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所謂人生如寄，生是偶然，死是必然。人在走完從幼年到老年這鮮活一生後，生命之鐘終會停擺，死亡是必須面對的自然狀態。
曾幾何時，死亡本是人類的一種能力，但在現代醫療技術的強力介入下，人求生的慾望、對生命長度的預期都大為增強，於是，如同工具的發明、改進讓人的運動機能退化一樣，人類的死亡能力也退化了。
坦然面對死亡、與死神達成和解是人生圓滿的句號；平靜地、有尊嚴地離開人世是人的基本權利。死亡文化值得反思，深思。
死亡是一種能力
文 | 田 松
（轉載自《讀書》2017年1期新刊）
一
一位臺灣學者說：現在的訃告都是這樣寫的，某某因患某某病，醫治無效，於某年某月某日去世，終年幾何。這裡隱含的意味是，死亡是醫治無效的一個後果，乃至於是一個醫療事故。甚至，如果醫治持續有效，這個人就不會死！
影視劇裡常見這樣的場景，一個人命懸一線，躺在急救室的手術檯上，周身插滿導線和管子，被一群穿白衣、戴口罩的人圍著。親友們只能等在室外，面面相覷，各種不安。終於，一位醫生走出來，半摘口罩，說：病人已經脫離危險，但是需要休息，暫時不能探視。親友們一片歡呼。這叫作搶救有效。偉大的醫學戰勝了死神，成功地挽救了一次生命。
美劇《急診室的故事》劇照
一次又一次的搶救有效會使人產生一種幻覺，搶救可以繼續有效，乃至永遠有效。這個幻覺建立在科學無限的幻想之上。
人們經常這樣安慰病床上的人：醫生說了，你這個病至少可以活五年。現在科學發展這麼快，這五年裡，有了新的技術，你這個病就不算什麼了。以前某些絕症，比如癆病之類的，現在科學進步了，就成了小病。眼下不能治的，不等於未來不能治，你不用擔心。
在這些幻覺與幻想的支撐之下，技術成了一個新的神，一個能夠與死神抗衡的神。它擋住了死亡，遮蔽了死亡，使人難以直接面對死神。
我的陳年老友劉華傑提出過一個“人死觀”的概念，非常具有描述力。他說：只有人生觀是不夠的，還要有人死觀。現代人幾乎沒有人死觀，人忌諱談死，不知道如何面對死亡、如何應對死亡。有些人死到臨頭還不知道死，直到最後不得不死；還有些人知道大限將至，但是死得無奈，死得不情願，帶著一腔怨氣，暴怒而終。
死亡不是疾病，不是治療的對象。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是人生的終點。正是由於死亡的存在，人生才是有限的；正是因為人生有限，人生才會時時面對選擇；正是因為有不同的選擇，人生才會有不同的道路，不同的意義。對於人生意義的思考，常常是從對死亡的思考開始的。有死亡，才有完整的人生。
什麼是死？死後去哪兒？如果人死了，一切都不存在了，人為什麼還要關心身後的評價？如此種種，乃是關於死的文化，人死觀。
舊時北京送葬隊伍（Photo: Sidney David Gamble ）
中國傳統有一個詛咒人的說法，叫作“不得好死”。俗語也有“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說法。這意味著，死與死是不同的，有的死是好的，而有的死，是不好的。對於死亡方式、死亡過程的價值判斷，也是人死觀的一部分。最好的死亡，叫作壽終正寢。
每一個傳統社會，都有關於死亡的文化，並賦予其每一個體以坦然的人死觀。使人正視死亡，不迴避，不畏懼；使人知道如何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獲得一個好的死。
二
在傳統的納西族村落中，死亡不是死者個人的事兒，也不僅僅是死者一家的事兒，而是整個村子的集體事件。
彌留者安臥床上，與親友逐一告別。院子裡東巴、和尚、喇嘛、道士各安其位，各做各的法事。這些儀式在死者尚未嚥氣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整個儀式可能要延續數日。全村人與逝者共同面對死神，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後階段。這是一個隆重的告別。
葬禮是生死之間的橋樑。作為納西族的祭司，人神之媒、人鬼之媒，東巴承擔著與逝者和神靈溝通的任務。東巴的使命是把逝者的靈魂送到祖先的靈魂安居的地方。東巴唸誦著經文，指引逝者，一路上可能遇到什麼，如何應對……
從祭祀場往上去，要讓犛牛作為嚮導領著您去。雪山松林沒有犛牛不曾到過的地方，在有水流和湖泊的地方，沒有犛牛不曾蹚過的水。從祭祀場往上去，什麼地方的路寬，什麼地方的路窄，哪兒的山坡高，哪兒的山坡矮，犛牛都知道……
好日子這一天，主事的這一群人和祭司我，在做祭祀的場地中，把祖先（指被超度的逝者）送上去，讓犛牛、羊、馬在祖先前邊引路。現在，天上三星和行星沒有爭鬥，地上署和龍沒有爭鬥，祖先正好上路。讓千千萬萬長斑紋的猛獸，千千萬萬長翅膀的飛禽，千千萬萬長蹄的動物帶在後面。揹著肥肉、瘦肉，帶著千千萬萬的酒和飯，揹著金銀、墨玉、松石把祖先送上去［東巴經《超度死者·獻犛牛》，見《哈佛燕京學社藏納西東巴經書（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147、159頁］。
這一次，逝者將要走過的是一條不歸路。要為生前的一切做個了斷。行前要還清留在此間的債務，做一個有尊嚴的逝者。不僅要還清欠下人的債，還要還清欠下青草與流水的債，這樣的債，只有東巴可以幫助來還。
你曾去放牧綿羊的牧場上，你曾騎著馬跑的地方，用腳踩過的地方，用手摺過青枝的地方，用鋤挖過土塊的地方，扛著利斧砍過柴的地方，用木桶提過水的山谷，這些地方你都要一一償還木頭和流水的欠債。除此之外，你曾走過的大路小路，跨過的大橋小橋，橫穿過的大壩小壩，翻越過的高低坡谷，跨越過的大溝小溝，橫穿過的大小森林地帶，放牧過的大小牧場，橫渡過的黃綠湖海，坐過的高崖低崖，也都一一去償還他們的欠債（東巴經《超度放牧犛牛、馬和綿羊的人·燃燈和迎接畜神》，轉引自楊福泉：《東巴文化與納西族社區的生態保護》，載《民族學通報》第一輯，二〇〇一年）。
東巴逐一唱誦著地名，逆著納西族的遷徙路線，一站一站，護送著逝者的靈魂，全村人也陪同著他，跋山涉水，一站一站，前往祖先生活的地方。
儀式是文化再生的過程。在葬禮中，全村人共同重溫自己的文化和歷史，建構著自己的人死觀。孩子們目睹、參與、陪伴了老人的死亡，知道自己將怎樣死，死後將會去哪裡。
死亡不完全是一個神秘的、未知的事件。面對死亡，人可以坦然，欣然。
三
據說，以前的東北農民，年過四十就會給自己打一口棺材，放在家裡，也不是特別隱蔽的地方。死亡正如樹葉飄落，不必特意抗拒。人過七十，喪事是當作喜事來做的。遠行人趕回來見親人最後一面，不是要把他從死亡中拉回來，而是要與他告別，陪他再走一程。死者也平靜地接受死亡，逐一交代，安然離去。這樣的死，是好的死。
農村喜喪宴（Photo: 火引冰薪）
我的另一位陳年老友、東北人丁宗皓寫過他爺爺的死：
祖父是躺在他生活了一輩子的茅屋的中央等待死神降臨的。那時姑已拿出她二十年前縫製的殮衣放在旁邊，棺材也準備停當。我是親眼看著他離去的，起初能坐起身，後來只能動手，再後來只能用眼睛說話。我由此知道一個人是怎樣消失於這個人世的，我彷彿看見祖父的靈魂正一點點地走開。祖父沒讓我們在他身邊毫無準備地等候，一天，他奇怪地招手把母親喊到他身邊，用微弱的聲音和母親說了兩句，母親驚詫地告訴了父親。原來祖父說：“你們不用急，還有兩天。”果然，四十八小時以後，在深夜，祖父停止了呼吸，那時，確實有一顆流星劃過天際，而從前，我從來不信這種說法。（丁宗皓：《陽光照耀七奶》，鷺江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64頁）
這裡有一個特殊的細節，丁宗皓的祖父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死。他說還有兩天，就還有兩天。我們也聽過諸如此類的細節。某某老人彌留之際，最後一口氣咽不下去。親人逐一交代，直到說中要點，老人點頭，才安然離去。也有老人一口遊絲一直懸著，直到小兒子千里迢迢趕回來，叫了一聲，這才撒手。
漫畫《拉比的貓》（by Joann Sfar）內頁
在這些案例中，死亡不完全是一個被動的過程。
更加主動的死亡，是高僧的圓寂。在各種寫實與虛構的故事中，他們把一切安排妥當，或者留下兩句偈語，“華枝春滿，天心月圓”，打坐在蒲團上，就往生極樂了。
所以，我想，死亡是一種能力，一種人類已經退化的能力。它曾經是人類普遍具有的能力，而現在，被認為是隻有高僧大德才具有的特殊能力了。
多年以前，看劉易斯·托馬斯的隨筆《細胞生命的禮讚》，其中寫道，如果你在路上見到一隻鳥的屍體，你的第一反應是，這鳥出了意外。人們默認，正常死亡的鳥，我們是看不到屍體的。“動物似乎都有這樣的本能：獨個兒去死，在揹人處去死。即使最大、最招眼的動物到時候也想法廕庇起自己。”（劉易斯·托馬斯：《細胞生命的禮讚》，湖南科技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83頁）
人們熟悉這樣的傳說，大象知道自己死期臨近，會自動離開象群，走到傳說中的大象墓地。這些動物擁有死亡的能力，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死，也知道怎麼死。它們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生命的最後階段。
我想，這應該也是人類曾經普遍擁有的能力，而不僅僅是經過特別的修行才能擁有的特殊能力。
在前述丁宗皓的書中，還記錄了另一個有趣的例子，不成功的死亡。他的七奶宣佈自己要死了，靜靜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七奶老了，家人、全村人都接受這個結果，一起等待。七奶躺著，不吃、不喝、不動，身體慢慢變涼。一個星期之後，七奶神奇地坐了起來，說，餓了，然後咕嘟咕嘟喝了一大瓢水。七奶說，她遇到了一頭老黃牛，老黃牛說，你走錯了，這兒你不該來，你回去吧。於是七奶就回來了，該吃吃，該喝喝。
這個不成功的赴死經歷恰恰表明，死亡原本是普通人就有的能力。有意思的事，這樣的事兒，在七奶身上又發生了幾次，以至於村裡人都習慣了。每次，七奶遇到的都是同一頭老黃牛。
技術時代，人作為動物的諸多能力，比如，黑暗中的視覺，對微小聲音的聽覺，嗅覺、觸覺的敏感程度，運動快感，都在減弱、退化，乃至喪失。
死亡的能力，亦然。
四
二〇一四年，北京師範大學著名的“布鞋院士”李小文去世了。根據網絡上的消息，李小文曾經囑咐家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不插管、不上呼吸機、不用心臟電擊。就是說，拒絕搶救。人在臨終時，感覺尚在，意志尚在，所有這些手段都讓他們痛苦萬分，但是卻無力表達，無力拒絕，無力反抗。一想到這裡，我就感到心上壓了一塊石頭，彷彿被人活埋，壓抑、憤懣，想喊又喊不出來，任人擺佈，完全是生命最後一刻的酷刑。一想起我將要遭遇這樣的命運，我一定在手腳能動的時候，自我了斷。所以我非常讚賞小文老師的決定，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依然擁有那麼一點點主動。讓我感到遺憾的是，據說，到了最後，這些手段還是給小文老師用上了。
技術干預了死亡的過程，使得以往的死亡文化轟然倒塌。
能否接受親人的死亡，能否讓親人安然離去，不受臨終的三項“酷刑”，對於家屬來說，甚至對於死者自己來說，都是個巨大的兩難問題。這是因為，有很多人，在經歷過那三項“酷刑”之後，趕走了死神，搶救成功了！
在沒有這種技術的時候，人無可抗拒，人無可逃避。這時，人有兩種選擇：或者主動地迎接死亡，或者被動地等待死亡。人所屬群體的死亡文化，有可能使他選擇主動。這種死是積極的，坦然的。而當這種技術出現之後，人多了一個虛幻的選項，逃避和抗拒。於是，傳統的死亡文化被技術摧毀。在科學主義的時代，技術主導著社會。整個社會建構起新的價值觀：死是可以拒絕的，至少是可以推遲的。無論醫院、親友，都接受這種價值觀，要不遺餘力地搶救一個生命！這個口號貌似尊重生命，卻用錯了場合，因為這不是戰場，不是突發事件，不是意外事故，而是作為生命之一部分的死亡。在這個口號下，死亡成了疾病，不治是不對的。技術隆重登場，主導人的死亡，與死神對抗。於是，人只剩下一個選項，同時，死亡的場所也順理成章地發生變化。當死亡是人生的一個階段時，人死在自家的床上。當死亡成為疾病時，人只能死在醫院的病床上。
逝者從家裡來到醫院，便從主場到了客場。在家裡，逝者依然是主人，他只是自然地延續著他的生活，從生，到往生，從橋的一端走向另一端。在醫院，他只是一個顧客。做主的是身穿白大褂的醫生。醫生是職業，醫生與逝者的關係，首先是職業性的關係。從家中的床上被移到醫院的病床上，如同一根秋天的草，被連根拔起，插到另一個地方。逝者被驟然扔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更加脆弱、無助，對於自己的身體和生命，他失去了控制權。即使逝者的死亡能力尚存，在醫院裡，也無從施展。
甚至，他想要安安靜靜地死去，都已經很難做到。
在醫院的重症監護室中，人很難踏踏實實、安安靜靜地死。醫生不同意，家屬也不同意。人失去了主動死亡的權利。
在當下被現代性所充斥的死亡文化中，醫院需要施展起死回生的技術，不遺餘力地搶救這條生命，彰顯自己存在的價值，即使搶救無效，也可以對社會有個交代，對家屬有個交代，因為這是醫院的職責。家屬也會要求醫院不遺餘力地搶救，彰顯對逝者的留戀，即使搶救無效，也對自己有個交代，對社會有個交代。
相反，讓逝者安靜地離去，是今天的死亡文化所否定的。即使醫院同意，家屬也會不甘、不安。
五
二〇〇九年的夏天，我從林芝匆匆趕回北京，在成都轉機時，知道小鍔去了。在醫院的太平間裡，我見到了電影裡的場景。氣溫冰冷的地下室中，牆上是一排排躺在滑道上的大櫃子，也許在很多櫃子裡面，都躺著一個身體，他們相鄰，但是互不相識。小鍔躺在屋中一個有輪子的鐵床上，床前有一個標籤。管理員，一個陌生人，帶我來到床前，拉開拉鍊，露出了小鍔的臉。我的悲傷湧出心底，淚水奪眶而出。這時，周邊的環境是冰冷的、技術性的、操作性的。
在這個時候，我希望小鍔能夠躺在她自己的家裡，周圍是她用過的書櫃、琴桌、茶桌……那是她曾經生活過的地方，是她的親友熟悉的地方。在這樣的環境裡，我想，我會感受到小鍔的靈魂。我相信，小鍔的靈魂更願意在這裡逗留，而不會願意停留在陌生的太平間裡。
第二天遺體告別，在八寶山某廳。同樣，這也是一個充滿技術性、操作性，以及商業性的場所。該廳業務繁忙，我們趕到的時候，上一場告別還沒有結束，我們只能在外面等著。時間到，作為陌生人的工作人員馬上更換大廳內外的輓聯、條幅、花籃、花圈。整個告別儀式必須在一個小時之內結束。因為一個小時之後，是下一場告別，另外一群陌生的人，已經在等待我們的結束。告別儀式的主持人也是職業性的。他不是死者的親友，不是神職人員，而是，一位工作人員。他的悲傷不是由內而外的，而是職業性的、操作性的。
隨後，我又經歷了同樣的葬禮。墓園的工作人員主持骨灰安葬儀式，一個著裝不知來歷的樂隊，演奏著不知來路的樂曲，為小鍔送行。
在這資本為王的時代，人把一切變成資源，連死亡也不放過。
在這個技術性、操作性、商業性的框架裡，我的悲傷被緊緊地擠壓著，我彷彿能聽到它的尖叫。
現代人的死亡文化是如此沒有文化，如一口重重的鍘刀，斬釘截鐵，刀口齊整，切斷了我們與逝者的關聯。
對於死神，人不再有發自內心的尊重和敬畏，只有技術性、職業性和商業性的應對。我相信，死神已經感受到了人對他的忽視、無視與漠視。
那是我第二次去八寶山。此前是一九九七年，告別王小波。此後，還去過兩次，先後告別我的兄長和老師高建剛、胡新和，一再地感到這種死亡文化的貧瘠、尷尬和無奈。以至於，我開始迴避這樣的告別。
六
在我不長不短的一生中，我多次經歷了親友的死亡，也曾有過兩次瀕死體驗。記得在上小學時，我曾痴迷於思考死亡。死是什麼？死後是什麼？死後還有沒有靈魂？死後我還有沒有知覺？死後有人罵我，我還能否反擊？直到在南京大學時，我自以為解決了靈魂問題，也自以為超越了生死。我不怕死，只是有些時候，不耐煩生。
多年以前，曾經聽過生物學家何大澄教授的講座，他說過大致這樣的話：作為一個哺乳類動物，你已經長大成人，並且有了下一代，並且你的下一代也已經長大成人了，你的生物學使命就已經完成了，可以去死了。
這話令我印象深刻，心有慼慼。歸根結底，人是一個動物，不能完全脫離動物界的規則。既然大自然設定了人的生老病死，也會在人的生物鐘裡，設定一個死亡的刻度。時間到了，人自己就會知道。
臺灣詩人洛夫詩云：“我們唯一的敵人是時間。”人終有一死，無法與時間抗衡。而擁有了科學和技術的人類，卻有了對抗時間的妄想：通過技術手段，抵抗衰老，獲得長壽，推遲死亡，乃至於抗拒死亡。
在人們通常的理解中，是人有需求，而技術滿足了人的需求。人們對抗死亡的願望，並不是現代人發明的。秦皇漢武，都曾尋求延年益壽、長生不死的法寶。所以是人的需求，呼喚了技術。傳統的吐納煉丹做不到的事，現代技術可以做到。然而，技術一旦出現，很快就反客為主。有人宣稱，新的技術給人以更多的選擇。但實際上，新的技術取代了原來的方式，很快成為唯一的選擇。尼爾·波茲曼在《技術壟斷》中指出，有了收音機，並不是原來的社會加上了收音機，而是整個社會都圍繞收音機重新建構了。在當下的制度性的安排裡，死在醫院已經成為常態。正如出生在醫院也已經是常態。醫院裡開出生證，也開死亡證。這是醫院的職能和權力。而生死在家裡，馬上就會遇到一個制度性的問題，去哪兒開證？死在醫院，醫院裡有整套體系安排下面的流程，與火葬場無縫對接。而死在家中，即使不需要開死亡證，家人也不知道下面該如何去做。因為整個社會的死亡文化，已經圍繞現代醫院重新建構了。
技術之所以能夠反客為主，那是因為科學的技術有另外的主人。在工業社會中，科學的技術首先滿足的不是人的需求，而是資本增殖的需求。資本為了使自己增殖，有的時候需要滿足人的需求，有的時候需要創造人的需求，還有很多時候，要剝奪一部分人的需求，滿足另一部分人的需求。明晃晃地站在技術背後的，是資本。
曾經看過一個報道，礦井塌方，被困在井下的工人在礦帽上寫下了他的遺言：欠某某多少錢，要家人替他還上。人死了，還欠著債，他的靈魂便不得安寧。這是對自己生命的尊重，對自己最後階段的尊重。在這些報道中，我們還能看到傳統的死亡文化，一息尚存。但是，我們也不時地耳聞目睹，很多人死得不甘心，死得暴躁，打罵護士，打罵親友，抱恨而終。在死亡文化喪失之後，死亡不再是集體的事兒，沒有和尚道士牧師阿訇東巴畢摩們安頓靈魂，親友們不知道如何陪伴他走完這最後一程，人只能靠自己應對死亡，脆弱、恐懼、無力、無助。
七
二〇〇七年春天，U.C.伯克利春假過後的第一天，伯克利的學生報紙《加州人日報》（The Daily Californian）頭版上有一則消息：一位女學生，春假期間，等電梯的時候，轟然倒地，猝死。英文用的是collapse，意思是坍塌。新聞還說，這個女孩性格開朗，熱愛運動，身體健康，她的死亡毫無先兆。
我忽然意識到，我們進入了猝死的時代。死亡不再是一個過程，而是一個點。對於死亡文化乏味不敢直面死神的現代人來說，這反倒是一個解脫。死亡驟然降臨，無論死者還是親友，都不需要經歷漫長的與死神的尷尬相處。
就在寫作此文期間，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我的本家同行田洺先生腦溢血去世，終年五十七歲。三年前，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我在從蘇州回來的火車上得到消息，我的老師和兄長鬍新和先生睡夢中去世，終年五十八歲。
猝死已經成為死亡的一種常態。我冒昧地猜想，猝死是死神對現代人的報復。當死亡被納入技術性、操作性和商業性的過程之中，當死神失去了人對他的尊重和敬畏，人生也同樣變成了一個技術性、操作性和商業性的過程，因為死亡，終究只是人生的一部分。現代人對於死亡和死神的蔑視，歸根結底，來自於對生的蔑視。死亡的豐富性消失了，是由於生的豐富性消失了。乾癟的死亡，反過來，成為人生的縮影。
我們不尊重死亡，也不尊重生。我們不尊重自己的生，也不尊重賦予我們生的生靈。我們不尊重花草，不尊重樹木，不尊重山河，不尊重星辰日月，不尊重歷史，也不尊重此刻。
在這猝死的時代裡，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後一天。在死亡文化喪失之後，在死亡能力喪失之後，猝死，已經是最好的死了。
人類若想獲得更好的死，作為社會，需要重建允許人好死，使人得以好死的死亡文化；作為個人，需要建立慨然赴死的人死觀，恢復對死神的尊重與敬畏，雖然，在一個死亡文化匱乏貧瘠的社會中，難度很大。
死生一體。夫子曰，不知生，焉知死。這話也可以反過來說，我們不知道如何去死，恰恰是因為，我們已經不知道，此生何為。
二〇一五年八月八日北京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六日北京—舊金山航班
二〇一六年八月四日長春西安花園
二〇一六年十月五日至七日北京向陽小院
延伸閱讀
《死亡之書》
原書名：How We Die
[美] 舍溫·B.努蘭 著
《死亡之書》凝結了耶魯大學醫學院教授畢生行醫生涯的智慧與思考，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將死亡在生物學與臨床觀點上的面貌真實地呈現出來。作者試圖表達的觀點是：只要環境許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尊嚴地死去。只有瞭解真相與準備去面對，我們才能超越對未知的死亡世界的恐懼。
死亡的尊嚴源於好好活過的一生，以及接受自己的死亡是種族延續的必要步驟。同時，也承認了生命的終點就是死亡，任何阻止死亡的企圖都是虛幻的。最明智的建議是把每天當成最後一天過，同時竭力生存，就像永遠會活在世上一樣。
死亡的藝術，就是生的藝術。我們在死亡中企求的尊嚴，必須在我們的生活中去求。活著時我們傳達的信息就是以後將被回憶的，後人回憶的將是我們過去所活的幾十年。活得有尊嚴的人，死得也有尊嚴。
《死亡之書》英文原版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普利策獎入圍獎。盤踞《紐約時報》暢銷書單長達34周，被翻譯成29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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