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方志」走西口:中国近代三大移民潮之一

走西口:中国近代三大移民潮之一

走西口与闯关东、下南洋并称为中国近代三大移民潮。为什么要走西口?因为穷。为什么穷?因为生存环境恶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几句民谣便足以说明一切。但清朝初年走西口序幕的拉开却是悲剧性的。当时,清王朝刚刚建立,蒙古人的剽悍,汉族人的心计,足以令还未坐稳江山的统治者心存忌惮。为示惩戒,最先到口外垦荒种地的汉子的头颅被高高地悬挂在了树枝上,同时皇家还在蒙古草原南部划出一条宽 50里、长1000里的“禁留地”,既不准蒙民南下放牧,也不准汉人北上耕种。长满荒草的禁地宛如一条巨大的黑腰带缠在北中国的胸膛上,谓之“黑地界”。

正当更多准备走西口的人陷入绝望的时候,却又出现一线转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西巡西安,途经保德、府谷、神木、榆林时,官员军卒反映:“沿边州县,土地贫瘠,军民生计维艰”,希望能允许出边垦殖。鄂尔多斯各旗贝勒亦向皇帝奏请,“愿与民人伙同种地,两有裨益”。康熙皇帝权衡利弊,便于第二年—1697年下达“禁留地”开放令。禁令一开,如饥似渴的汉民便纷纷越过长城,涌入“黑地界”,开垦荒原,挖渠筑道,犁耧下种,实现着自己填饱肚子的梦想,走西口移民大潮便正式地涌动起来。

浩浩荡荡的走西口大军,当然不独由忻州人组成,也不独由山西人组成,还有陕北、冀北以及甘肃的贫苦农民。而忻州人无疑是走西口的先驱和主力。特别是偏关、河曲、保德三县,与内蒙古或隔黄河相望,或倚长城毗邻而居,抬脚过河就到,所以几乎家家有人走西口,辈辈有人走西口。在长达二、三百年的时间里,走西口已经成为当地老百姓的一种生活常态,仅是这3个县,即便每县每代以5000至10000人计算,累计相加也达几十万。据粗略计算,如今河、保、偏三县散落在内蒙古中西部的人口已经超过三县现有人口的两倍之多。而东部的忻县、代县、定襄、原平,走西口者同样比比皆是,以至出现“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凡是鸡叫狗咬的地方都有忻州人”的局面。

「忻州方志」走西口:中国近代三大移民潮之一

也不仅仅是“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走西口移民大潮涌动起来以后,人们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眼界越来越宽,涉足之地也越来越远。忻州的走西口者,除走“北路”—内、外蒙古外,有相当部分人走的是“小西路—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大西路 ”—新疆一带。如前所述,在新疆和田白玉河畔的一块巨石上,至今还留有忻县双堡村采玉人王有德刻下的“大清道光二十一二年山西忻州双堡村王有德在此苦难"字样。在甘肃酒泉,由于忻州和山西其他地方的经商者众,还成立了同乡会,建造了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当时酒泉最为宏大、最为气派的建筑物—­­山西会馆。 后来同乡会还在此筹办了私立山西建国小学,并成为全酒泉条件最好,教学质量最高的一所小学。而定襄、宁武的走西口者,相当一部分人是走“东口”,主要落脚地和创业地是中、蒙、俄三国交界处的海拉尔。如今在海拉尔市30多万总人口中,祖籍是宁武的便有3000多人。

如此大规模、长时段的外出谋生,无疑会对忻州本土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比如河曲县,走西口竟“走”出一个河曲县城。早先的河曲县府所在地是河曲营,即今旧县,系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所建。如今的河曲县城所在地文笔镇叫河保营,是一个河防军寨。随着走西口的规模越来越大,商贸活动越来越频繁,境内十数个天然“水旱码头”的区位优势逐渐显现出来,水运上可达绥远之包头镇及甘肃、宁夏,下可达河南、山东,河保营便迅速成为一个 “商贾辐辏”的商品集散地,人口亦十倍于河曲营旧城。于是,有关官员便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奏请将县府移驻河保营。迁治工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农历三月初六动工,当年六月二十日报竣。这样,原本的河防军寨便发展成了一个县级城市。

走西口所产生的影响,口外更甚于口内。

正是走西口,有力地促进了口外、特别是内蒙古中西部的开发建设。如内蒙古丰镇市的商业重镇隆盛庄一带,因土地肥沃,水草茂盛,清政府便批准开垦这一地区,乾隆三十三年(1768)正式开始放地,每放一号地为七顷半,定居点称庄、村、屯、号。当时来这里抽签买地者多为忻县、崞县人,当地称之为“忻崞帮”。最终有30个号的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庄子—隆盛庄,因而便有了“忻崞帮开发隆盛庄”之说。又如河曲人杨谦,清同治年间带着两个儿子满仓和米仓流落到口外,先是在准格尔旗租种土地,后跑到五原当了挖渠民工。满仓、米仓兄弟俩掌握了挖渠的整套技术后,便自己独立创业,苦干13年,终于修筑成一条总长64公里,渠宽8丈,水深9尺的干渠—“杨家河”,另外还有支渠4道,总长100 余里,可灌溉耕地130余顷。两兄弟修的水渠网成为河套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傅作义率军驻扎杨家河所在地域时,还将该地域改称米仓县。

与此同时,伴随着定居者的逐渐增多,一个又一个的村庄也相继建立起来。如包头市郊区的后营子乡,全乡42个自然村,其中有11个为河曲人定居所建,2个为保德人定居所建,6个为忻县人定居所建。而且这并非个别现象。忻州人称为萨拉齐(简称萨县)的土默特右旗,向有“崞县衙门忻州街”之说。全旗现有人口35万,汉族约占96.6%左右,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山西人。其中忻州人又占大多数,仅是该旗的双龙镇,便有繁峙营子、定襄营子、五台营子、东五台营子四个村明白无误地留下了忻州人定居建村的印记。

千千万万走西口的汉子们,在与冰雪、野狼、土匪搏斗,开发荒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边防的巩固,维护了民族的团结,领土的完整,国家的统一, 这或许是走西口更为巨大的历史贡献。毫不夸张地说,走西口是忻州近现代史以至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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