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家人
晋商资敌这种言论，我查阅了很多资料，都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能够证明有晋商资敌卖国行为发生。
晋商与清军的联系，其实是在1632年也就是崇祯五年以后才开始的事情。彼时，大清的势力范围逐渐朝土默特蒙古方向扩展，大同和张家口的明军守将为了避免和清军冲突，私下里纵容了当地商人与清军进行马市贸易，而当地的商人和百姓，主要以晋商为主。
冒用它部名义，与明朝展开马市贸易和封贡往来，叫做“挟贡”、“挟赏”，在当时蒙古、女真各部里其实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比如察哈尔当年跟明朝关系紧张的时候，明朝关闭了互市，但察哈尔长期冒用尔喀巴林、乌齐叶特两部的名义，到广宁挟贡，到开原马市挟赏。
这其实当时的一个潜规则，，清军入关之前，借助土默特的名义，到大同和张家口和晋商开展贸易，其实是利用了当年隆庆和议后开边塞马市的有利条件。而晋商与清军之间的贸易往来，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当地军政官员的许可的。
毕竟冒用土默特之名开展贸易，政府难道是瞎子么？
商人在有明一代地位相当低下，如果不是依附在官员的保护伞之下，他们无论如何也是干不出这种事情来的。毕竟大明的商人不像欧洲那种重商主义盛行下的商人，可以肆无忌惮，无视皇权。
而且张家口所属的宣府，是明朝九边重镇之一，清军要在张家口展开大规模商品交易，怎么可能十几年来一点风声都漏不出来呢？如果真是晋商胆大包天搞走私贸易，贩卖重要物资给清军，以大明军政官员的尿性，早就把晋商按在地上摩擦了，毕竟当时晋商挖矿起家，相当富裕，能够名正言顺宰大户，难道他们会放弃这种好机会？
难道晋商手眼通天，能够把宣大总兵巡抚全部收买了？这也太夸张了吧，有这能力又何必还偷偷摸摸跟清军展开贸易呢，早就垄断了整个漠北的所有贸易发大财了。
晋商或许在同清军的贸易过程中有走私违禁品的行为，但想来规模不会太大，如果规模很大的话，宣府大同的军政官员一定是知情，如果没有这些地方官员的默许，晋商业不敢这么做。
何况，其实以当时的形式来看，清军虽然在辽东已经尾大不掉，但要说清军能够入关征服大明，这个可能性其实在当时人的眼中，可能性是相当低的。
晋商的商业行为或许有卖国的可能，可是当时的大明，卖国的可就多了，按道理讲宣大地方政府默许这种互市的行为就是最大的卖国行径，晋商没有他们的默许，估计也很难展开跟清军的贸易，毕竟官方渠道没有疏通好，货物的调集和运输，成本相当之高，风险也是相当之大的，狡诈的清军不可能为了超过商品价值的多余成本买单的，而晋商也不可能做亏本买卖吧。
我从来不为任何人任何势力任何团体洗白，洗白他们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只是希望看书了解历史的时候多带点脑子，晋商可能存在贩卖情报于清军的可能，但作用一定不是很大，从萨尔浒之后几次明清之战就能看出问题来，开铁，广宁、松锦，松山，这几次歼灭明军主力的重要战役中，情报工作主要做什么？大部分时候还是依靠斥候侦查来完成战略部署，远在山西的晋商能传什么情报？而且除了萨尔浒以外，其他几次都是清军主动进攻，你要说晋商获取了广宁、铁岭、锦州的军事部署，那么未免也太凭想象力了吧。
清崇德三年以后在归化城的贸易，也不止晋商一家。在我看来，晋商之于清的作用大抵就是起到稳定蒙古诸部的作用，毕竟蒙古诸部需要贸易胡市，对大明经济的依赖性要不远远大于清。
如果商人的政治地位在明代真的那么高的话，那么为什么没有纯粹意义的商人能够获取政治权力呢？商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属于从属位置，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才站主导地位。如果商人真的能够把控大明王朝的权力中枢，按道理来讲，他们应该为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扫清所有障碍啊，也不至于让后世的史学家们总在说明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这个萌芽都萌芽了多久了……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对于晋商卖国这种事情，大多都出于臆测，或许有又或许没有，或许只是扮演了一个两面下注中立商人集团的角色，谁又知道呢？但在我看来，晋商在满清崛起的过程中并没有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而关于有的论点即晋商在清建立后为其八大皇商，或许有的人会认为皇商很牛逼，搞垄断经营，但其实性质跟广东十三行又有什么区别。明初时，晋商就是为明朝在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的，到了清代以后，获得了一定的商业特权，其中以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而闻名，一言以蔽之，明清商山西商人始终靠接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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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说
这里是不请自来的守仁君
守仁君是山西人，但不护短。明末确实有大量的晋商向后金走私盐铁、布料、火药等战略物资，这一点无可厚非，对于当时的明朝来说，干的确实是卖国的勾当，错就是错了。但是你要是把明朝的灭亡归罪于晋商，那你可是给晋商脑袋上扣了一顶天大的黑锅。
晋商对女真贸易那是得到老朱家许可的，而且最先表示支持的不是别人，就是朱元璋。
明初，朱元璋对蒙古女真等游牧部落采用“以不战为上兵，羁糜为奇计的政策。”通过互市贸易向游牧部落提供生活必须品，从经济上牵制他们。而晋商因为地理位置的便利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晋商对女真贸易那是历史悠久，有传统的。
但是明朝后期，后金成了明朝最大的敌人，明朝也禁止了一切和后金的贸易。可是你越禁止，说明越有利可图啊，商人一天起早贪黑不就是为了利吗？所以晋商还是冒着杀头的风险向后金走私货物，不过当时不光是晋商，明朝各地商人都在这么干，甚至明朝官场里也有一边打后金，一边给他们卖粮食的人。
还是那句话，古代只有家族观念，没有国家意识，天下是你老朱家的，又不是我范家的，我有货，又有人愿意出高价买，我能不干吗？
但是明朝的灭亡要说是晋商的责任那就太牵强了，首先明朝是被李自成推翻的，李自成为什么要干明朝，还不是因为活不下去，老百姓活不下去难道是晋商的锅？
看看那时候的明朝官场，官员毫无忠义廉耻，一心只顾自家家族和自己党派的利益，地方上地主豪绅个个肥头大耳，老百姓骨瘦如柴，明朝国库穷的叮当响，地主们连募个捐都不愿意，去看看电影《大明劫》你们就知道明朝为什么亡了。
守仁读仁
晋商无辜吗？
大明灭亡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大明已经民心尽失，内外交困。至于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不是晋商，嘿嘿
晋商对于清取代大明的帮助，有点像吴三桂投降清朝那样，像是一个化学反应的催化剂。有了，事半功倍。没有，或许就是不反应，或者慢反应。
到了今天，大家只责备公开了面目的吴三桂，却少人去深挖晋商的深藏的作用，或者也是一种偏视。晋商的后人，在清朝时期就公开说过，晋商的家族们，以大明批准的公开交易为掩护，暗地对满人走私战备的物资，到了后期，晋商对满人，还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
战争拼的是综合实力，在今天，这一点已是共识。满人在初期和明朝的战争中，一直无法对大明取得决定性的军事战局，并不是它的战争动员能力不足，或者应对政策失误，而是无法将全部战争实力，都全部发挥出来。至于大明方面，本来就是王朝末期，原本就山穷水尽，对内要维持统治的，对外再看看消除内、外患的成本代价，大明既然就没有内平外足的策略和办法，唉！也是朱家该绝！
晋商是在权衡之后，看到了大明的无望，为了自己的生意未来，才选择支持大清，放弃对大顺和其他的汉人势力。这是一种生意上的决策，为了支持晋商本身的利益最大化，才进行的豪赌。也是和满人，进行了长期的地下黑市后，达成的默契。
满人在毛文龙被清除后，基本解决了后方的军事威胁（毛的最大攻击力，到过沈阳附近 ，影响力则难于估量）。
满人在和晋商达成默契，得到晋商的财政支援后，可投入战争的兵力爆增，是不争的事实。就是在晋商的财力支持下，满人才得以全无后顾之忧，全力扩军备战，和晋商的资金相比，先后之间，李自成的自大，甚至于默许手下强吴三桂的女人，只是成为事情公开化的爆点，也是个催化剂而已。
消除了后顾之忧，得到了财政支持，加上多年的政策和积累，还有人送来了机会，一颗满人的野心，才具备了基本条件，有了吞并中华的条件。
晋商何来无辜！
圆窗观点
存在这样一种说法：晋商是明朝的掘墓人。
晋商发迹于明朝初年，明朝建立后，国家的防御重点在北方，因此在北方边境部署大量军队。为解决军资，明朝推行“开中制”，以“盐引”为酬谢，鼓励商人把粮食草料运输到边塞。“盐引”是购买销售食盐的额度凭证，晋商由此发家。
随着努尔哈赤崛起后，为获取军资，他盯上往返关内外的晋商，向晋商进行商业借款，为增强信誉，努尔哈赤还写借据，加盖玉玺，这便是后来的“龙票”。
晋商中除了为后金提供财政支持，还提供明朝的情报。
清朝入住中原后，为感谢他们过去的帮助，清朝统治者把北方边境的贸易经营权全部给予晋商。
五味社
诚邀，如题。一个朝代的灭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商人才能决定的。对于商人来说，追逐利益是其本性，所以晋商在明末与满清进行交易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能以此就说晋商卖国。
有人说大明的亡国和人参有关。
人参，味甘补气，乃草药之上品，中原王公很早就有以人参食补的传统，当时的人参并不来自东北，而是韩国的上党地区。事过境迁，几百年的时间过去了，到了明末，上党和太行地区由于植被破坏，百姓过度采挖，人参已经绝迹了。于是王公贵族门又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东北的长白山，就是当时的大清龙兴之地。
于是商人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
为了满足中原的人参需求，商人在后金大量收购人参，于是中原大量的白银，铁器甚至粮食和火器流入后金，成为了后金打击中原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商人的确有一定责任。但是崇祯年间满洲——明借助察哈尔部和晋商进行间接贸易是宣大地区督抚认可和中央默许的，难道朝廷也是卖国贼吗？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呢？
以上就是小编的看法，如有出入还请斧正
电视剧里看历史
我可以在这里负责任的说，没有任何真实性。
所谓道光《万全县志》里的张家口“八大家”，说的是在皇太极时期，清朝以武力为后盾，“来口贸易”，逼迫明朝在张家口与其进行合法的贸易。当然，为了朝廷的面子，名义上是明朝和察哈尔、土默特等蒙古部族进行贸易。这八大家就是为明朝方面供货的商人，进行的都是合法贸易，主要交易的是丝绸，为了满足清朝贵族的欲望。
以下是崇祯皇帝的批示：
实际上，这个时候末代林丹汗已死，整个察哈尔部（明朝所谓插部）都被清廷控制了。明廷虽谓不许“致伤国体”，实际也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取宣大地区的和平而已。
此后清廷每年派人到张家口与明方贸易，直到多尔衮入关。
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两个国家一边在蓟镇（河北东北部）、辽西交战，一边却在宣府进行着大宗贸易。不过面对历史的真实，还是想想如何理解它为好，而不是毫无史料根据，一味按照自己的臆想去“质疑”，那除了发泄自己的情绪以外，一点儿意义也没有。
有些人拿出一些谈辽东地方和女真人走私的史料做“证据”，问题是那是成化年间明朝和女真关系紧张那一段的史料，和金国（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后金）崛起差了一个半世纪了，根本不能拿来说17世纪的事，再说跟晋商也没关系。
至于有人说什么金国的盐铁都不能自给，要晋商来进口的……建州女真本身是从事旱地农业的族群，二百年来又不断与辽东、朝鲜等农业社会进行人员和技术的交流，其生产力虽然相对落后，但并无代差，不是什么彻头彻尾的野蛮人。即使在努尔哈赤未起兵时期，已经开始自行挖掘铁矿、熔炼矿石了。而起兵之后，为了解决食盐问题，他又派人去朝鲜东北面的东海（日本海）海岸熬盐。不过明朝的封锁只从1618年维持到1621年，之后努尔哈赤就攻占了辽河以东的大片地区，而众所周知，辽东地区海岸漫长，铁矿众多，产盐产铁都不成问题。而在1618-1621年间，清朝根本没有搞定从建州旧地到张家口之间众多的漠南蒙古部族，怎么输送大宗商品呢？那不是要白送给蒙古人吗？
温长卿
基本上没有真实性。商人特别是有些人说的“八大商人”的商业行为，都是经过明政府允许的。商人“为利”很正常，所谓的“八大商人”在真正的晋商面前都是中小商人而已，能有多大亮儿。
八大皇商之首范永斗
（1）民间商人没那么大的本领
明亡主要是整个官场如商场，传统的忠君报国思想改成了忠钱报党派利益。晚明整个民风“商业思潮”过浓，整个国家“畸形经济”发展明显。再加上，税收制度不合理、一条鞭法导致流民大增。
而对于这些，明朝从皇帝到内阁再到官员，不思改变反而觉得很正常。这些才是关键，导致明朝的实力挺大，但问题却越来越多。
老晋商在其中能起到什么作用？最关键的是，持“晋商通敌导致明朝灭亡”观点的人根本不知道明朝的晋商是什么人。
清初的所谓“八大皇商”主要是贸易商人，在晋商中根本不是什么“大人物”“大商人”，根本接触不到“朝廷大事儿”。包括被许多人惦记的李自成起义，商人能鼓噪起来吗？崇祯杀袁崇焕，是商人鼓动的吗？杀魏忠贤，是商人鼓动的吗？
同样，“八大皇商”主要是通过商贸给后金带去了粮食和武器。问题是这些起多大作用。那么，明朝是清推翻的吗？显然不是，而是国内问题没搞好，明朝自己把自己玩儿死了。清捡了一个便宜。就是南明的灭亡，都是因为内部不合导致，是我们自己不争气！
张四维：这才是明朝晋商中的大哥大
（2）晋商的主流是官僚商人
明朝晋商和清朝晋商完全不同，明朝晋商主要是盐商，例如张四维、王崇古家族。清朝晋商则是贸易商、银号等。明朝的晋商靠的是权力、垄断，清朝的晋商则靠的是巴结权力并通过自己的努力。由此，才有老晋商、新晋商区别。
盐业改革中经几次转变，但总体上，老晋商、徽商成为“盐业主导”。老晋商以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为准。
王崇古曾经担任过兵部尚书、陕西总督掌握军事，王崇古的外甥张四维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依靠的就是张四维家族的经济，张四维的二弟张四教、四弟张四象都是著名的大盐商。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哥哥王崇义、从弟王崇勋、伯父王文显、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也是大盐商。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岳父王恩、大舅子王诲等也是大盐商。
王家、张家在联姻的同时还与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马自强的马家联姻，三家垄断整个盐业市场。御史永郜春对此愤怒地说“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的就是张四维、王崇古两大家族。
王崇古：这才是明朝晋商中的大哥大
由此可见，明朝的晋商和清朝的晋商完全不同，明朝的老晋商以官僚商人为主，他们都是明朝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然而，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导致明朝经济出现畸形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朝亡于官僚商人倒是可以的。
坐古谈今
问题是晋商走私大量物资武器的同时也换回了无数的马匹毛皮还有东珠人参海东青等大量的奢侈品。明末九边还有北方大大小小的卫所基本都不缺马，就是李自成等流寇都有大量的骑兵部队。说到底还是朝廷出了问题，国穷民富，各地大大小小的地主尤其是江南地区拥有大量的财富却一毛不拔，财政军费全部摊到了没有多少土地却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平民头上，再加上北方天灾直接导致了大明朝廷财政的崩溃，到了最后为了调吴三桂三万军队入关，堂堂大明皇帝竟然连一百万两白银都拿不出来。而他的老丈人，发家不过二十年的穷逼光现银就有二十万两！这还不算书画珍宝啥的，不说别的光一个北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勋贵手中的财富只要拿出一半来足足可以武装二十万步兵五万骑兵而且全部都是精锐部队！更别说其他大城市了，济南，开封，洛阳，扬州，南京，凤庆等等，随便一个都不比北京差。说实话大明王朝亡的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耻笑！
河东硬汉
榕容寅
真实历史是晋商对大清崛起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历史上处于晚明的晋商对于大清或者说后金，主要的帮助是提供了大量的松江棉布、宁绸和山西特产潞绸，给关外的旗人们做衣服。在当时后金的纺织业十分落后，以至于布匹成了“硬通货”。此外晋商在为后金提供了部分人参(卖给中原的药商)、猎鹰(卖给中亚的异密、㔨)销售渠道的同时，也或多或少的向清朝传递了一些“情报”。但考虑到晋商的社会地位和当时晋商的业务范围，他们所提供的情报能有多大价值也就可想而知。至于钱粮盐铁这些基本的军用物资则与晋商基本无关。
首先是历史满洲地区一直是资源富饶地区，从不缺少粮食。所以大清或后金是作为资源丰富、人文科技落后的国家来攻打大明这个资源紧张，但是人文科技先进的国家。大清缺的是各种手工业产品或奢侈品，但是绝对不缺粮食、盐、铁和其它的资源。举个例子，雍正朝吕留良的后裔被流放黑龙江后，依靠教书与行医，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拥有了上百间瓦房、数百头牛马、几十顷良田，比之于在江南时的中产阶级生活，这种“奇遇”简直是因祸得福。而此后晚清“闯关东”后大量的直隶、山东的贫农也很快的成为了地主、富农。民国时期的骆宾基在其代表作《乡亲——康天刚》中描写了很多闯关东的关内移民从一无所有到生活富足。
至于有人会说出到老憨王努尔哈赤晚年，大清(后金)治下的辽东米价曾经有过飚升至8两一斗的时期。但是，这次物价飞涨的原因是彻头彻尾的人祸而非天灾——是以老憨王为首的八旗权贵们对辽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招致百姓激烈反抗，以至于在残酷镇压之后大片田地荒芜，导致了粮食绝收。
至于晋商向清朝提供的军需物资也是数量不多且价格奇昂的中亚刀剑、百锻甲片。这些奢侈的军需物资只能是极少数八旗权贵们所拥有的，那些普通的旗兵根本用不到。
更重要的是，晋商走西口也大多是去外蒙贸易，因为从中亚走欧亚大草原到蒙古的贸易之路——也就是丝绸之路的继承者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西域商路对蒙古高原的大小汗国和中原王朝十分重要。而对于新崛起的大清也十分重要，因为就是在和蒙古诸部的交往和碰撞中，开创大清三百年洪业的“巴图鲁”们才对外部世界有很全面的了解，并开始和山西的商帮交道。
真正晋商和大清的合作是在清兵入关之后。尤其是到康熙末年，漠西蒙古准噶尔势力兴起，与大清双方争夺天下时。西康、青海、新疆哈密和北疆阿尔泰山的前线对于清军而言实在是过于遥远。为保证军需物资供应，康熙帝和雍正帝父子允许商人从事随军贸易并逐步以招商承办的方式，把包括粮草补运在内的后勤保障工作逐项承包给晋商。
得到特权的晋商由此成为朝廷的“白手套”，并且后者逐步承办了清军所需物资，从而暴富。再往后，晋商又通过“官商勾结”的方式成为了专门掠夺蒙古的吸血鬼。大清朝三百年的天恩雨露既养肥了晋商，也埋下了晋商一败涂地的隐患。到了晚清晋商已经是犹如《天方夜谭》中的人牲，痴肥到连眼珠子都转动不了。此时的晋商早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人，而已经是与“十三行”一样，成为和“亲贵”、“胥吏”无以异也的“既得利益集团”。
最终大清气数已尽，南北的革命军都在在各地抢劫晋商票号钱庄充做军费；而以北洋系为首的民国政府又不承认旧债，导致之前大笔借给大清亲贵的钱无法收回;尤其是蒙古独立之后,大量晋商在蒙古的资产被没收——这成了压断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
山西商帮的宅院，即使是诸侯王的宫邸也不过如此。
晋商覆灭之后，掠夺蒙古的角色变成了苏联国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