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屏紀念園坐落於風景秀麗的桑乾河畔九龍灣山陰縣河陽堡村西600米處。園內建築按照明代一品大員墓地規劃修復，建築面積1.8萬平方米。內有高6.8米的主墓冢和三座小墓冢，四座用來祭祀和安置石碑的享堂。
史料記載，王家屏出身書香門第，可惜，王家屏出生時王家已家道中落，雖然，仍是知識分子家庭，但是，卻不得不靠耕作維持生計。王家屏自幼聰穎，智商超乎常人，年僅十三歲便考中了秀才，二十九歲成了一名舉人，沒過多久，便高中進士入仕。
在踏足官場後，王家屏十分耿直，曾有權臣高拱的兄長貪汙受賄，激起江都一帶的民憤。很多朝官都不敢與之做對，只有王家屏不顧身邊朋友的反對，執意寫了一封奏摺稟明實情。在那個年代，如此不畏強權的官員是十分少見的。
也正因為王家屏的忠心，萬曆初年王家屏被提拔為講官。
明朝初期，皇帝尚看重朝講，但是，到了明朝中葉後朝講便不再受重視了，萬曆皇帝時期朝講甚至成了一種流於形式的兒戲。即便如此，每逢王家屏輪到開講，王家屏仍能直言不諱，陳述利弊。神宗頗為賞識這位文采氣質絕佳的文人，在百官面前稱王家屏為“端人”，意為王家屏言行舉止俱佳，儀表端莊，性格正直。
此時的朝廷除了王家屏外，還有張居正這位能臣。當時，張居正在朝中的地位如日中天，深受萬曆皇帝器重，權勢極大。若哪個官員想要節節攀升，必先得到張居正的賞識，放眼望去朝中盡是討好張居正的官員。
某次，張居正染病臥床，文武百官紛紛聞訊而至，探望這位高官，只有王家屏不為所動，並未前去。萬曆十年，張居正離世，朝中文武一改對張居正的態度，對已故的張居正詆譭攻擊。神宗也因張居正生前對自己管束太嚴，加上朝官們的誹謗，不但，撤掉了張居正的官職，還將其家產查抄，族人全部流放。
破鼓萬人捶，朝廷上下籠罩在一股“反張”的熱潮中，此時的王家屏仍未“隨大流”，而是仍給予張居正極高的評價，沒有為了迎合聖意而違背初心。兩年後，王家屏被提拔為吏部侍郎，輔佐朝政。僅僅一月之後，王家屏又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成為內閣的一員。明史評：“去史官二年即輔政，前此未有也。”
王家屏進入內閣六年，雖然並未執政太久，但仍給後世官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家屏從不濫用職權，注重與同僚之間的關係，在保證秉公執法的同時很少得罪人。
萬曆年間皇帝是出了名的昏庸，明神宗整天沉浸在美酒美色之中，對天下大事不管不問，文武百官一年都很少見到這位貪玩皇帝幾面。由於皇帝的放任，致使朝中出現了許多貪贓枉法的傢伙，經濟處在危機中，軍備得不到保障，軍隊的士氣低迷。
此時，正趕上連年戰亂，各地災荒四起，大明王朝由盛轉衰搖搖欲墜。雖說，王家屏是個有理想有抱負的賢臣，但是，大明朝多年來埋下的詬病已深。再加上，皇帝又是個昏君，縱使王家屏有再大的本事也不能拯救大明於危局之中。
伴君如伴虎，王家屏“鬥虎”講究方式方法，不僅自己成功地躲過了“老虎”的血盆大口，還救了別人。
1589年，大理寺評事於仁向皇帝上疏，說：神宗好酒、好色、貪財、易怒。雖說這四句說得一點沒錯，切中要害，但是，神宗並不喜歡朝臣批評自己，火冒三丈，執意要將於仁治罪。這時讓誰都沒想到的是，王家屏站了出來，要替於仁承擔罪名。
對此王家屏如此說道：“於仁只是個庶官，對皇帝的錯誤尚能直言不諱，我身為輔臣，對皇帝的錯誤做不到直諫，這就是我的失職，所以，這件事不能怪罪於仁。”神宗雖然想置於仁與死地，但是，在王家屏的這番慷慨陳詞下也不好意思下手了，只是將於仁免官草草作罷。
王家屏是個聰明人，伴君如伴虎，對待不同的“老虎”要有不同的對策。王家屏根據神宗的脾氣秉性制訂了這樣一條對策：“委婉的開導、盡力的輔導、用一顆誠心去感動，倘若皇帝不聽從，便據理力爭直諫。”
明神宗不顧民生民情，想方設法從民間斂財，以滿足自己窮兇極奢的生活，王家屏如此勸諫道：“國民縱慾敗壞綱常的源頭在上面。”明神宗不理朝政，荒廢政務，王家屏則屢次上疏請求神宗上朝。王家屏覺得“堂陛之交所恃以存禮貌者惟有朝講，軍國之政所恃以集其謀議者惟有章疏”。
從史書中的記載來看，王家屏也是個頑固愚忠封建老臣，他的身心都放在了重振朝綱、維護封建統治者上。然而，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溼鞋？就算是聰明如王家屏，也難免在與皇帝周旋中惹惱皇帝。
萬曆二十年，王家屏屢次觸怒龍顏，不得不告病還鄉，離開了自己奮鬥一生的官場。但有著作傳世：一種是收入《四庫全書》的《王文端公集》十四卷；另一種則是《復宿山房文集》四十卷。
【《明史》、《明代登科錄彙編·十七》、《尋訪三晉歷史名人故里·王家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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