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独裁皇帝是没有兄弟的，只有臣子。在独裁体制下，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必须以君臣关系为基础。那么，当年与雍正争过皇位的人，显然是君臣关系的潜在破坏者，要首先进行打击。
康熙时期，皇八子胤禩受百官拥戴的情形，让胤禛印象太深了，他登位后，当然会觉得这个兄弟是一个巨大威胁。尽管他封胤禩为亲王，但胤禩在面对道贺的亲友时，愁眉苦脸地说，这何喜之有呢，不知道哪天我的脑袋就没了，说明他很明白自己的处境。
雍正四年，胤禩被削去宗籍身份，贬为平民，圈禁了起来。按宫崎市定的说法，他的罪名包括，不愿意交出康熙赐给他的诏书、修康熙陵墓时监管不力、管理内务府时煽动属员骚乱等等，但本质原因就是他的拥趸多，对皇位有威胁。
与此同时，雍正也打击和胤禩交往过密的其他宗亲。宗亲，就是和我们源于一个祖先的亲人。在清代的皇室宗亲里，有相当一部分人和胤禩交往很深，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苏努。他属于努尔哈赤长子褚英这一支，和胤禩是同辈，很快也被流放了。
按冯尔康先生的说法，苏努被流放两个月后，雍正就发布了《御制朋党论》，这是一篇警告臣子不要结党的文章，也被看作是声讨胤禩集团的檄文。所以可以想见，雍正是把苏努看作了胤禩的主要帮手。他在打击核心人物的时候，自然也要剪去他们的羽翼。
冯尔康，1934年出生于江苏仪征， 1955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1959年毕业，留校在古代史教研室任助教，旋为中国古代史·明清史研究生，毕业后仍在教研室任教职，历经“文革”，而后晋升讲师、副教授，1985年为教授。一度为台湾暨南大学客座教授。2002年退休。曾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国谱牒学会副会长。现兼任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冯尔康《雍正传》全面系统地评述了清朝雍正帝的生平政绩，试图通过研究雍正来概括雍正生活时代的历史。作者认为，雍正帝敢于“振数百年颓风”，革旧除弊，是清朝“康乾盛世”的有力推进者，是应该肯定的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封建帝王之一，并为过往对雍正帝不够中肯的评论和诬枉作了辨析，提出了个人的见解。
雍正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文字狱，就是吕留良案。因为吕留良的排满思想，导致这一案件发生。但冯尔康先生认为，这个案件是为另一桩曾静案做掩护的，实质上还是与打击胤禩集团有关。曾静是雍正时期的文人，也是吕留良的学生，他想劝说将军岳钟琪造反，结果被告发，受到了雍正亲自审理。曾静曾说雍正有十大罪状，其中就包括广为流传的弑父篡位、杀兄害弟。
雍正追查之后，发现许多说辞都出自胤禩的家奴、太监之口。所以就借此案对胤禩的残余势力做了进一步的打击，同时为自己辩白。因此说到底曾静案还是政治斗争的延续，而吕留良案的文字狱只是一种表相而已。雍正时期的文字狱分两种，其中一种就是与诽谤朝政尤其是雍正本人有关。当然，由此引发的雍正时期的其他文字狱又另当别论了。
我们再来看雍正实现决策权独裁的第二步，就是打击结党的权臣。
雍正继位后，本来建立了一套由自己的亲信组成的班底，其中很重要的两个人是年羹尧和隆科多。但他们很快就恃宠而骄，结党营私，严重侵犯了皇权。虽然雍正自己做皇子的时候也结党，但登上皇位以后，对臣子结党就特别警惕。所以，几乎在打击胤禩集团的同时，雍正也对这两个权臣下手了。
年羹尧在雍正初期率兵平定了青海，功劳显赫，也因为如此，他得到了非同寻常的信任。西部地区的人事安排，上到总督和巡抚，下到县官这种低级别官员，所有的任用都听他的。至于其他朝廷大事，雍正也会向年羹尧咨询。比如有一次从进士里选拔人才进翰林院，雍正就特意把入选名单发给年羹尧，让他看看名次安排有什么不妥。
隆科多也是一样，掌握了吏部的用人大权，因为他姓佟，所以人们称他选出来的官员叫“佟选”，可见其势力有多大。这样一来，就导致年羹尧和隆科多越来越膨胀，开始收受贿赂，任用私人，排除异己。在雍正看来，这就是结成朋党，干预朝政。当官的如果都听年羹尧和隆科多的，谁还听他这个皇帝的呢？所以结果就是，年羹尧被赐死，隆科多被圈禁，两大权臣的党羽也一哄而散。
接下来的第三步，雍正打击了文官系统中的科甲朋党。
科甲就是科举。在科举考试中，考官和考生之间，形成师生关系，考生之间则是同学关系。进入官场以后，这些关系就成了他们维护官场利益的资源。宫崎市定认为，许多人借助这种资源，变成了政治寡头，力量大到能对抗皇帝的政策。
比如康熙时期，皇帝屡次编纂图书，都任用徐乾学担任总编纂，徐乾学就安插自己的门生担任编纂。书编好了以后，这些门生都会受赏、升官，有的人还被派到外地担任科考的考官，这样一来，又可借助考试形成新的人脉。因为有利可图，围绕在徐乾学身边的人就越来越多，他就成了一个寡头。
作为独裁皇帝，雍正肯定不会眼看着这种情形存在。直隶总督李绂曾经上书弹劾雍正的宠臣田文镜，说他任用小人，打压好官，导致有不法之事出现。雍正问田文镜是怎么回事，田文镜说自己不是科举出身，李绂是，所以李绂和一群有师生、同学关系的科甲文人拉帮结派，挑我的毛病。这一下就戳到了雍正的敏感神经，认为科甲朋党的势力抬头，最终把李绂下狱。这是雍正时期一桩有名的案件，可以看出皇帝对科甲朋党的戒备程度。
通过类似这样的压制，使得朝廷内很难再有一股集团型的文官力量，去对抗皇帝了。而文官一旦偃旗息鼓，那么在中央就不会有任何人敢挑战雍正的权威，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就彻底由皇帝说了算，雍正就此实现了对决策权的独裁。
然而雍正毕竟是用压制手段来控制中央政权的，尤其是文官集团对皇帝的做法并不真正买账，当雍正推行自己的民生政策时，官员的不满无形中导致了他们与民间利益之间的对立。在雍正去世后，乾隆认为父亲对朝臣太过严苛，决定采取宽仁风格，并且废掉雍正一些压制官绅的政策，以获得后者的支持。
这就引起了这群官僚的反弹，那么那些民生措施遭受的攻击就可想而知。比如雍正要求举人、贡生也要服徭役，就是从事各种劳动。但乾隆元年二月，皇帝就免去了这个政策。那么这些徭役转嫁给谁呢？只能是老百姓。所以可以说，雍正一时的胜利，最终仍然是由老百姓来买单。
雍正通过打击皇室宗亲里的对手，以及权臣和文官系统中的朋党势力，从上到下地消除了中央政府里威胁皇权的所有力量，实现了决策权的独裁。他推行民生政策的一大障碍被去掉了，但暂时的压制也为后来的政策反弹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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