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常如日中天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如今若夕阳残照、余晖褪去。胡雪岩和盛宣怀的斗法，以胡雪岩破产革职而告终。林立于全国各地的”阜康钱庄”，遐迩于浙省内外的”胡庆余堂”，均沐浴在一片愁风苦雨之中，等待着被易主换东。
一眼望去，粗看似盛、胡斗法，细究却为李鸿章与左宗棠之争，深究却又是晚清时代的官办企业和私办企业之争。
先说李、左之争，李、左本是同根所系，皆出于曾国藩帐下。对比一下曾、李、左，三者皆以文官行武，也皆为大才俊杰。
曾、李属封建卫道士，一生戎马倥偬，只为保卫王道。李更是半生署理洋务，只知西洋武器枝节的厉害，却不知西洋国制主干的凶悍。所以，屡习屡败，办外交、卖国格。故，李鸿章虽文才卓异，见识却不高。
打不过洋人，以为是大清学习洋人武器技艺的不精。结果是越学越败，越败越和，到处修修补补，越补越漏，惹得屋内人——清政府四处躲雨、清王庭怨声四起，终被骤雨打枯枝，奈成残花败柳。
说来也似怨不得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高屋建瓴。素来“重格局、轻作为”；”重文理、轻技术”；”重义理、轻艺事”，当宏观的理念驾驭不了微观的技术，又不能自洽之时，重建新格局，便陷入一时惊慌失措的系统崩溃之中。
也就自然以屡屡对外委屈求全、对内求全责备，来延宕时日，以求重构系统。
在这个过程中，造就了以“和戎”对外、严苛治内的李中堂，殊不为怪。同为内战高手、才高八斗的“中国最后一个圣人”曾国藩，还是比李识相点，功德圆满之时激流勇退，直接退出系统作看客，不留惧洋骂名。
左宗棠久居乡野，知天命之年，方得进体制之内。虽谙熟中华文化之髓，也承习曾的圣人之道，但终究久居于江湖，其经世致用之念、和江湖澎湃之血性，都比曾、李强了不少，属悍以对外、仁以治内之官员。
收回新疆、打击俄人，深入越南、打击法寇，此二事。李竞以疆地贫瘠，无大用处，不若节约资源专守海防，放弃疆地之应对，就是这个官僚系统在重构时的正常苟且之举。
可海防他也没守住呀！还有属国越南，被法国人侵犯，法人要求越南脱离大清，越南不服，要求大清出兵干涉。李大概久办外交，被洋人欺怕了，又怕国人骂他，竟荒唐出令，置出战之清军，处于“战则违旨，退亦违旨”之境地。
难道让中国军队站着让法寇屠杀么？
左宗棠义愤填膺，休假未半，请旨赴越剿法，这次慈禧起用”老黄忠”左宗棠，入值军机处。左令冯子材、王德榜两军夹攻法军，打得法国内阁狼狈倒台，法军被清军揍成啥样，就不用多说吧。殊见军心民情可用、武器也不输与洋人。由此可见，李鸿章的洋务观之单薄狭隘、一叶障目。
左、李因上述事件，同根相煎、楚淮相怨，这是当时的盛、胡斗法的背景。交待清楚了，方可将盛、胡斗法这个标本，解剖地有见地、有意义。
盛宣怀跟得是李鸿章，胡雪岩辅得是左宗棠。李、左是处处不合、事事相左，于是，李便想扳倒左，倒左又没什么好理由去下手，便暗中指使自己的“洋务助手”盛宣怀，去搞倒左宗棠的”融资助手”胡雪岩。
左没了胡的银钱支撑，便万事不可顺遂，自然也就倒台了。于是，”两国士”的理念之战，便以”两商圣”的商战的形式暗战起来了。
盛宣怀字杏荪，常州人，秀才出身，三考举人不中，仰仗其父官场的关系和倾心的施教，学得经世致用之才和步入李鸿章帐下做事。
此时，正逢晚清饱受列强围殴，西方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全球各处瓜分完毕，遂将罪恶的目光移向东方。
晚清闭关自大，不知世界巨变，便常常被组团或单独的列强所欺凌。列强先是隔三差五地找茬寻衅、攻战城盟、得款掠地。反正这个流程，年年在中华大地上重复一遍。当然，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也同时流进了大清国。
盛宣怀就是在这个环境里，以其过人商智和格局，开办轮船招商局、湖北煤铁开采总局、经营大冶，广济煤铁矿务、创办天津电报总局、接手汉阳铁厂、督办卢汉铁路、创设中国通商银行、开设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吴淞商船学院（今大连海事学院、上海海事学院）、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等许多中国第一的企商学矿。
他被时人称为”中国实业之父”，也是兵家、外交家李鸿章的筹划融资、洋务总管。累官二品邮传部大臣。
胡光墉字雪岩，安徵绩溪人，祖上是唐皇李氏后裔，迁入本地胡里村，遂改姓胡，属于“外来胡”的一支。
白丁出身。家贫无助，少年辛劳，做过杭州杂粮行、金华火腿商行的伙计，后至杭州信和钱庄当学徒。先助湖州知府王有龄代理湖州公库，利用公银扶植蚕农养蚕，收购成丝，运往杭州、上海变现。
再将变现之公银解交浙江省”藩库”，不需付任何利息，利润也归胡雪岩，也就是用公银玩”空手道”。
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后，鼎助胡雪岩办起阜康钱庄，并与湘军挂上了钩，将募兵的军费存于胡的钱庄，又拉来了达官贵显，也将钱存入阜康钱庄。
之后被王有龄委以协办粮械、综理漕运等重任，几乎掌控了浙省愈五成以上的军政资财。左宗棠就任浙江巡抚时，胡雪岩深得左宗棠的信任。胡雪岩白手起家，以钱庄金融为龙头，设典当、倒生丝、开药铺（胡庆余堂）、贩军火、办船厂，财源广进。
他敢于孤注一掷、善于官商结合、精于商战谋略、巧于笼络人心、明于做人之道。授江西候补道，秩二品，赐黄马褂。
我们不以具体的盛、胡斗法过程去分析，盛宣怀为何在短短的时间，让胡雪岩灰飞烟灭，站在这个高度，你是看不清的。
同样在有实力的左宗棠背书下，胡雪岩为何还是输得那么惨。然后，至多推导出一些李鸿章比左宗棠的权力大点，胡雪岩怎么怎么输在与洋人买空的失误之中，让盛宣怀捡了便宜之类的无意义的结论。
我们试着站在晚清那个风雨飘摇的傍晚，以上帝之眼撷取”盛、胡斗法”的一段微观场景，来俯视着这个封建集权制的晚清政府，是如何慢慢消失在一片烟雨迷蒙之中的。
从筹措兵械、军费上，盛、胡之举看似相差不多。
那是由于清王朝的威权统冶，在西方技术思想冲击之下晕头转向，处于系统重构前的崩溃之中。就政制角度而言，地方督抚的权力首次顶开了日渐孱弱的皇权，2千多年来对地方政权的压制。皇权的软弱，导致了税收归集方向的改变。
督抚们一边听命于朝庭去剿匪，一边可以自开财路壮大自己，可见此时的皇权统冶已显行将就木的老态龙钟。所以，从筹资方面来看盛胡，确实看不出盛胡之间的不同。
对比盛宣怀和胡雪岩的事业轨迹，盛宣怀明显是官办商人，他创设的商企学矿，几乎都是奉旨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偏官方的“红顶商人”。相比之下，胡雪岩的“红顶商人”更为偏商一点，更水一点。
通俗的讲，盛是商办官差，身份是官，是实授的尚书级二品官员，代表着朝庭意志，背后不仅是李鸿章，隐隐约约还有皇权的影子在闪烁。
胡雪岩虽也是家财万贯、手段非凡，但从其钻营官方关系，方得以空手套白狼去运作商道，进而成就大业的动作来看，本质上，他只是一个很厉害的”傍官商人”。其官秩虽为二品，却是近似虚授的候补道。
所以，官差和商人这个差距，不是开玩笑的。没事不要紧，一有事，双方运作能力，将瞬间拉开非常大的差距。
同样，以盛宣怀的称誉为“中国实业之父”，而胡雪岩是被称誉为“商圣”来比较，二千多年以来，“实业之父”只有一位，那就是盛宣怀。
他开创了许多中国第一，是真正的”洋务开拓实践者”，是晚清中国洋务运动的实际推动者，是晚清至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引领者，也是真正从资本领域终结封建王朝命运的人。
不幸的是，盛宣怀以失误革职的方式，去引爆了这座破窗漏瓦的二千年大厦，以被晚清资政院痛斥为“误国首恶”的罪名，去诱导了四川骚乱，连锁引发了武昌起义，启动了辛亥革命的炸药，将清王朝直接送进了垃圾堆。这件事就是四川”保路运动”。
盛宣怀再怎么洋务，他也是晚清的高官，也是个保卫王道的卫道士。他企图利用袁世凯的新军，来扑灭民众骚乱和革命的烈火，那知被袁所利用，反而更快地终结了清王朝的命运。
对于满清政权来说，李鸿章屡屡行卖国之实，尚无“误国首恶”之称，而以一时之失的盛宣怀，却被直接套上“误国首恶”之帽。
可见，满清政府确实也不傻。那么，能够误国的人，当然是柱国大臣才可以担当，作为巨贾身份的胡雪岩是无论如何也误不了国的。
从各方面来看，李、盛的组合是”官官组合”，左、胡的组合是”官商组合”。
”官商组合”之所以得到皇权的默许，是因为那个时候，皇权体制经西方技术思想的冲击之下，已经虚脱了，统治能力大为降低，连税也收不上来了。只好放开权力钳制，让地方督抚用各种方式去筹措军费剿匪安境，所以也就有了北方打的热火朝天，而南方却风平浪静的”东南互保”怪事的出现。
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背无奥援、”官商组合”的胡雪岩，与瞬息能调动很多政冶、经济、社会资源的”官官组合”的盛宣怀对擂，灰飞烟灭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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