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來日的中國人中，許多人都抱有搜輯中國佚書的願望，在楊守敬之前，已有不少人注意到這一現象，並有人留心蒐集，來日的清朝首任駐日公使館參贊黃遵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光緒五年（1879）出版的《日本雜事詩》中謂：“博士來從繼體初，五經也自劫灰餘。航頭古典欺人說，何處嫏嬛覓異書。”其下自注謂：“餘來東後遍搜群籍，足利學校、水戶書庫皆藏書極富者，未聞有逸書也。歐陽公《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蠻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亦儒者妄想，明豐坊因之，遂有偽《尚書》之刻，是亦姚興《舜典》得自航頭之故智也。”黃遵憲是光緒三年（1877）來到日本，他雖也極力想搜尋佚書，卻無多大收穫。楊守敬在三年後的光緒六年來到日本，任清朝駐日使館隨員，在此期間他廣泛搜訪中國流散在日本的佚書，最後攜帶了20餘萬卷珍貴古籍回國，其中不乏宋元時代的善本。為什麼楊守敬的訪書能夠取得巨大的成功呢？
一、楊守敬來日前的學問基礎
楊守敬自小起接受的是中國傳統的科舉式教育。他出生在湖北省宜都縣一個商人家庭，四歲即喪父，六歲由母親黎氏教以讀書識字，至八歲始出外就師學習四書五經，至十一歲輟讀，回家當學徒，但夜晚仍自學，誦書作文不斷。至十四歲始又從師學習，一年後以經濟困難再次輟學，至十九歲又出外從師，當年考取秀才，至二十四歲，自己設館教書，當年考取舉人。
在傳統的科舉教育之外，楊守敬主要通過自己的勤奮好學奠定學問基礎的。讀書時，他不願只讀八股文，而喜讀名家文章，十九歲時，他師從江陵朱景雲，當時與朱景雲交往密切的譚大勳是考據學家，著有《新唐書糾繆》、《讀書一得》、《明事類編》等。楊守敬從朱師與譚大勳的談論中開始接觸到清朝的考據學。二十歲時，由於太平天國的動亂，長江下游的不少文人避居山區宜都，當時在楊守敬家先後賃屋居住的有著名文人餘杭鄭蘭、元和顧文彬。顧文彬又是收藏家，精於鑑別，著有《過雲樓書畫》、《緣眉樓詞》，鄭蘭是藏書家，楊守敬最早就是在他那裡看到了六嚴的《輿地圖》，並影繪二部，從而開始了與歷史地理學的結緣。
考取舉人後，通過進京會試的機會，楊守敬結識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文人學者，從而為自己的學問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他自己在晚年自撰《年譜》中回憶自己第一次進京會試時說：“正月入都，由一山（遂溪陳喬森）得見文昌潘孺初（存）先生、歸善鄧鐵香（承修）同年。孺初精詣卓識，罕有倫匹，鐵香卓犖不群，皆一代偉人。守敬得聞緒論，智識日開。”陳喬森、潘存、鄧承修三人與楊守敬從此成為終身好友，對楊守敬影響很大。陳喬森後來任廣東雷陽書院講席近三十年，弟子數千人。楊守敬到日本後，曾向日人宮島誠一郎介紹說：“弟所深交詩人有陳君喬森，曠代奇才……爾時彼二十餘耳，今已近五十矣。先生如以詩投之，弟為介紹……此人初入都時，年二十餘，名震都下，一時無兩，張之洞且退避之。”潘存擅長書法，楊守敬謂“凡學問流別及作文、寫字，得其指授為多。”鄧承修後任御史，晚年主講廣東豐湖書院，有著作《語冰閣奏議》問世。
由於在京能與學者文人交遊，增長學識，在第二次入都應試落第後，楊守敬留在了北京，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乙丑（同治四年，1865）三月會試，薦而不售。是時都中友朋均勸餘留京，餘亦以都中為人文淵藪，樂與賞奇析疑，為學問進步，並非為他日發跡計，蓋其時已屏除時文於意計外矣。”後來又與錢塘譚廷獻、山陰李慈銘、桐廬袁昶相交往。譚氏有著作《復堂類稿》、李氏有《越縵堂日記》、袁氏有著作數十種，後匯入《漸西村舍叢刻》中。楊守敬前後在京師來去呆了十六年，“在京日多，在家少”。在京師與文人學士的交往，對楊守敬奠定學問基礎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來日本後，曾對日本友人說：“弟生於偏鄉，無良師友，二十三舉孝廉，同入京師，得交當世賢豪，故於學稍知門徑。”
在來日以前，楊守敬在金石學、考據學、目錄學等方面已具備了良好的素養。這些素養對他以後在日本訪書取得重大收穫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來日以前，楊守敬最突出的成就是在金石學方面，據他自己說，在他還只有五歲時，數錢時就喜歡挑取古錢來玩，看來他嗜古來自天性。曾一度租住他房屋的顧文彬是鑑賞名家，或許對他也有些影響。留居京師後，他在教學之餘，每天到琉璃廠法帖店物色碑版文字，常常流連忘返，歸時街上寂無一人。經過歷年辛苦搜尋，他收藏的漢、魏、六朝的金石文字已基本齊備，後來攜到日本的萬餘件金石拓片，為他在日本用以搜尋換購書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僅如此，蒐購金石拓片時所培養的鑑賞力、搜尋方法的訓練也對他日後的訪書有重要的幫助。
楊守敬來日前在金石學方面的學術素養，還可以從他已完成數種相關的著作中反映出來。他當時在金石學方面的著作已出版的有《望堂金石文字》、《楷法溯源》（1877）、《激素飛清閣藏碑》，已完稿的有《平碑記》、《平帖記》、《集帖目錄》等。
金石學之外，楊守敬在經史方面也下過功夫，這方面的著作當時已出版的有《論語事實錄》（1869），和人共著的有《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1879），還撰寫過《小學記錄》，後佚失。這些著作反映了楊守敬在經史方面的深厚造詣，如《論語事實錄》對前人研究《論語》的成果重新予以檢驗和評價，大膽提出自己新的見解，其中引用的書目近百種。楊守敬對自己在經史方面的基礎也很有自信，來日後，在與日本友人宮島誠一郎的談話中，楊守敬曾很自負地說：“弟不佞，若使弟遇狩谷，固當北面，若使弟遇息軒，則當與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狩谷指狩谷望之（1775－1835），江戶後期的儒學者，在文字學、考證學上有深厚造詣，著作有《箋註倭名類聚抄》等；息軒指安井衡（1779－1876），是日本考據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大日本人名辭典》稱其為一代泰斗，著作有《論語集論》等多種，可見楊守敬對自己自許甚高，而從後來楊守敬在歷史地理學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看，他當時的自信並非是空穴來風。狩谷望之和安井衡都是日本考證學的代表人物，楊守敬將自己與二人相比，也是認為自己的學問基礎與二人相似。
在來日以前，楊守敬對目錄學也發生了興趣，他在與巖谷修的筆談中說：“弟於目錄之學頗留意，中土自喪亂以後，經籍淪亡，後生小子欲求書無路，前歲在都，與張君香濤（自注：名之洞，亦號孝達，知之否？）其督學四川時撰《書目答問》一書，收羅最廣博，而以於漢學、於宋學之書取之太少，且臚列各本，不甚分類。弟嘗病之，欲別撰一書，疏列各善本，並著其佚存，其板今在何地何家，於漢宋之分亦略著其說，此書若貴國刻之，亦可知中土學問門徑，且此書不過五六本，刻之亦易，□有意，我為刻期成之。”從上文可以看出，自光緒二年（1776）《書目答問》問世後，楊守敬由於對其不滿意，已有意重撰一書，來反映中國學術發展源流，因而開始關心目錄學，在楊氏來日時，對其框架、內容已有基本設想，甚至可能已經撰寫了部分初稿，我們可以從楊守敬後來出版的書籍中追溯到部分蹤跡。據《楊守敬集》中《叢書舉要》的整理者說，他們曾發現一部《叢書舉要》的殘稿，其體例是：“先是全錄張之洞《書目答問》的經部解題，然後提出自己的看法說：‘按張說以漢學家法為重，故不得不嚴，然既以稍有出入者為低一格，則不妨從寬。且乾嘉以下經師多斷代稱引，於小學為獨專，而於微言大義多有所略。道光以來，魁碩之士更追溯西漢，尤兢兢於微言大義，則宋元以來自抒心得不悖於古義者，未必盡無所取。故今甄錄較多，非調停於漢魏之門也。徑途既端，則取捨自有準繩。若以駁雜以省目力，此為讀書者言則可，為著書者言則不可也。’”通過比較，整理者發現，這部殘稿與《書目答問》在編纂體例上十分相似，殘稿所收經部叢書，都為《書目答問》經部所收，而且兩者對這些叢書在著錄用語和內容上都基本一致，因而整理者推測：“光緒初年，楊守敬看到《書目答問》後，對張之洞‘經學小學書以國（清）朝為極’，‘宋元明從略’的觀點持不同看法，認為‘為讀書者言則可，為著書者言則不可’，於是著手編纂一部學術性目錄，其成果則為《叢書舉要》二十卷本。”這正與楊守敬與宮島談話中指出《書目答問》“於漢學、於宋學之書取之太少”相印證。關於《叢書舉要》的撰寫時間，據《鄰蘇老人年譜》載在光緒二十八年“寫成待刊”，但據李之鼎在《增補叢書舉要序》中說：“壬子避地滬上，與宜都楊惺吾先生過從甚密，先生嘗與鼎言，匯刻叢書目錄，前有顧氏《匯刻書目》，後有朱氏《目睹書目》，近年海內刊刻叢書，慮數十百種，且向有之書，為二目所漏者，亦尚不少。向曾萃合二書，益以日本之《群書類從》，宋、元、明、高麗之校本，《大藏經目錄》。然前之所略，及近三十年新刊之書，皆未能採入。手此稿本以贈鼎曰：‘吾老矣，所撰《水經注疏》迄未脫稿，此書子其任之。’”楊守敬以《叢書舉要》手稿贈李之鼎是在1912年，而楊守敬謂“近三十年新刊之書皆未及採入”，當以其原稿始撰於三十年前，而其時正是楊守敬赴日前後，只是到光緒二十八年重新寫清定稿，並未對近三十年的新刊著作進行增補。因此，我們推測，《叢書舉要》就是楊守敬當年與巖谷修談到的準備為補證《書目答問》而撰寫的著作的一部分，只是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出版。手稿贈與李之鼎後，李將該書由二十卷增補至六十卷，編輯體例，思想已大有改變，與楊氏的初衷已相去甚遠了。但這部叢書仍提出了一個切合叢書發展實際的分類體系，對後來的圖書分類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中仍可看到楊氏在目錄學方面的造詣。
正是由於楊守敬來日之前已具有深厚的學問素養，從而使他在搜尋中國古籍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來日之前，楊守敬對日本存在有不少中國珍貴古籍應已有所瞭解，除了中國史籍上有關於此方面的記載外，他自己也有過這方面的體驗。一是他在著作《論語事實錄》中引用過山井鼎的《七經孟子考文》。山井鼎以日本足利學校收藏的《易》、《書》、《詩》、《春秋左傳》、《禮記》、《論語》、《孝經》、《孟子》鈔本或稀見版本對通行的註疏本進行校勘，訂正了通行本的許多缺訛。該書出版後，傳到中國，收入《四庫全書》，阮元又把它校訂刊刻出版，在中國引起很大反響。楊守敬對此事一定記憶很深，來日後，他曾特意搜尋當年山井鼎用過的版本。《日本訪書志》卷一足利活字本《七經》條載：“足利學活字本《七經》，山井鼎所據以著《七經孟子考文》者，……餘至日本之初物色之，見經即購存，積四年之久，乃配得全部。”同卷《尚書註疏》二十卷宋槧本條載：“此則中土久佚，唯日本山井鼎《孟子七經考文》得見之，以校明刊本，多所是正。顧其原書在海外，經師徵引，疑信參半。餘至日本，竭力搜訪，久之乃聞在西京大阪收藏家。”從上可見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給他留下的印象之深。
由於楊守敬搜尋到許多連山井鼎都未能見到的版本，因此他萌生了就自己搜輯到的古本重新對《七經》進行校刊的想法，這個想法在日本時就已有了。王重民輯《日本訪書志補》影日本古鈔卷子本三十卷《春秋經傳集解》條載：“餘嘗謂，據今所得日本古鈔本重校一過，當勝山井鼎，此其一證也。光緒壬午年（1882）夏六月宜都楊守敬記於東京使館。”一直到晚年，楊守敬對此事還念念不忘，《增訂叢書舉要》卷二山井鼎、物觀《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條下楊守敬跋謂：“此日本山井鼎等就其國足利學校所藏古鈔本、宋槧本及足利學校活字本合而校之，頗為精審。然餘於其國得《周易》、《尚書》單疏，《毛詩》黃唐殘本，《禮記》單疏殘本，《左傳》古鈔卷子本及單疏殘本，皆山井鼎所未見，又得古鈔《七經經注》。如數通以校山井鼎之本，時多出入。緣山井鼎僅就足利一學所藏，餘則遍覓其國中古本，故所見多數倍也。擬為重校七經本，僅成《論語》、《左傳》，餘未脫稿。而餘老衰眼花，不復能細校勘，然其書皆什襲藏之，未敢散逸也。”是楊守敬後來曾據自己搜尋的版本對《七經》作過校勘，只是未能完稿。
來日前，還有一件事使他對日本收藏的中國古籍留下了深刻影象，以至於他後來在《日本訪書志緣起》中還特意提及：“日本維新之際，頗欲廢漢學，故家舊藏幾於論斤估值，爾時販鬻我土者不下數千萬卷。猶憶前數年有蔡姓者載書一船道出宜昌，友人饒季音得南宋板《呂氏讀詩記》一部，據云宋、元槧甚多，意必有秘籍孤本錯雜其中，未知流落得所否？”由蔡姓者運至宜昌販運的古書中“宋、元槧甚多”，這對嗜古如癖的楊守敬來說，無疑使其對日本收藏的中國古籍之多，板刻之精，充滿神往，這或許是中國有嗜古癖文人的一種通病。當楊守敬來日後，給李慈銘寫信說：“（日本）其國中古籍甚多，所見有唐人寫本《玉篇》……又有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又有《續一切經音義》，補慧琳所遺，又有隋杜臺卿《玉燭寶典》，隋楊見善《太素經》三十卷，皆鈔本，其餘秘籍尚多。隋唐以下金石文字亦美不勝收。彼國自撰之書，與中土可互證者尤夥。”李慈銘接信後，也不禁“聞之神往，有懷鉛浮海之思。”
楊守敬來日前對日本收藏中國古籍的瞭解使他能夠對在日本訪書有所思想準備，以及相應的物質準備。
二、楊守敬訪書獲得成功，除了他自身所具有的學問素質外，還與他來到日本的時機有關
日本明治維新之初，崇尚西洋，鄙視漢學，古籍棄如蔽蓰。據當時中國人《日本雜記》（闕名）載：“在其改政之初（指明治維新），幾欲廢置漢學，國中所有中國書籍，皆賤價出賣，又多為中國人購回。如《太平御覽》，一部價才十餘元。”王之春《東遊日記》載其光緒五年十一月初七日在東京購書事謂：“入市購買古書……，尤喜者中土書籍亦群萃於此，如《四庫全書》、《圖書集成》、《佩文韻府》等無不皆備，更有中土終老窮經而未得一窺之書，如《易經》註釋約三百餘種，其他類是。餘嘗聞日本喜購中土書籍，未之敢信，觀此則人言真不我欺。”明治年間遊歷日本的傅雲龍也說：“（日本）未讀西書以前，守漢籍如拱璧，千百年物猶有存者，今散佚多矣。”原本保存漢籍經卷的寺院，也在排釋毀佛的風氣下大量流失。
除了世風改變以外，明治維新後實行的政策措施直接對漢籍造成了打擊。一是教育體制的改革，一是醫療制度的變化。
明治後實行新學制，短時期內大量的學校由傳統的塾之類的學校改為新式學校，在明治六年全國學校約有12597所，而至明治十九年十餘年間增至30388所。舊學教材多學中國傳統經籍，而新式學校則以西學為主，使漢籍作為教材或教學參考書的功用喪失，故一般人家大都賤價出售漢籍。醫療制度的變化也給漢籍的命運帶來重大的變化。日本無科舉制度，而其傳統醫學則主要源自漢方，因而日本醫家多收藏中國醫學書籍，兼及其他經籍。明治維新後，實行新的醫師考試製度，規定此後開業行醫者必須通過理化、解剖、生理、病理、藥劑、內外科等六門考試，也即漢方醫師必須通過西醫考試才能領取執照。這種壓制漢方醫師的政策除了使漢方醫師後繼無人外，也使漢方醫師所收藏的大量漢籍失去了用處，因而紛紛賤價出售。如著名漢方醫師藏書家多紀桂山家的藏書全部被賣掉，漢醫森立之也將自己的大量藏書賣給了楊守敬。楊守敬在日本所蒐藏到的圖書特色之一是醫學書籍最多，其原因當也在此。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緣起》中說：“日本醫員多博學，藏書亦醫員為多，喜多村氏、多組氏、涉江氏、小島氏、森氏皆醫員也，故醫籍尤收羅靡遺。”楊守敬在日本拜訪森立之慾購買其藏書時，森氏說：“只經史之書及醫書等，可沽卻者或有之耳。”也是將醫書首先出賣。
與日本漢籍大量賤價出售相對比的是，這時中國圖書市場的古籍價格卻在上升。震鈞《讀李南澗琉璃廠書肆記》載：“咸豐庚申以後，人家舊書多散出市上，人無買者，故值極賤，宋槧亦多。同治初元以後乃漸貴，然收者終少。到光緒初，承平已久，士夫以風雅相尚，書乃大貴。於時南皮張孝達學使，有《書目答問》之作，學者按圖索駿，賈人飾櫝賣珠，於是紙貴洛陽，聲蜚日下，士夫蹤跡半在海王村矣。然其價亦不一，宋槧本計葉酬值，第葉三五錢，殿板以冊計，每冊一二兩，康乾舊板每冊五六錢；然如錢黃顧諸書，價亦不下殿板也。此外新刻諸書，則視紙板之精粗，道途之遠近以索值，大抵真字板較宋板字贏十之三，連泗紙較竹紙亦羸十之三，道途之遠近者又蠃十之三，於是同一新板，有倍價者矣。（《天咫偶聞》）”光緒初年北京圖書市場價格上漲時楊守敬正在北京，他肯定對中國同日本圖書價格的差距有深刻印象，因此他來到日本不到一年間，就購買了三萬捲圖書，只要是已經毀板的圖書都盡力收購。但這種情況持續的時間並不很長，一是由於中國人大量購書引起日本圖書市場價格上漲。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緣起》中說：“餘之初來也，書肆於舊板尚不甚珍重，及餘購求不已，其國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爭之。於是舊本日稀，書估得一嘉靖本亦為秘籍，而餘力竭矣。然以餘一人好尚之篤，使彼國已棄之肉復登於俎，自今以往，諒不至拉雜而摧燒之矣。則彼之視為奇貨，固餘所厚望也。（原注：近日則聞什襲藏之，不以售外人矣。）”
不僅是由於中國人在此大量購書，日本有識之士也逐漸認識到漢學並不能完全排斥，黃遵憲《日本國誌》卷32《學術志》載：“方今西學盛行，然不通漢學者至不能譯其文，年來都鄙諸黌爭聘漢學者為之師，而文人學士亦不能如前此無進身之階，漢學之興，不指日可待乎？”實際上，到明治後期，日本的漢籍價格就已超過了中國。嚴修《壬寅（1902年，明治35年）東遊日記》九月十六日載：“西京（京都）書肆較多，規模亦較東京閎敞，所見監本纂圖《尚書》三冊，索價百五十元，《唐文粹》三百元，《事文類聚》、《容齋隨筆》價不確記，大約皆較北京場肆加昂。”日本只是在明治初期一個很短暫的階段圖書市場漢籍價格低廉，而楊守敬以一寒士身份，正好在這個時期來到日本，這不能不說是天時之助。
三、日本友人的幫助是楊守敬訪書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1． 日本友人為其提供古籍信息，並幫助借閱轉抄稀見圖書
楊守敬來日之初，對日本古籍的具體收藏保存情況並不熟悉，好在不久他找到了一本由森立之等人撰寫的《經籍訪古志》，裡面具體記載了日本稀見古籍的版本、收藏處所等，為楊守敬搜尋圖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他自己多處提到這本書，在自撰《年譜》中，他說：“又得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其時立之尚存，乃按目索之，其能購者，不惜重值，遂已十得八九，且有為立之所不載者數百種。”在鉛印本《經籍訪古志》上，楊守敬又有批語謂：“大抵此書所載傳本，守敬約得其半，其不能得者，亦多方影鈔之，至於奇籍出於此錄之外者，守敬亦多有之。”從中不難看到楊守敬根據《經籍訪古志》按圖索驥的具體情形。
楊守敬在日本時，森立之還在世，與楊守敬也有密切交往，除了他自己的圖書大都賣給楊守敬外，還經常為楊守敬提供各種圖書信息。《日本訪書志》卷一《春秋左傳集解》條載：“初，森立之為餘言，日本驚人秘籍以古鈔《左傳》卷子本為第一，稱是六朝之遺，非唐、宋本所得比較，此書現藏楓山官庫，不許出，恐非外人所得見。”正是通過這個信息，楊守敬通過史館編修巖谷修借到該書，請書手十人日夜影鈔，遂得帶回國內。
森立之之外，對楊守敬訪書幫助最大的就是巖谷修。楊守敬在自撰《年譜》中提到在日本交往最密切的友人時，第一個提到的就是巖谷修。當時巖谷修是修史館一等編修，由於工作關係可以借閱各處藏書。僅從《日本訪書志》所載，巖谷修先後為楊守敬借閱供其影鈔、校勘的圖書有《尚書正義》古鈔本、《春秋左傳集解》古鈔本、《集韻》宋刊本、《太平寰宇記》宋刻殘本、《外臺秘要方》影宋本、《樊川文集》宋刊本，還把自己的影照古鈔卷子本《王子安文》送給了楊守敬。
博物館局長町田久成則為楊守敬轉抄《文館詞林》，影寫《新撰字鏡》，摹寫日本古鈔本《一切經音義》，並將自己收藏的宋刊本《廣韻》轉讓於楊守敬。收藏家向山黃村除將自己收藏的《春秋穀梁傳》和宋槧本《竹友集》轉讓外，又將自己收藏的《孟子章句》殘本借給楊守敬校訂其他版本。此外，寺田宏、島田蕃根、杉本仲溫、柏木政矩等或轉讓贈送秘籍，或幫助搜尋佚書，積極提供線索，楊守敬正是通過柏木政矩提供的《文館詞林目錄》從淺草文庫又抄得五卷佚文。而《留真譜》一書，則更是在日本友人的支持幫助下才得以編成的。楊守敬在《留真譜初編序》中說：“餘於日本醫士森立之處見其所摹古書數巨冊，使見者如遭真本面目，顏之曰《留真譜》，本《河間獻王傳》語也。餘愛不忍釋手，立之以餘好之篤也，舉以為贈。顧其所摹多古鈔本，於宋元刻本稍略，餘仿其意，以宋元本補之，又交其國文部省書記官巖谷修與博物館局長町田久成，得見其楓山官庫、淺草文庫之藏，又時時於其收藏家傳錄秘本，遂得廿餘冊。”
2． 通過與日本友人的交往，提高了對古籍的鑑別能力
楊守敬來日以前，雖然對目錄學已開始留心，但關注的重在圖書的學術分類，版本收藏情況等。具體對古籍辨別鑑定，並不十分內行。在同日本學者的交往中，他在這方面得到很大提高。如對日本鈔本中註文多有無謂虛字的原因，就是通過森立之指出後才悟得的。《日本訪書志》卷四釋元應《一切經音義》條載：“憶餘初至日本，與森立之遇，談及日本古鈔本注多虛字，以阮文達《十三經校勘記》之說以為日本人所為。森立之變色言曰：‘此在《經典釋文》已言之，君不省之乎？’餘曰：‘《釋文》言多虛之，為註腳某也、某某也之類，非如也下安之，哉下續矣之類也。且自有刻本之以後，此敝已全除之矣。’立之隨即入內，取此宋板《音義》出，指數處也之、哉也等處，並有也也疊刊者，因謂‘此非宋刻本乎？’餘乃歉然。厥後悟得鈔書者欲註文兩行整齊，不及細核字數排勻，故隨意以虛字填入。”回國以後，楊守敬又將自己的體會再一次告誡世人。《日本訪書志補·古文尚書》日本舊抄本條載：“唐以前古書皆鈔寫本，此因鈔書者以註文雙行排寫，有時先未核算字數，至次行餘空太多，遂增虛字以整齊之，別無意義。故註文多虛字，而經文無有也。至宋代刊本盛行，此等皆刊落，然亦有未剷除盡淨者。如宋槧《玄應一切經音義》是也。並記於此，以釋來者之惑。光緒壬辰（1892）春楊守敬記。”
對古鈔本中誤字的價值，楊守敬也是在同森立之的交往中逐漸加深認識的。《清客筆話》卷四載楊守敬到日本後的第二年與森立之的一次談話謂：
楊：《玉燭寶典》誤字甚多，掖齋所校十之二三耳。若以《太平御覽》及《禮·月令》鄭注、蔡氏《月令》等書校之，其誤字當有五六也，僕僅校三四葉，已改其誤字數十。
森：我輩以有誤字本為貴，若其誤字，一目而可知，知而後說立，說立而後校注成。別作無一誤之定本則可，不得以古本為誤本也，是我家之讀法也。
這件事對楊守敬印象很深，直到晚年，楊守敬還提到這件事。他在《宋蜀大字＜史記＞》跋中說：“憶餘在日本，初晤森立之（著有《經籍訪古志》），以古刻書相質，餘謬言此書訛誤滿紙，雖古刻未為奇也。立之艴然曰：‘君於古書未也，書無訛字，尚何足貴乎？’餘乃相視而笑，以立之為知言。壬子四月，鄰蘇老人書於上海虹口寓廬，時年七十有四。”在這之前，他就強調過古本誤字價值，《日本訪書志補·論語義疏》日本舊鈔本條載：“光緒甲申餘歸後，總理衙門致書日本公使，索皇氏此疏原本。使署中隨員姚君子長以根本刊本進，且稱其古鈔本多訛字，不足據。是真買櫝還珠矣。”
此外，在怎樣通過字體、紙質、補刊、行款格式來辨別古書版本價值上，楊守敬也從森立之處學得了不少知識。
在日本訪書過程中，對楊守敬幫助較大的或是古籍收藏家，或是書法家、或是漢學家，大都是與漢學有密切關係的人，他們之所以熱心幫助楊守敬，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漢學發源之國的親近感。尤其當時日本漢學正受到壓抑，漢學家或與漢學相關的人不受到重視。森立之曾憤憤地說：“西洋，無此二字，則乞食於人間，亦夷、齊之徒耳！”當楊守敬勸他將自己的著作刊刻出版時，他傷感地說：“在今日則如此書，見之讀之而解其意者，日本國中無多有，刻之亦如畫餅耳！”而對中國，則充滿好感，在與楊守敬談到《春秋穀梁傳》的刊刻時，森立之說：“日本小島，且在今日則學者掃地無一人，只汲汲為浮雲之貴者皆是。雖然同好者流亦唯有四五輩耳。噫，如貴邦則如《穀梁傳》讀之者不知有幾千人，我邦無一人讀《穀梁》者，況其善本與否，誰分涇渭是為耶！”其對日本現狀的憤激之情與對中國的嚮往溢於言表。他甚至希望能到中國發展，對楊守敬說：“一身猶健，若得閒，則往於貴邦，周旋是祈。”森立之是考證學派，曾師從狩谷望之，他對日本學術界也深為不滿，曾說：“日本今只詩文世界，其詩文輕如紙幣，如經學考證，拂地而無。”這正與楊守敬志趣相投，兩人無異於異國知音。因而當楊守敬對森立之說：“僕以前專心金石文字，於經史未用功，近日始頗有意學之，——然是邦可與談學問者，公之外尚有幾人，當訪之。公髦而好學，我輩愧汗，僕若得留此，常常往來求教，公以為孺子可教乎？”希望今後常能共同切磋學問時，森立之立刻回答道：“唯命是奉，若崑山之玉，與日本青玉相磨而鏘鏘有聲，則不復一大美觀乎？”正為遇到知音而高興。
其實，森立之不僅將自己的藏書轉讓，他還幫助楊守敬從他處鈔錄古書。楊守敬在影鈔天治五年《新撰字鏡》鈔本後跋說：“餘初從書肆得影鈔本五卷，驚喜無似。惜其不全，遍訪諸藏書家，亦絕少傳抄本，後知其原書在博物館中也，因託東友為鈔之，久不得端緒。餘以為有此奇書而不得鈔傳，辜負此次訪書之名，私心必欲得當而後快。後商之森立之，乃為諾諸司書者鈔胥。就其餘鈔之，閱半年而後成。蓋非餘堅忍不輟，則不能之；亦非森君好古夙成，樂此不疲，不肯擔之也。蓋森君每見餘鈔錄其國古書，則拍手稱快，似亦嫌當今少知己而樂得異邦之有同心已。光緒癸未正月。”楊守敬跋語中道出了楊守敬訪書成功的兩個重要原因：一是本人的“堅忍不輟”，一是象森立之這樣的日本友人“好古夙成，樂此不疲”。森立之之所以為中國人傳抄古書而“拍手稱快”，則也是希望古籍能越過國界，長久流傳，以使漢學興旺發展。
當然，楊守敬和日本友人的交往，並不是單方面的受益，而是互惠互利。修史館編修巖谷修曾為楊守敬訪書提供過很多幫助，但他從楊守敬那裡也受惠良多。巖谷修是日本著名書法家，兩人之間的友誼主要是通過書法的交流而建立起來的。楊守敬赴日時，曾攜帶了一萬餘種歷代碑帖，給一直依靠元明法帖的日本書法界以巨大的衝擊。楊守敬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收藏品向日本學者開放。在與巖谷修筆談中，他說：“此次來貴國，見好古錢者甚多，而碑版藏弄者甚少。故欲盡發所藏，為此邦人別開生面，使千載後知此邦得睹中土金石自某之始，餘願已足。”他並向巖谷修建議說：“先生留心碑版如此，而未見六朝之碑，此亦恨事。此非一二日所能盡。若必欲觀者，弟檢數十通附上，閱畢再易，以次看下，方能全覽。”楊守敬在和森立之談話中也提到：“僕所有珍物，日下部、巖谷修等皆常借之，至今存放彼處者不下數十種。”受楊守敬的影響，日本書法家巖谷修、日下部鳴鶴、松田雪柯等人將研究視角伸向六朝，書風大變，從而帶來了日本書法的發展，以至後世將楊守敬稱作日本書法界的大恩人。
町田久成是博物館局長，如前所述，他也為楊守敬訪書提供過很多幫助。町田久成喜好篆刻，是篆刻家。楊守敬對金石素有愛好，來日後與日本篆刻界也有不少交往。村山德淳《印人小篆》首載町田久成謂：“町田久成，號石谷，又號心庵，薩摩人，以博雅著於朝野，襟情高遠，有嗜古之癖，善書法，精音律，旁能篆刻，……其所藏鐘鼎古器，金石書畫凡數百種，傾囊倒橐，不少慳吝，暇則把玩，商榷古今，鑑識精審，世比歐廬陵之博。”次載濱村微山謂：“濱村微山，以篆刻為業，深研六書義於段玉裁，多所釐正。會同人講究討論，每月數次。近遇清人楊守敬，質音韻並及古篆，考徵歷，守敬也服其精敏。”很可能楊守敬曾參加過篆刻界同仁的講究討論會，濱村微山或就是在同人討論時向楊守敬“質音韻及古篆”，町田久成作為篆刻界“同人”之一，當也常參加這樣的活動，而與楊守敬日漸親密，故楊守敬將其稱為“東友”。
在楊守敬回國時，黎庶昌在上奏皇帝的保薦文中稱其“學問優長，與東土士人交接，甚有聲譽”，紕紦矠應該真切地反映了楊守敬的學問得到了當時日本學術界的承認，從而為其贏得了友誼和聲譽。而基於共同的志趣，共同的願望，以及雙方的互惠互利，則正是楊守敬得到眾多日本友人幫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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