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陳思和評葛亮新作:一部向《紅樓夢》致敬的當代小說

遼報君說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代表,《紅樓夢》內容上博大精深、藝術上魅力無窮,千年不朽。

如果說,一部作品被文學評論家盛讚為“向《紅樓夢》致敬的當代小說”,其過人之處不容小覷。

這部小說是如何向《紅樓夢》致敬的?最大的看點是什麼?且看復旦大學教授、著名文學家陳思和的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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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和,男,漢族,1954年出生於上海,著名文學評論家。現任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導師,教授,兼任上海作協副主席、《上海文學》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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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原籍南京,現居香港。新生代作家,著有小說《朱雀》《七聲》《謎鴉》等,作品曾兩次入選《亞洲週刊》全球華文十大小說,他也是這一獎項迄今最年輕的獲獎人。

《北鳶》是香港新生代作家葛亮的新著,一部以家族史為基礎的長篇小說。他追溯祖輩身世,敘寫家族故事,描寫了上個世紀初民國的風雅和動盪,家族的興衰、時代的動盪、亂世的情愛無一不備,以虛構形式保存了某些家族的真實信息。就是這部作品,將兩位文學界“大咖”聯繫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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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鳶》,一部“關乎民國、收束於上世紀中葉”的作品是如何向《紅樓夢》致敬的?

書名直接來自曹雪芹作品

小說名之“北鳶”,直接來自曹雪芹的《廢藝齋集稿》中《男鷂北鳶考工志》篇,更深的一層意思作家已經在自序裡說得明白:“這就是大時代,總有一方可容納華美而落拓的碎裂。”而《考工志》終以殘卷而見天日,“管窺之下,是久藏的民間真精神。”暗示這部小說以虛構形式保存了某些家族的真實信息,所謂禮失求諸野。

而從一般的意思上來理解,這部小說正好與作者的前一部小說《朱雀》構成對照:“朱雀”的意象是南方,而“北鳶”則是北方,南北呼應;與《朱雀》描寫的跨時代的金陵傳奇相對照,《北鳶》是一部以家族日常生活細節鉤沉為主要筆法的民國史。

典型的《紅樓夢》式寫法

真實的歷史悼亡被隱去,滿腔心事託付給一派假語村言,這也是典型的《紅樓夢》式寫法。

以半部民國史為背景

小說時間是從1926年寫起,到1947年止,應該說是以半部民國史為背景。但民國的意象在小說裡極為模糊。我之所以要這樣來分析小說中的南京/民國意象,是有感於作者自序裡的一句話:“這本小說關乎民國”。這是一個含糊的說法,我們究竟是在哪一個層面上理解小說所“關乎”的民國?似乎可以斷定,小說的故事時間雖然發生在1926年以後,但作者卻無意表現國民黨統治的“民國”。小說裡幾乎沒有提到國民政府的事情,甚至連南京被屠城都輕輕一筆帶過,馬上轉入了山東臨沂地區人民遭遇的慘案。在描寫抗戰歲月的篇幅裡,作者林林總總地寫到地方土匪活動,寫到民間自衛武裝,寫到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遊擊,寫到西方教會支持抗戰的活動。

以自己家族前輩為原型

作者有意寫了兩個以自己家族前輩為原型的人物:一個是盧文笙的姨夫、直係軍閥石玉璞,原型為直隸軍務督辦褚玉璞;一個是毛克俞的叔叔,原型為晚年困居江津小城的新文化運動領袖、第一代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這兩個人物,一個是明寫,一個是暗寫。褚玉璞為中心的故事裡牽出了張宗昌、劉珍年(小說裡為柳珍年)等一系列歷史人物,還特意嵌入《秋海棠》裡描寫的民間野史,成為故事構成的一部分。陳獨秀在小說裡沒有直接出場,只是通過吳思閱與毛克俞的對話,含含糊糊地暗示了他的存在,但他的存在仍然是小說裡不可忽視的一個精神座標。

敘寫幾大家族的興衰事

小說在這樣一個民國的多元背景下,開始了北方城市幾個大戶人家的興衰故事。褚玉璞與陳獨秀本來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不可能發生人生軌跡的交集。偏有作者家族的奇特歷史交集了兩脈香火,使得風馬牛不相及的民國人物,同時或現或隱地寄身於同一個故事裡,象徵了民國特有的文化現象:軍閥勢力延續了舊帝制代表的沒落文化傳統,又加入江湖草莽的生命力;新文化運動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則不斷以西學為武器,衝擊舊傳統和舊文化。這樣兩股力量的交集和衝撞,促使中國的文化軌道向著現代社會轉型。

小說的筆墨重點落在盧氏、孟氏和馮氏家族的糾結和興衰,通過大家族中兩代人生活方式的變遷,敏感地展示了新舊文化衝突對於普通家庭的深刻影響。在某些展示舊文化的場景中,作者以平常的心態寫出舊式家庭里老一代人的腐朽生活,在這裡,納妾、纏足、養戲子、勾心鬥角等文化陋習,都是以常態的形式制約著人們的日常生活。但在另一些場景裡,我們看到新文化的因子已在不知不覺中滲透到舊家庭,開始影響下一代的年輕人。仁珏秘密參與抗日活動終於犧牲、文笙偷偷走出家庭奔赴戰場、仁楨從不自覺地參與抗日活動,到親身投入進步學生運動等等,這是民國曆史的基本走向,也是民國時代新舊文化交替和過渡的基本特徵。

展示了現時代人的一種文化想象

然而,如果《北鳶》僅僅是這樣來刻畫民國時代的特徵,那就過於簡單了,上世紀30年代巴金的小說裡就表現過類似主題。而作者在把握這樣一些基本時代走向與特徵的前提下,卻著重刻畫了在新舊交替變化的大時代裡,某種具有恆久不變價值的文化因素。這也是這部小說最大的看點:它展示了現時代人們對“民國”的一種文化想象。

作者沒有把傳統文化價值觀僅僅落實在亞聖後裔身上,成為一種廣陵散絕唱,而是把這種文化精神彌散在整部小說的書寫空間。傳統文化的因子在北中國的普通人家庭(即普通民間世界),無論貧富貴賤,均有豐富的蘊藏。中國傳統做人的道德底線,說起來也是驚天地泣鬼神,在舊傳統向新時代過渡期間維繫著文化的傳承。如果要說真有所謂民國的時代特徵,那麼,在階級鬥爭的學說與實踐把傳統文化血脈盪滌殆盡之後的今天,人們所懷念的,大約也就是這樣一脈文化性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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