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澤東學戰略思維:胸懷全局的戰略部署

向毛澤東學戰略思維:胸懷全局的戰略部署

戰略思維要求著眼大局、胸懷全局,不能只盯著局部,只有這樣才能夠不因小失大。毛澤東也曾經說:“沒有全局在胸,是投不下一著好棋的。”在井岡山時期,在黃洋界的荷樹下,原來有一塊小草坪,每當毛澤東和戰士們挑著糧食從寧岡登上黃洋界在草坪上歇腳的時候,戰士們總是喜歡圍坐在毛澤東的身邊聽他講革命道理。有一次,他問戰士,站在荷樹下能看多遠。有的戰士回答說:“站在這裡可以看到江西。”有的說:“還可以看到湖南。”毛澤東接著大家的話說:“對,我們革命者就是要站得高看得遠,站在井岡山,不僅要看到江西、湖南,還要看到全中國、全世界。”毛澤東的開闊胸襟、全局視角、戰略思維溢於言表。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曾經一度對和平比較樂觀。但是形勢的發展促使中共很快就把注意力轉到了準備對付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上來。在這個過程當中,毛澤東對經營東北分外重視。因為東北地區東、北、西三面同朝鮮、蘇聯、蒙古接壤;南面,陸上同華北地區銜接,海上隔渤海同山東半島相望,人口3000餘萬人,資源豐富,重工業比較發達,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1945年中共七大期間,毛澤東就曾經指出,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現在我們的基礎是不鞏固的,不要以為很鞏固了。為什麼不鞏固呢?我們的根據地,現在在經濟上還是手工業的,沒有大工業,沒有重工業,在地域上也沒有打成一片。

但是抗戰時期,由於受到條件的限制,中共中央並沒有派遣更多的部隊進入東北。蘇聯紅軍進入東北後,根據延安總部的命令,冀熱遼軍區司令員李運昌就近組織部隊挺進遼寧,配合蘇聯紅軍作戰。中共中央還決定由晉綏軍區政治委員林楓率領千餘幹部先行進入東北,抓緊時間開展工作;命令原屬東北軍的山東軍區萬毅支隊等向熱河急進,待查明情況後準備進入東北。1945年8月23、26日的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都談到了東北問題。

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後,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在同毛澤東以及同在重慶的周恩來研究後,制定了以發展東北和熱察兩省為中心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並立即決定從關內各解放區抽調大批主力部隊晝夜兼程,進入東北。毛澤東對東北部隊的調動情況和幹部的情況十分關注。他多次起草報告和指示,對進佔東北做出戰略部署。毛澤東明確指出,只要我們黨的幹部和部隊到了東北,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開展鬥爭,就能站穩腳跟,逐步把根據地建立起來。為了爭取時間,方便趕路,甚至可以丟下武器,只要人到了東北,就會有武器的。同時,他還詳盡指示了各部隊的具體路線、行動方針等,要求各部隊以最快的速度爭取和控制東北。在毛澤東的具體部署下,各路部隊或乘船渡海、或輕裝徒步,日夜兼程、不遠萬里,陸續到達東北的戰鬥部隊有11萬人、幹部2萬人;七大選出來的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有20人進入東北。這充分顯示了毛澤東全力爭取東北以奠定中國革命勝利基礎的極大戰略決心。

由於過度勞累,毛澤東病倒了。12月28日,病休中的毛澤東仍然不放心東北,抱病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明確指出,我黨現時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建立這種根據地必須經過艱苦奮鬥。在國民黨已佔或將佔東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幹線的情況下,這種根據地應建立在“距離國民黨佔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而在靠近國民黨佔領區的游擊區內,“應當做充分的工作,在軍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線,決不可輕易放棄”。《指示》強調,適應東北的實際情況,必須在工作上有一個大的轉變。全黨“必須人人下決心,從事最艱苦的工作,迅速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必須“將正規軍的相當一部分,分擔到各軍分區,從事發動群眾,消滅土匪,建立政權,組織游擊隊、民兵和自衛軍,以便穩固地方,配合野戰軍,粉碎國民黨軍的進攻”。毛澤東的這個指示極富遠見,明確了東北工作的方向,對日後全國解放戰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毛澤東從全局出發做出的戰略部署,使得八路軍、新四軍在國民黨軍隊沒有進入東北前,已經在東北區得到了很大的發展。1945年10月,這些部隊和東北抗日聯軍合編,組成東北人民自治軍,1946年1月7日又改稱東北民主聯軍。東北民主聯軍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乘蘇軍從中長鐵路撤軍而國民黨軍隊還滯留在西滿的有利時機,在1946年3月中旬佔領了四平,4月中下旬先後攻佔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長鐵路的開原以北段已經全部處在東北民主聯軍的控制下,形成了背靠北滿、依靠內線迎擊大舉北上的國民黨軍隊的有利戰略態勢。

共產黨的10多萬部隊和2萬幹部在最短的時間內進入東北,從蘇軍手中獲取了一定的重要戰略物資,更重要的是搶佔了進入東北的先機。儘管隨後趕到的國民黨軍隊由於實力優勢把東北民主聯軍擠出了瀋陽、長春等大城市,甚至在內戰全面爆發後一度把解放軍逼到了松花江以北,但中共終究還是站穩了腳跟。民主聯軍在控制的廣大農村進行了土改,喜氣洋洋的農民分到了夢寐以求的土地。獲得土地的農民踴躍參軍,保衛勝利果實。搶佔東北的成功,為與國民黨大決戰的第一戰役——遼瀋戰役的勝利,乃至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解放戰爭時期,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譽為“革命聖地”。清清延河水、巍巍寶塔山,吸引著無數熱血青年和愛國民主人士,但是也成了蔣介石集團的眼中釘、肉中刺。解放戰爭進行到1947年,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轉入戰略進攻之際,蔣介石發了狠心,嚴厲要求一定要對“匪軍老巢”延安實行“犁庭掃穴,切實佔領”。

國民黨軍隊用來進攻陝甘寧邊區的總兵力共34個旅25萬人。由胡宗南直轄的15個旅由宜川、洛川向北推進,擔任主要突擊任務;以馬步芳、馬鴻逵、鄧寶珊部輔助突擊,企圖一舉攻佔延安,摧毀中共中央,或者逼迫中共中央東渡黃河,再在華北同人民解放軍進行決戰。

當時在陝北戰場的人民解放軍不論在數量上還是裝備上與進攻的國民黨軍隊相比都處於絕對的劣勢。當時在陝北的人民解放軍只有正規軍一個縱隊,下轄兩個旅,還有兩個旅,總共兵力約3萬人,武器裝備也沒法和敵人相比,一時延安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

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該怎麼辦?經過對形勢的分析,毛澤東堅定認為,蔣介石在其進攻能力快要枯竭的時候,下這麼大力氣來佔領延安,自以為得計,實際上完全無損人民戰爭勝利的大局,並不能挽救其走向滅亡的命運。但是同時應該看到,此次進攻延安,蔣介石是下了賭注的,不僅投入了自己的大量嫡系部隊,還在西安集中了近100架飛機,這些飛機佔到了國民黨空軍的3/5。而我陝甘寧邊區,無論在人數上還是在武器裝備上,都和敵人相差甚大。經過認真研究,中共中央、毛澤東決定放棄延安,全部撤出,留下一座空城。

毛澤東要放棄延安?為什麼要放棄延安?這是當時延安的許多軍民都想不通的,從感情上不能接受。當時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師哲就想不通。他回憶說:“在延安保衛戰打響後的一天晚上,我特地從棗園騎馬急行幾十裡趕到王家坪去見毛主席。”“我憂心忡忡地問主席備戰工作到底應該怎麼做?一定要疏散嗎?可否設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點燃了一支菸,轉過來微笑著打開了話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應該攔擋他們進佔延安。你知道嗎?蔣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佔領了延安,他就以為自己勝利了。但實際上只要他一佔領延安,他就輸掉了一切。首先,全國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蔣介石背信棄義,破壞和平,發動內戰,禍國殃民,不得人心。這是主要的一面。不過,蔣委員長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佔領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國、全世界宣佈:‘共匪巢穴’共產黨總部已被搗毀,現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這樣,也就可以擋住外來的干預。不過這只是蔣委員長自己的想法,是他個人的打算,並非公論。但此人的特點就在這裡。他只顧想他自己的,而別人在想什麼,怎麼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須知,延安既然是一個世界名城,也就是一個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這個包袱,那就讓他背上吧。而且話還得說回來,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來,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來而不往非禮也嘛。”

當地的老鄉更是想不通,毛澤東用更加通俗的語言耐心做他們的工作。“譬如有一個人,背個很重的包袱,包袱裡盡是金銀財寶,碰見了個攔路打劫的強盜,要搶他的財寶。這個人該怎麼辦呢?如果他捨不得暫時扔下包袱,他的手腳很不靈便,跟強盜對打起來,就不會打贏,要是被強盜打死,金銀財寶也就丟了。反過來,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輕裝上陣,那就動作靈活,能使出全身武藝和強盜對拼,不但能把強盜打退,還可能把強盜打死,最後也就保住了金銀財寶。我們暫時放棄延安,就是把包袱讓給敵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來更主動,更靈活,這樣就能大量消滅敵人,到了一定的時機,再舉行反攻,延安就會重新回到我們的手裡。”

毛澤東還鼓勵廣大戰士說,我們打仗,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於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敵人進延安是握著拳頭的,到了延安,他就要把指頭伸開,這樣就便於我們一個一個地切掉它。要告訴同志們,少則一年,多則兩年,我們就要回來,我們要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

1947年3月18日黃昏,毛澤東從容地吃過晚飯,同周恩來一道撤離延安。在主動放棄延安後的一個半月裡,西北人民解放區以不足3萬人的兵力,按照毛澤東提出的“蘑菇戰術”,同比自己多達10倍的國民黨軍隊從容周旋,三戰三捷,消滅國民黨軍14000多人,拖住了胡宗南這支蔣介石的戰略預備部隊,有效地策應了其他戰場的人民解放軍,併為西北戰場和整個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真正實現了毛澤東所說的用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

美國政府在1949年發表的《白皮書》,對這段歷史有著這樣的評價:國民黨軍“攻佔延安曾經宣揚為一個偉大的勝利,實則是一個既浪費又空虛的、華而不實的勝利”。1959年,臺灣編寫的《戡亂戰史》也說:在西北戰場上,“戰鬥進行中,我軍因情報蒐集無法進入匪區……影響於指揮及部署之行動不小”。而共軍則“始終憑藉其嚴密的情報封鎖,靈活之小後方補給,以避實擊虛,鑽系流竄……不行主力決戰。尤以陝北原已人煙寥落,匪複利用其地方組織,將僅有之人與物資等可資利用之力量全部撤離,使我軍行動之區,渺無人跡;行軍作戰,均發生極大之困難”,“我軍主力始終被匪牽制於陝北,一無作為,殊為惋惜”。這些事隔幾年、十幾年後所作的評論,倒是多少說出了一些真情,也更加證明了毛澤東這位戰略大師當初主動撤離延安決策的正確性。

節選《向毛澤東學習》一書中,作者:謝春濤,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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