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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世道变化真大，老成都人熟悉的那个老成都已成为传说，在当代都市生活中悄然消失了，也许谓之“大隐于市”，仅留存在记忆深处。近代以降，曾经有过的那些街巷，那些景观，那些人文，那些民俗，大多也不见了踪迹。旧时城区里翠柳环绕，延续了千年的上百个古池塘水榭，以及纵横交错、连通锦江、可行舟楫的河道，有如金河、御河等支流已在1949年后被彻底填平，不复存在。堪与燕京故宫、长安大明宫媲美的千年成都皇城，连同镇城的一对硕大石狮，在“文革”浩劫中被毁，过往的历史篇章就停留在那个句号上，已经再找不回她的地域特征。
成都皇城入口，1949年以后的成都“小天安门广场”
几十年后，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全新的现代都市，追赶潮流，以城中心的太古里及周遭最为引领时尚，丝毫不亚于北上广的大卖场，也不输给东京银座与曼哈顿时代广场。正所谓天苍苍，地悠悠。汉代孔融在《论盛孝章书》中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原是有感而发。其实，对岁月及对生命的感喟，不过折射出了一个大时代变迁的光影。按时下用语，过去的2018年叫做“改革开放40周年”，算起来，恰好也是 “文革”十年浩劫后，恢复高考，我辈77级入学40年，改变人生命运的40年。
与如今的学弟学妹们不同的是，当年毕业后无需自谋出路，皆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去到各行各业上班，那时叫做“铁饭碗”。无论高低贵贱，上到国家机关，下到街道办事处，都纳入正式的国家人事编制，无后顾之忧。虽然80年代初的薪俸微薄，刚参加工作时月薪不足50元人民币，却已基本够“花”，心满意足，较少功利主义，有重拾起的理想，有报效国家培养、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的情怀。
对于当下生活在物欲社会，整天泡在网吧或手机游戏里，玩着“抖音”，用嗲声嗲气说话，或“仇日仇韩仇美仇一切”的不少青少年而言，这些故事听起来可能会感到很陌生，匪夷所思。然而，那却是真实的一幕历史场景，是共和国70年历史上最为振奋人心的一段时期：吏治清廉，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万马奔腾，敞开国门，让全世界瞩目！我辈有幸参与其中，一路走来，若说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应不是妄语。
“文革”浩劫之后，80年代的成都人民南路广场（今成都天府广场）
我的第一份工作
还记得1982年初春，我和同学们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了，由于是地方院校，大多被分配在省内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到成都北大门外青白江区的四川化工机械厂子弟校上班，平生第一次站到了讲台上，与粉墨为伍。那时的北门梁家巷十字路口是必经之地，向北延伸的唯一车道在此起步，周遭的房屋尚很破旧，几处显眼的墙面上，还残留着文革期间的标语和口号，尚未涂抹干净。通往青白江的长途汽车站很小，其实就是一间票房，一个风雨棚，设在北一环路的南侧街边上，紧靠四川教学仪器站的大门，与“文革”之后从成都北站附近搬回来成都八中和四川省科研所等教育与科研部门仅有一箭之遥，还让人感到这片街区的人文并不荒芜，多少还有些书卷气息。
那年月的每周一早晨，风雨无阻，我从家里出发，在九眼桥乘车，匆匆来到这老北门的汽车站，买了车票，站在街边，等候第一班开往青白江的长途汽车，以便在早晨8点以前及时赶到学校。偶然有几次错过了头班车，待下车后匆匆忙忙，一路小跑，赶到学校，已过了早晨8点半。那时学校考勤“飞鸡儿”认真，绝不走过场，但少有体谅外地老师们的苦衷。我曾被党支书重点查岗，抓到证据，未在早晨8点以前赶到教师办公室的藤椅上坐定。其实泡一杯茶，看党报即可，佯装备课则更好，但只要人影子不在，便会受到严厉斥责。我被扣发过几次月奖金，其实也不过就是几包烟钱，不到10元人民币，但那时心里要难受半天，因为月薪只有几十元，“长安米贵 居大不易”，确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更要紧的是遭受领导“洗刷”，上班迟到是很没面子的事。如今回忆起来，如梦一般，依稀如昨，说不清是苦涩，还是酸甜，留下的唯有对那个“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百态的不尽感喟。
话说回来，那时候老北门的长途汽车头盖上还顶着一个硕大的天然气袋，俗称“气包车”，乃是汽车的动力之源。往北的车道很窄，两旁的桉树形成护路的“卫兵”，一字排开，在乡间的田畴里绵延约30多公里，通常要行驶约一个半小时，经过许多驿站，其中有驷马桥、磨床厂（四川第二监狱）、新都、唐家碾、弥牟镇、城厢镇，直到大湾镇，逢站便停，招手就上，慢腾腾地行进。对于赶路的我，急是急不来的。不过，那沿途的膏腴之地，春耕秋收，四季变幻无穷，宛如一幅幅田园水墨画，煞是伟岸，目不暇接，如今再也看不到了。这便是我对80年代初期成都北大门通往青白江的记忆。
翻开宽窄巷子那一页
记得去年回国问学，在成都的几家报刊上读到，川籍作家岱峻先生谈及成都，引用了蜀中前辈文人流沙河先生的话语：“要了解明清时期的成都，得去宽窄巷子。要了解民国时期的成都，必须去华西坝。”其实，他老人家只说对了一半，后半句说得很中肯，“必须去”三字道出了其历史的厚重，但前半句却有待商榷。因为那时华西坝的故事确实精彩纷呈。清末民初年间，加拿大传教士远涉重洋，去国万里，将现代医学传入四川，最初在成都四圣祠创办了仁济医院，乃是如今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后来移师华西坝，在那里还兴办了华西协合大学，再后易名华西协和大学及华西大学，简称“华大”，与中外学者和医生一道，将现代医学的薪火在四川，在中国发扬光大，造福苍生，功德无量，至今传为美谈。
川籍作家谭楷兄的新著《枫落华西坝》以儿时的所见所闻，更详实地记录了当年的历史场景。抗战时期，除了内迁来的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与华西协合大学联合办校，还有南京迁来的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医学院及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东吴大学生物系、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协和护士学校部分师生。太平洋战事爆发后，香港沦陷，在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Gorden King带领下，一批医学生长途跋涉，于1942年下半年也抵达成都，插班入学。那时华西坝大师云集，人文荟萃，读书救国，激荡人心，乃是华夏民族自强不息、泣血如歌的岁月。
查阅几种不同版本的《四川大百科全书》，《四川地方志》及《成都大辞典》，可知明清时期尚无“宽窄巷子”之说。彼时，那一带还很荒凉，很静谧，与乡间无异，上世纪70年代初彻底填埋的几条小河曾流经其间，舟楫往来，直通锦江，是一个不大的城中平民村落，方圆不过几平方公里。坊间曾先后把那一带称作“满城”和“少城”，如今叫做“社区”，院坝分布稀疏，且不成规模，所谓的“宽窄巷子”尚未形成，故事无多。
那时尚无“蜀都大道”，往西走，出琴台，即当下四川省人民医院及白果林和石人小区地段，位于“锦官城”之北，已属老成都“达官贵人”的坟场，埋“富人”的地方。彼时古木参天，历代诗词中有不少写实的吟咏，附近地区的王建墓亦是例证。在明清二朝长达55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辛亥革命以前及至民国时期，历届官府要人，士绅宿儒，社会名流，袍哥大爷，江湖“老炮儿”多不住在所谓的“宽窄巷子”里。
1908年清末时期成都满城一角
那年月，在那一地段营造的房屋主要用篱笆糊泥作墙，属于典型的川西平原乡村风格。除了汉族平民，还住过一些来自北方的民族。辛亥革命后，时代更迭，汉人才逐渐增多。成都文史档案记载，直到上世纪20-40年代，“宽窄巷子”里才出现了一些比较像样的砖瓦院落，陆续住进了家境殷实的几十户人家，形成了“街巷”的雏形。但比起“皇城”以北，如今已消失了的众多街区，无数深宅大院，三进三出的官府与侯门建筑风格，宽窄巷子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1949年后，在历次“运动”中，居住在那一带街巷从民国过来的业主，多未逃过整肃，大多命运不济。其房舍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悉数走向中落。到上世纪“文革”浩劫时期，更趋萧条，如同北京的大部分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京韵风光早已不再，大部分住户为城市贫民，居住状况延续到拆迁之日。彼时留下的许多老照片记载了这一幕真实场景。
上世纪80年代，彩色摄影进入中国内地后，宽窄巷子留下的旧影，仍可窥见民国时期的原貌。
本世纪初，约从2007年起，成都市对“宽窄巷子”进行改造，重建了几条“仿古”街道。其实，我辈读书人心目中的老成都及“宽窄巷子”早已不复存在，她的光影仅留存在历史底片里，留存在记忆的深处。如今城里的大部分历史文化遗产已被人为地毁坏殆尽，让位于城市经济发展，实在令人痛心！最后剩下的不多几处，若还不加以抢救，将是无颜面对子孙后代，向历史交代！
成都北大门 消失了的路与桥
正相反，在当下的物欲社会里，不少人或许忽略了最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成都北大门及周围的人文环境，其间的故事实在太多，不胜枚举。成都千年以降的历史发展，“共和国7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沧桑巨变，都与这一片城区的兴衰休戚相关。
早在明末清初年间，兵荒马乱，经过张献忠剿四川，成都坝子基本上成了一片人文废墟，四川省府迁去阆中。但那里又太远，交通不便，只能是权宜之计。后来皇帝下旨，御定了一个新知府，要来成都推行“灾后重建”，他的名字叫冀应熊。史料记载，这位“封疆大吏”将由剑门关入川，经北大门进成都府，因而需要在老北门迎接天朝官员，横跨府河的北门老桥改名“迎恩桥”。自从有了“皇恩浩荡”，成都的社会发展便逐渐复苏，开始拓宽老北门的这条通衢大道。
1949年以前，从剑门关入川，经天回镇，进成都府北门的官马大道。
那年月，沿途还兴建了不少街巷，几乎每条街上都有大小庙宇，一街一庙，甚至一街有两庙，香火日盛。城中人口也逐渐向皇城以北迁徙，趋之若鹜。如今北门的明代“隍城庙”遗址，虽已是“残体”，但仍可从门廊的“贵胄之气”看出当年曾经有过的辉煌，令人想见那年月街道规划的用心。
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无孔北门大桥
北门大桥的历史悠久，如今已很难考证筑桥的确切年份。成都档案馆的史料仅记载，此桥唐代叫“清远桥”，清代名“迎恩桥”，又名“大安桥”。当年，除了迎接钦差大臣入蜀，过“迎恩桥”，而北门桥头的“迎恩楼”更是专门用来接待朝廷大员。因为桥在北门上，成都人“图撇脱”，即诸事“从简”之意，称其为“北门大桥”。
不同于附近的“万福桥”，老北门大桥虽也横跨府河，但曾有五孔石墩，位于城区北大街北端，是老成都通向川陕公路的主要桥梁。上世纪50年代，北门大桥改造后，再也看不到古桥原貌，唯有从老照片上，尚可依稀辨认出其当年的风姿。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五孔北门大桥
老成都人都晓得，昔日北门桥边上曾有许多茶肆，大桥旁往下有十八梯，所谓“河水香茶”的河水，便是从这十八梯的石阶上一桶一桶挑上来的。当年的锦江水量很大，夏季常“水漫金山”，泛滥成灾。沿河的居民了解水情，这十八梯的台阶便是参照物。每当雨季来临，总有不少人在互相打听，“十八梯的水涨到好多梯了？”这是那年月的一句市井常用语。
据老成都人回忆，过去北门大桥朝南是城内，桥北是城外。北门大桥地势较高，过桥北右转进入曹家巷，要下一个大坡，坡度40度左右，人行走无大碍，若是拉着车上下坡就费神。那年月，架架车队是成都的一大景观，进城的“架架车”是主要的城市交通工具，常可见到架架车队停在曹家巷口，车夫们同心协力“唿而嗨哟”地喊着号子，一辆接一辆把装满货物的架架车推上桥头高坡，再各自拉车顺北门大道进城；回程就显得既轻松又有些紧张，空车从桥北头一冲而下，车夫们双手紧握车杠，同时用后背抵住车横档以减缓车速，一边高声叫喊着：“来了！来了！闪开！闪开！”警示路人避让。
那时候，城北人口相对密集，城里的公共厕所大多是粪坑或粪池，郊区农民每天进城，掏厕所，装车拉粪，直接运往农村的粪窖里。一到傍晚时分，桥头便云集着进城拉粪水的粪车，从簸箕街一直排到梁家巷。这让我想起了北京城里的全国掏粪模范时传祥，还受到过国家表彰，刘少奇亲切接见。1958年，中共“成都会议”在金牛坝召开。1959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再次来成都，到新都崇义桥，搞农业调研蹲点。据说也曾跟农民们一道进城拉过粪水，还给崇义桥取了一个吉祥的名字“大丰”。
从那时起，大丰人民公社、大丰乡、大丰镇到大丰街道办事处，“大丰”的称谓多多，一直沿用至今。田家英是成都人，他的成都故居就在北门不远的帘官公所。田家英早年才华横溢，1937年在延安被毛泽东看中，遂成为毛泽东最贴心的秘书，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五大秘书之一，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江青同辈。
那条街上还住过清末进士周善培，民国年间他不仅对成都的文化建设颇多贡献，还是1949年后的著名民主党派人士。
未完待续……
2019年2月25日星期一
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桑宜川，旅加四川人，于澳大利亚、加拿大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加拿大环球教育服务公司董事长、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环球英语学院院长等，同时为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客座教授。桑教授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广泛，学术造诣颇深，学术论著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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