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火如荼的都市圈建設,真的這麼好嗎?


如火如荼的都市圈建設,真的這麼好嗎?

繼全國“搶人才”大戰之後,全國城市“都市圈”大戰也打響了。南昌、上海、杭州、銀川、長春、鄭州、青島等多個城市,在今年的地方兩會期間,都傳出了要打造都市圈的消息。

為適應各地加快都市圈建設需要,國家發改委近期發佈《關於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到2022年,中國都市圈同城化取得明顯進展;到2035年,現代化都市圈格局更加成熟,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都市圈,並要求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

這意味著“都市圈”已成為當下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大熱點。那麼中國“都市圈”發展現狀以及前景究竟如何?中國各大“都市圈”經濟發展水平究竟如何?回顧安邦智庫(ANBOUND)對“都市圈”的追蹤研究有助於大家認清這些問題。

1、什麼是“都市圈”?其發展半徑極限是多少?

“都市圈”概念的提出已達半個世紀之久,然而,至今國內外對“都市圈”的概念內涵尚未形成統一的認識,界定標準也不盡相同。在使用中常與都市區、都市連綿區、城市群等相關概念發生混淆,造成大家用的是同一個詞,卻說的不是一回事,或者大家說的基本上是一回事,卻採用不同名詞的情況。

安邦智庫城市問題研究團隊的追蹤研究表明,“都市圈”的概念最早出現在日本。1951年,日本學者木內信藏提出了城市地域分異“三地帶學說”,認為大城市圈層是由中心地域、城市周邊地域和市郊外緣廣闊腹地三大部分組成,並依次從市中心向外有序排列

這一思想進而被髮展為“都市圈”理念,並作為日本及許多西方國家城鎮群體發展的重要空間組織特徵之一。

英語稱“都市圈”為MetropolitanCoordinating Region,簡稱MCR,國際上也稱都市區或都會區,主要是指超大、特大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口、產業等城市功能向城區外遷移,並通過便捷的交通體系、形成具有較強通勤聯繫功能的都市擴展區形態。

這是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市場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也是城市向外擴散、功能疏解的必然趨勢。

需要指出的是“都市圈”的形成是中心城市與周圍地區資源要素雙向流動的結果,其突出特徵是

“都市圈”內的區域具有通勤聯繫。

從東京“都市圈”、紐約都會區等國際上比較成熟的“都市圈”來看,“都市圈”的最遠距離基本穩定在50公里左右

日本將城市地區稱作市街地,即人口密度不小於4000人/平方公里的地區。按照這個標準制作了如圖1所示的東京“都市圈”的成長圖。可以看出,東京“都市圈”是從小到大逐步發展起來的,其半徑從1920年的10公里,發展到1980年的50公里左右,且從1980年開始,其長軸半徑一直穩定在50公里附近(短軸半徑為30公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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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東京都市圈發展歷程

東京“都市圈”的長軸半徑二十多年都穩定在50公里附近,不是偶然的,它與人們日常生活規律、通勤範圍、交通運輸效率等因素息息相關。此外,城市經濟水平、房價、居民收入、交通工具運輸效率等因素也會對“都市圈”範圍造成一定影響。

“都市圈”中絕大多數人都屬於常態居民,他們每天要去上班、上學和回家,業餘時間除了睡覺還要休閒娛樂,能夠用於通勤或通學的時間所剩無幾,另外,人對於通勤時間長度的忍耐性也是有限的,絕大多數人對通勤時間的最長忍耐度一般不超過1小時。這就是儘管交通運輸效率較過去有了長足提升(如高鐵等),但都市圈的半徑並沒有出現無限制的增長的主要原因。

因此,大“都市圈”的長軸半徑穩定在50公里附近有其客觀規律性,即通勤圈的大小決定著都市圈的大小。這一點,從圖2所示日本首都交通圈軌道交通所示半徑恰是50公里左右可以得到證明,法定的東京“都市圈”居民出行調查的範圍(即通勤圈範圍)就是這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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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日本首都交通圈軌道交通網絡示意圖(不含地鐵)

北京目前通勤圈範圍只有30公里左右,城市區域(人口密度不小於4000人╱平方公里)的半徑也僅在30公里上下(參見圖3),與紐約、東京都市圈相比相差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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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北京、東京都市圈同等尺度人口密度分佈比較圖

借鑑其成長經驗和事實,北京“都市圈”未來的長軸半徑穩定在半徑50公里是極有可能的,其範圍中近期就是北京平原區,遠期個別主要發展軸或將延伸到半徑50公里範圍,如廊坊的北三縣地區,有較大發展空間。

2“都市圈”與城市群有啥不同?

發展城市群是中國城鎮化下半場的重大策略和重要思路。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我們對城市發展理念和發展思路的認識日漸成熟,我國已進入大城市向“都市圈”發展的新階段

從“城市群”到“都市圈”,兩者之間的區別與聯繫究竟是什麼呢?

按照《意見》中的表述,“城市群是新型城鎮化主體形態,是支撐全國經濟增長、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參與國家競爭合作的重要平臺”。而“都市圈是城市群內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為中心、以1小時通勤圈為基本範圍的城鎮化空間形態”。

從與城市群之間的關係來看,都市圈是個介於“城市”和“城市群”之間的區域概念,與城市群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城市群是指具有較強經濟聯繫的城市集合體,一般以一個或兩個特大城市為中心,依託一定的自然環境和交通條件,集聚相當數量不同性質、類型和規模的城市,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集合體”。

城市群側重於不同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繫、產業分工與合作,而“都市圈”側重於核心城市功能的外溢和疏解、強調通勤聯繫

一般“都市圈”最遠輻射半徑在50公里左右、面積可達到1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2000萬。而城市群核心城市之間的距離在300公里左右,面積達到幾萬甚至幾十萬平方公里,人口規模也遠大於“都市圈”。

不難看出,“都市圈”在體量和層級上,要低於城市群。但相比看上去有些宏大的城市群,作為城市群的核心和一部分的“都市圈”的著眼點更在於核心城市與周邊輻射區域的協調發展,以及相鄰城市在交通、服務、市場等方面的一體化運營。

因此,培育發展“都市圈”,不僅有助於超大、特大城市等人口經濟密集地區有序疏解功能、有效治理“大城市病”,也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推動城市群建設的重要抓手


3、我國各大“都市圈”發展水平究竟如何?

目前,雖然各大中心城市紛紛提出“都市圈”發展戰略,但總體上看各大“都市圈”中心城市對外圍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不強。根據2017年數據測算,在人口聯繫方面,超過85%的都市圈中心城市與外圍城市之間每天平均人口流動規模不足8萬人次。

中國基於行政區劃的城市管理制度,使得同一“都市圈”但不同行政轄區的城市,在交通基礎設施投入、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等存在巨大差異,這也是制約我國“都市圈”發展的重要挑戰。

以北京為例,比鄰北京的河北北三縣與北京市中心距離在30—40公里,每天從北三縣往返北京市區上下班的居民達幾十萬,實際上北三縣已進入北京“都市圈”範圍,但因為不同的行政區劃,使得北京的軌道交通、公共服務等難以向北三縣延伸,人口、經濟等數據統計也難以統籌。

行政邊界的分割大大制約了“都市圈”的健康發展。

另外,我國“都市圈”發展水平極不均衡,區域間差距巨大,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相較於東部地區有明顯差距。

有研究機構對全國29個都市圈,從創新熱力、空間潛力、人口活力、公共服務能力以及城市間人口、經濟和交通網絡聯繫度、網絡成熟度等角度進行測評。

研究顯示,我國的“都市圈”發展水平可分為成熟型發展型培育型三個層次。

總體來看,我國“都市圈”發展水平整體呈現東高西低的空間分佈格局。

長三角珠三角都市連綿區得分最高,屬於成熟型“都市圈”(都市連綿區),是第一層級。其中長三角都市連綿區在六項指標中處於遙遙領先地位,是我國都市圈連綿發展的最高水平代表性地區;珠三角地區緊隨其後,但在創新熱力、公服能力、網絡成熟度和網絡聯繫度方面稍顯遜色。

發展型“都市圈”包括北京都市圈天津都市圈成都都市圈青島都市圈鄭州都市圈等。

北京周邊城市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北京,甚至出現了“環京貧困帶”,直接導致北京都市圈的創新熱力和公服能力水平不高。北京作為國際性大都市,其服務能力更多地體現在國家尺度,在區域尺度上的帶動作用明顯弱於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

成都和鄭州都市圈與北京情況相似,各有所長,也各有明顯不足,均在創新熱力上有顯著短板,需要更多的時間和投入才能實現長足的進步。

培育型都市圈包括石家莊都市圈太原都市圈合肥都市圈

銀川都市圈烏魯木齊都市圈呼和浩特都市圈等。它們綜合評價的各項指標水平均較低,指標不平衡特徵也非常突出。

其中,銀川都市圈在創新熱力、空間潛力和網絡成熟度方面處於明顯劣勢;長春和蘭州都市圈也存在同樣的問題,而且在人口活力方面也遜色許多。


4、中國的“都市圈”建設應該冷靜

面對“都市圈”建設熱潮,安邦智庫(ANBOUND)首席研究員陳功提示,有六大問題亟待破解:

首先,房地產行業受到多重調控政策的約束,一大發展動力受到抑制,新動力能否完全替代,尚未可知。因此,目前來看,以城市化推進都市圈大建快上的可能性不大,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

第二,隨著都市圈的擴建,核心城市高漲的成本有可能會逐步影響到周邊地區,拉高整個區域的營商和居住成本。因此,在未來都市圈建設中,如何防止城市營商、居住成本的進一步上升,將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第三,“都市圈”發展或對環境造成不利影響。城市建成區的進一步擴張,會對環境的承載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但各地區能否真正實現生態環境的改善,應對都市圈建設帶來的影響,仍有待觀察。

第四,“都市圈”的擴張,無法迴避人口問題,特別是老齡化帶來的影響和壓力。中國人口的增速在下降。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已經出現城市人口的負增長,人口正在離開中心城市,而中西部一些中心城市的興起,也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剩餘勞動力的就近城鎮化。除非中國的鄉村進一步萎縮,這種趨勢才有可能出現逆轉,但目前我們看到的情況正好相反。

第五,債務上升的可能性。就目前的規劃來看,都市區建設的啟動仍然需要基礎設施建設來推動。同時,很多區域還面臨著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升級的需要。基建和科技投入都需要大量的投資,且屬於長期投資,收益具有長期性和高風險。

最後,外部環境存在很多變數,不確定性、不平衡性有所上升,這也為“都市圈”的發展帶來了不確定因素。

“都市圈”是城鎮化進程中產業發展及空間重構的關鍵階段。但問題是,都市圈的建設是否真的能解決城市發展中的問題?都市圈是否會製造出更多的問題?這實際是中國政策部門應該冷靜以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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