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差距還真是不小，而且這是一個全方位的落後。
先是重炮，在古代的中國，重炮壓根就沒有被自主發明出來，當然這也不能怪中國工人無能，實在是因為同時期的中國城牆要比大多數歐洲中世紀城堡的城牆要更加厚實，致使早期的火炮根本無法有效的對城牆進行打擊，故而讓重火炮在中國沒有市場前景而提早夭折。
中國早期的火炮都是範輕化的
既然重炮是先天不足，那還有情可原，不過火槍和輕火炮的落後，就實在是大明自己不爭氣了。
早在洪武年間，由於剛剛結束了元末的群雄紛爭，中國此時的火器水平基本是和世界處於同一水平的，而且因為當時東亞地區的甲冑要比世界其他地區的甲冑更加厚重，所以對火槍的破甲要求格外高，洪武初期的火門槍是當時口徑和長度最大的火門槍，其所造成的破壞也是當時單兵火槍中威力最強的，這點確實值得中國人驕傲，不過這份驕傲並沒有持續太久，因為明政府的種種騷操作，致使了中國火器發展的停滯。
明代早期的重火槍破甲力度還是十分強勁的
明初的洪武朝廷，是個剛剛推翻元朝的封建集權制國家，火器的研製與使用統一由國家嚴格監控，所以明初的火藥配方，火銃的製造技術與工藝規程，一概藏於密室，當時的其他人及時至今日的後人都全然不知。
此外明初的火器由國家統撥銀製造，不計成本，沒有競爭能力，私人也不得擅自制造，製品更新甚緩。再加上明朝的主要敵人蒙古和越南基本上沒有什麼防禦的甲冑，使得重火槍成了浪費錢的笨傢伙，慢慢的火槍的口徑就被縮小了。
成祖篡位之後，在禁軍中設立了神機營，這原本是想充分發揮火器作用的軍事組織，但是結果卻是適得其反，為了保證禁軍實力的強大，朱棣比朱元璋更加嚴格的集中了火器的鑄造權，同時也不忘對各地方駐軍給出指導性批示。不僅對軍中所應裝備的火器數量做了一定限制，還要求地方上嚴格根據禁軍的經驗來重新制造。這種酷似後世標準化的政策，實際上是將各地自行發展火器的通道堵死。
此外明代繼承了元代的匠人戶籍制度，原本是想保證生產力，但是不想高度獨裁的政府以及官員對於匠人的鄙夷態度給工匠們造成了極大的壓力，最後匠人逃籍者不勝其數，剩下的匠人也沒有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只是交工混日子。
有了這些限制，大明的火器到葡萄牙人和大明接觸之前，一直都處於一個發展停滯的水平，在交趾戰爭中，宣宗時期的快槍，甚至不如越南人的快槍好使，可以說是非常丟人了。
而同時期的西歐和西亞，卻在戰爭和開放的社會背景下不斷成長。
14世紀末期的西歐，到處邦國林立，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不斷。又值市民階層同封建貴族開始進行奪權鬥爭的時期，火藥與火器的研製與使用技術廣為傳播而沒有嚴密的控制，故在互相間的競爭中發展也較快。
當明朝在15世紀初期還在用快槍和越南人一較高下時，西亞人和西歐人已經開始使用多管火門槍和肩抵火門槍作戰了，當時的奧斯曼蘇丹親兵，已經開始批量裝備肩抵火門槍，相比於傳統的手持槍，肩抵火門槍的精準度更高，使用起來更方便，彈道更平穩。
此時的歐洲和西亞還迎來了巨炮時代，重量達到數噸的巨型青銅炮和銅體鐵芯炮，足以摧毀當時世界上任何一道城牆。比方說奧斯曼帝國征服君士坦丁堡時所使用的烏爾班大炮，只是一炮就解決了當時世界上最為堅固的君士坦丁堡的內外城牆。
在輕火炮方面，明朝和西歐之間的差距也不盡人意。當時西歐人慣用的輕火炮有隼炮和蛇炮等，在野戰時有炮車運載，射擊時有卡尺來預設角度，而這些都是明嘉靖朝以前的火炮所不具備的。
再有就是當時的西歐正在文藝復興初級階段，人們對科學給予了充分的尊重和重視，有了大量數學和物理學的進步，就給火器的進一步發展做好了理論基礎。反觀同時期的中國，明代的科舉相較於唐宋取消了算學這一項考試，在國子監中也沒有在設立相應的理科教學，這導致文人愈發的不重視數學和物理學的進步，因此在明代，西方人到來之前，明代的數學進步緩慢，著作相較於前代也是少之又少，而且相關知識也不能提供到軍武的開發中。
縱然後來西方的或其進入中國後，明代火炮和火槍仍然和西亞和西歐有一定差距。佛郎機和鳥銃的引入雖然強大了明朝的軍事水平，但是此時明軍的火炮火力和歐洲的正規軍相比仍然是落後水平，而且明軍在重炮領域仍然處於空白階段。鳥銃雖然得到推廣，但是其使用量仍然不及早就被白人淘汰的多管火門槍（三眼銃）。
明軍一直到最後主要的單兵火器還是火門槍
明末，中國的士大夫在和意大利和德國傳教士的密切接觸中儼然開啟了一場西學東漸之風，代表人物徐光啟和利瑪竇合力翻譯了《幾何原本》等數學著作，同時明政府還斥巨資引進葡萄牙火炮手來對明軍的炮手進行培訓，學習新的火炮鑄造技術，天啟末年崇禎初年在登州當巡撫的孫元化就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新式的魯密銃因為財政問題並沒有大批的製造和裝備
除了直接學習以外，明政府還引進了歐洲中等體積的艦載加農炮和土耳其的重火槍來強化自己的軍事實力，並在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中用這些新技術充分的在後金八旗軍面前秀了一波。不過遺憾的是這種優勢並沒有保持很久，當登州發生兵變的那一刻起，就預示著大明已經失去了自己最後的進步機會，所有的努力都被後金佔了便宜。而財政吃緊的明政府已經無力再重新搞這麼一波了，好不容易和西方縮小的差距，在崇禎後期再一次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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