的，要麼是“下南洋”的，人數究竟有限。而從我父親開始的這一代人的進城潮、外出潮，卻是連江建縣1700餘年來所從未有過的。
連江如此，東南沿海如此，整個中國均如此。
現在去看，以個體戶為主角的中國改革開放史，其實是非常短暫的。進入90年代以後，父親這些人或漸漸邊緣化，或淪為社會的最底層。在文化很低、見識很少之外，最深層的原因恐怕是時代已從生鮮、小吃、服裝為主的“衣食”階段，行進到以小公司、小工廠、建築商為主的階段了。與父親漸漸邊緣化同時，類似我堂姐夫這樣的小工廠主，類似幾個堂叔那樣的小包工頭，卻漸漸積累下可觀的財富，其關鍵因素或許就在這裡。
大約1991年前後，進城的輪到我們這一代了。這一年，叔叔家的堂兄以及族裡的幾個堂兄，先後進城，在一個建築工地上幹體力活。恰好是這一年，各大報刊鋪天蓋地地報道著“民工潮”，一部電視電續劇《外來妹》風靡了整個國家，他們就是這股全國性潮流中的幾滴水花。那幾年，在和他們的交往中，幾個細節是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一個細節是我在他們工棚裡所住的一夜。那個工棚，就是他們未曾完工的樓房，裡頭當然是毛坯，又潮又髒，沒有水電，一整個晚上外頭車聲不斷。記得那個晚上我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始終沒有睡踏實。對我來說，那不過是一個晚上而已，但他們卻都在那樣的工棚裡睡了好幾年，其中幾個人，甚至睡過了自己的大部分青春歲月。
一個細節是他們給予我的資助。當時我們家已陷入赤貧境地了，我還在求學，他們把資助我視為天經地義之舉。50元、100元，他們給予過我多少次資助？我已經記不清了。而那一張張紙鈔，通常是其中一個人的全部零花錢。那幾年，按時拿到工錢是不可能的，包工頭們只能每隔幾個月發兩三百塊錢，剩餘工錢要到年底才能結清，有時甚至還結不清。這種守望互助是這麼自然、這麼親切，甚至他們還顯得那麼謙卑，它是我一生也不會忘記的。
印象最深刻的細節，則發生在1993年夏天。那年我要參加高考，要赴京讀書，接連幾個月都要用錢。那時叔叔家的堂兄在屏南縣一個工地上幹活，我收到這麼一封信，“我睡下很久了，還是起來給你寫信”，告訴我他已經和工頭商量過了，工頭也確實沒錢。幾天後，叔叔家的堂弟從廈門回來了，那是年僅18歲的他第一次外出打工，帶回了幾百元錢。他請我吃飯、喝酒，他帶著我去倉山區的一家書店，買了我想要的書，他給我路費。第二天他離開我家，要回老家了，我剛關上門，他又敲門。開門後，他拿著30元錢對我說，“我忘了，還要給你留點零花錢”……
那一次堂弟給我買的《宋詞選》、《中國農民負擔史》等，迄今還在我家的書櫃裡。它永遠地提醒著我，“我是誰”，是“哪裡人”，是哪方水土的子弟。這樣的親情與愛護，除了說它是千年傳統的產物之外，我沒有別的解釋。它就是我摯愛的連江，就是我摯愛的中國，乃至一個民族生生不息五千年的奧秘所在。它讓我無論走得多遠，都一次次地回首，去眷顧自己幼時的那口井、那個村，以及自己來時的路。
他們守護著這樣的連江、這樣的中國。他們也受益於這樣的連江、這樣的中國。直到2005年，討薪都還是建築界的一個難點，乃至行業的標籤，但我的堂兄弟們卻很少有類似的糾紛。他們的包工頭有時是堂叔，有時是親戚，或親或故，打斷骨頭連著筋。在包工頭這一方，實在拿不到工程款時，逢年過節哪怕借債也要墊付一些；在堂兄弟這一方，他們也理解包工頭的難處，並不過分催討，更遑論起衝突、打官司了。此外，與外地、外省的建築工人相比，他們也通常有著好得多的上升途徑。以運金哥為例，在一個堂叔包下一個較大的裝飾工程後，他就成了小包，直到十年後成立自己的裝潢公司。以運建哥為例，在另一個堂叔前往武漢後，他也去了那裡，經過幾個月的學習就當上了監理……這樣的親幫親、鄰幫鄰，讓至今還在從事建築行業的堂兄弟們，或多或少地都有所成就。那些外地、外省建築工人的普遍境況，比如“留守兒童”，比如到四五十歲了還只是一個大工、熟練工，在我的老家是很少聽說的。
這樣的親幫親、鄰幫鄰，又何止是在建築行業？七叔家的兩個堂妹，先跟著親戚去東莞賣衣服，幾年後就在親戚的幫助下開起了服裝店，每年獲利幾十萬。外婆家所在的塘邊村，幾百人在廣東賣衣服，他們大多有著與堂妹類似的經歷。堂兄1995年離開建築行業了，先是去徐州賣魚丸，繼而又在連雲港做小吃，但他家境的漸漸寬裕，卻是和同村親友一起在上海開網吧以後……總之，無論賣服裝、開網吧還是做建築、打隧道，連江人從來不會單打獨鬥。所有的成功，都還來自於那個傳統的連江，那個傳統的中國。
那個傳統的連江、傳統的中國，還延伸到了海外，延伸到美國。
對我的家鄉、我的連江而言，一個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的話題，或許就是“偷渡”了。它為法律所禁止、為輿論所爭議，卻為民間所同情。坦率地說，我從來不覺得“偷渡”有什麼錯，一個人以自己的雙手去尋求機會、財富與更好的生活，又能有什麼錯？2007年，我在《生活》雜誌擔任高級記者期間，曾專程回鄉，寫了一篇琯頭鎮的偷渡調查。我刻意用了悲憫的態度、同情的視野，去描述那些在海外鄉親的悲歡與命運，卻意外地發現大多數讀者對此也懷有同感。這個長篇報道不僅沒有受到任何干涉，恰恰相反，或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緣故，當期雜誌還獲得了“亞洲出版業協會”年度卓越大獎。
就我的家族而言，第一個出國的人是我的堂弟，第一個偷渡的人，卻是我在琯頭鎮的表妹。
堂弟是在1993年秋天通過“勞務輸出”的方式去漁船上務工的。那是一條臺灣的漁船，常年在南美海域、非洲海域捕魚，堂弟在船上是廚師。整整六年時間，我和他的唯一聯繫就是他在漁船靠岸時的電話，一年也不過一兩次罷了。我聽說他在烏拉圭、在巴西、在南非；我聽說船上只有兩個中國人，一個是臺灣的船長，另一個就是他，剩下的都是越南或菲律賓的船員；我知道船上的生活艱辛而單調，但他卻從來不談勞累；我在1999年接到他又一個電話時，發現他連方言都說得囫圇不清了，畢竟和臺灣船長的交流也僅限於普通話，他太久沒有說家鄉話了……如此年復一年、辛苦勞作，堂弟的收入卻仍然頗為微薄。叔叔和嬸嬸，不過每季度能從勞務公司拿到幾百美元而已。
堂弟在1999年返鄉，為家裡蓋起了房子。他是打算幾個月後再去漁船上謀生的，但在為新房上樑送請帖的路上，他卻慘死於車禍。堂弟之死，讓全家悲從中來，也讓我有如折臂膀之痛，此後許多年都耿耿於懷。寫到這裡時我的眼淚又要流下來了，我永遠不會忘記1993年的那一幕幕場景：他在那個晚上從廈門來到我家，告訴我他有錢，足夠我去北京讀書了；他帶著我去倉山區的書店，給我買了《宋詞選》、《中國農民負擔史》以及其餘的幾本書；他和我在夜市攤上喝酒、吃炒菜，對我說做生意難，還是當官好，希望我以後當縣長；次日上午他又敲開我家的門，滿面笑容地說，“忘了再給你一些零花錢了”……這樣的淒寒中如同爝火般的光和熱，其實是伴隨了我一生的。我唯一的遺憾和慚愧，不過是家鄉的長輩、堂兄弟都把我當作一個傑出子弟，自己卻實在談不上有什麼成就。
堂弟在烏拉圭有一個小孩。那是一個女多男少的國家，在漁船靠岸時，他和一個當地的女子同居，並且生下了一個兒子。在語言不通之際，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有愛情？他是否會告訴他的兒子，老家在遙遠的大洋彼岸，在中國連江縣的官坂鎮，在鶴嶼東頭村？他的兒子是否以為，他的父親是不要他們了，而不知道他屍骨已寒，就連墳上都年復一年地長出青草了？……堂弟去世後，我們曾在他的遺物裡發現他女人和他孩子的照片，曾找到一個電話號碼，也曾委託精通西班牙語的先生打過那個電話，卻始終沒能聯繫上。而在堂弟之後，去異國他鄉漂泊的，就包括琯頭鎮的表妹、叔叔家的堂妹、六叔家的堂妹、五叔家的堂弟、二姑家的表弟，以及多達十餘個弟妹了。
他們偷渡的歷程，大同小異。他們在海外的生活，也大同小異。那依舊是傳統連江、傳統中國的延伸：以五叔家的堂弟為例，偷渡費用是六叔家的堂妹墊付的，到了美國後，他先是在六叔家堂妹的餐館裡當廚師，清償部分欠款後，就開始積攢自己開餐館的錢；開起了餐館後，他的餐館就接納了九叔家的堂弟，開始了又一輪的循環。任何一個弟妹，都離不開那個家、那個族、那口井、那個村、那個老家，任何一個弟妹，都還活在過往生活的溫暖而親切的庇護裡。但他們的孩子，卻大大不同。
時至今日，我在美國的十餘個弟妹，大多都已成家立業了，有著多達二三十個的孩子。我從未見過其中的任何一個孩子，不知他們更熟悉的是英語呢，還是普通話亦或方言？他們大多在美國出生，天然地是美國公民，我不知道在弟妹們說起連江縣、官坂鎮、鶴嶼東頭村以及幼年事蹟時，他們是覺得那是自己的故鄉呢，亦或僅僅是一個遙遠的所在？我不知道那個傳統連江、傳統中國，日後在他們身上依然是生活的背景呢，還是一些駁雜古舊、仿若歷史遺蹟的文化現象呢？……我能知道的只是，他們的生活必定與我們大大不同，我們是傳統連江、傳統中國的最後一代人。
又何止是這些遠在海外的孩子們？我兒子自幼在北京長大，將北京視為自己的家鄉。當他入學時，由於戶口關係，我們將他帶回福州求學，他一次次地哭著鬧著說要回北京。他不會像我這樣，有大堂伯、叔叔、堂叔們構成的“自家人”，也不會有一個個堂兄弟構成的血濃於水的記憶，對他來說，所謂“堂兄弟”，不過是幾場婚宴上偶然見到的幾個孩子罷了。我兒子如此，我堂兄弟們的孩子，其實也大多如此。
我們是傳統連江、傳統中國的最後一代人。而在我們二三十個堂兄弟分居各處、留在老家的不過寥寥六七人之際，家鄉富了。這一回，是真的富了。
自從1993年赴京求學以來，說來慚愧，我返鄉的日子不過幾次。在1999年冬天為堂弟送葬後，一次是2003年夏天，一次是2007年秋天，一次是2011年初春，還有一次是2014年深冬。及至2016年在寫作《精衛填海》期間，我有意在老家縣城賃了一套房，居住了半年。幾次返鄉的見聞，稱為滄海桑田或有過之，但確實，我幼年在家鄉的痕跡，已經絲毫見不到了。
1999年冬天，在聽聞堂弟的噩耗後，我匆忙坐上一部出租車趕往老家。馬尾嶺、琯頭嶺的隧道已經通了，到老家縣城不過大半個小時的車程。經縣城到幕浦村、浦口鎮的路也已修通了，但出租車還要翻越官嶺，並且從官嶺到村裡還是砂石路。次日將堂弟送上後山、送進田土後，從山上看下去，許多老屋還在著，房頂結著厚厚的青苔。村裡固然有些新房，但外牆大多是水泥，裝修更加談不上，可知是勉強蓋起來了。
當時堂兄還在艱難謀生，幾個堂叔則主要依靠養殖，還都談不上寬裕。至於當包工頭的堂叔們，他們有的工程款被一拖幾年，逢年過節比大多數人還要狼狽。但此後幾次，種種令人目不暇給的變化出現了。
2003年返鄉時，“偷渡”到美國還被視為成功的象徵，叔叔家的堂妹、六叔家的堂妹，就是在這一年抵達美國的。但幾個堂叔已在上海投資網吧，俗稱“做點”，每年都有不菲的收入。我忘了那時官嶺、文山嶺的蓮花山隧道是否已通車了，但至少，從省道到村裡，已有了一條筆直的水泥路。
2007年秋天，我帶著助手在琯頭鎮採訪，助手是畢業於復旦的小高，採訪結束後說去你的老家看看。我們向省電視臺的同行借了一部車，並在他們的陪同下去了一趟官坂鎮，並在叔叔家借宿一夜。當時堂兄已在上海“做點”，叔叔的晚境已經開始寬裕了，看到我們到來，非常高興。就是這一次，我意外地聽說，在同縣做房地產或做隧道工程的鄉親的帶動下，幾個堂叔年收入上百萬、幾百萬，是我依靠工資一輩子也不可能企及的。“做點”的收入也已不在偷渡之下，老家的日子，已經不大依靠養殖了。
2011年初春，塘邊村的表弟結婚，我和母親、妻兒一起去喝喜酒。這是我妻子的第一次去老家，也是我兒子的第一次回老家。村裡密密麻麻地都是新樓，舅舅驕傲地說：“裝修和城裡沒兩樣，在城裡的人，哪有這麼大的房子？”就是這一次，我聽說母親的兩個堂妹，也就是我的堂姨，原本是村上最苦寒的家庭，此時已在廣東開服裝店、年收入幾十萬了。塘邊村這樣的人家有百餘家，就連我七叔家的兩個堂妹，也是在這一年前往廣東做服裝買賣的。
及至2014年深冬，我和妻突然萌生了返鄉之心，坐了一部連江鄉親的出租車，一路和他閒談到縣城。偷渡、“做點”、房地產、隧道，無所不包括。在縣城的皇家大酒店住了一夜後，次日又坐河南籍司機的出租車到官坂鎮，並步行到梅里村、老家東頭村，我們看到了一排排外飾極為漂亮的新房，乾淨整潔的村街。妻感嘆說：“遠遠地看，有被震撼的感覺，真富啊！”妻也畢業於名牌大學，一口流利而地道的英語，並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當她說“被震撼”時，我也真切地感到，老家是富了，真富了……
這就是我們兩代人的故事。這就是一個家族、一個村或一個縣的改革開放史。經歷了40年的歲月，我們的父輩已鬢髮白霜，他們已完成了篳路藍縷的創業使命。我們也已步入中年，哪怕最小的堂弟、堂妹，也都已成家立業，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們已活在一個與我們幼時截然不同的世界裡，我們的孩子更是。我們實則是活在傳統中國的最後一代人，我們的孩子，卻將面對著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
如今，曾聚族而居的二三十個堂兄弟、堂姐妹，已分居在國內不同的城市，分居在大洋兩岸。我們的孩子，大多已喪失了與鄉土的聯繫。世界已經如此之大，傳統中國已勢必無可保留，也不必保留。但作為我們這一代中的知識分子，我卻永遠懷念著那些淒寒中如同爝火的光和熱，並盼望它的精神實質，延續到我們下一代人身上。畢竟，人不僅要生存，還需要在親情、家園和溫暖中棲息。畢竟，一切在破裂，一切在生成，一邊在離別，一邊在回首，任何文化的傳承，都是去形式而傳實質。任何人類的代謝，也都如此，否則人將只是在大地上游蕩的孤魂。
以一首《故園之戀》，來表達我對父親、對我摯愛的連江和摯愛的中國，這40年滄桑歲月的懷念。來表達我對散居在各處的孩子們的愛，包括那個堂弟留下的、永遠不會再有消息的侄兒。這就是我們的生活，這就是我們的時代：
“走過了一山喲，又一山囉
“走過了一江喲，又一江囉
“清晨我們曾分手，腳步在四方漂流
“小路上我們在走，夕陽裡我們在走
“……走過多少歲月，不改我故園的情
“人間多少霜雪，難移我的如初情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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