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飛宇：寫作是投射到現實世界的一束溫暖的光
文丨《瞭望》新聞週刊記者程青
《瞭望》：1994年你寫了短篇小說《哺乳期的女人》，當年就獲得多種文學獎，並在1997年獲得了第一屆魯迅文學獎，作為一個小說家可謂出手不凡，你是怎樣捕捉到小男孩旺旺這個人物形象的？
畢飛宇：實際上我是一個對思想潮流很敏感的人，讀大學的時候就是這樣。1994年，中國離所謂的現代化還很遙遠，而在西方，反思現代化卻早就開始了。我很感謝那個時代的《讀書》，它幫助我建立了一個非常好的心理習慣，那就是無論做什麼都伴隨著反思。那個時候的中國正大踏步地走在現代化的路上，但是，如何現代化？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可以借鑑什麼？避免什麼？這個是我很關心的。
《哺乳期的女人》的寫作動機完全是一個意外，那就是我在一個小鎮上問路，一路上，我只能遇上孩子和老人，沒有一個會說普通話的人。我第一次在中國的大地上感受一種異樣的現實，也就是“空鎮”。雖說“空鎮”“空村”“空巢”這些概念當時在我們的語彙裡還沒有出現，但是，對一個30歲的年輕人來說，它是觸目驚心的。對我來說，我用不著去捕捉，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我只需要幾秒鐘就可以看見三個人物：一個小男孩，也就是旺旺，一個鰥居的爺爺，還有一個回家生孩子的少婦，他們處在一個封閉而又空洞的現實之中，這就是一個小說家的直覺。
影片《哺乳期的女人》劇照
事實上，對未來的中國而言，他們不是“人”，而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我們這一代作家都有這樣一個心理趨勢，我們關注社會，關注生活在其中的人，我們總是在小處看，在大處想。
《瞭望》：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寫作的，通過寫作你發現或者說悟到了什麼？
畢飛宇：何時開始寫作，這個說來話長，首先要看是什麼意義上的寫作。如果從產生寫作的願望算起，我七八歲就開始寫作了。我父母是教師，那時候我最愛乾的事情就是拿著鐵釘在操場和土基牆上胡亂地書寫。我書寫的願望是那樣地蓬勃，許多字都不會寫，村子裡卻到處都是我的字，當然還有句子，具體的內容記不得了，只記得我受到了父親的訓斥，他擔心我寫出什麼不好的東西。我的父親是因為語言倒黴的，所以，他對我的語言表達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覺。可我的書寫像野草一樣，他哪裡攔得住？到了高中我就開始投稿，當然，一個字也沒有發表過。我的退稿被語文老師發現了，他告訴了我父親。那時我就發現要寫作很難，寫作其實就是抗爭。1983年，我的寫作終於有了陽光——我開始寫詩，成了揚州師範學院的校園詩人，帶著一幫師兄和師姐，我們辦詩社，還出詩刊，刊物的名字叫《流螢》，這份刊物到現在都在。真正意義上的寫作，也就是想做小說家的寫作，始於1987年的秋天，那時候我大學畢業了，知道自己成不了詩人，想踏踏實實地做一個小說家。
寫作對我的幫助是無與倫比的。首先是改變了對語言的認知。我所接受的教育是這樣的——語言是工具。然而寫作讓我知道了語言不是工具，它是本質。所謂對自己的精神負責，就是對自己的語言負責，反過來也一樣。一個小說家擁有語言，就是擁有生命。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說我在使用語言寫作，不如說寫作是在捍衛我所使用的語言。
《瞭望》：在《哺乳期的女人》前後你寫了《是誰在深夜說話》《雨天的棉花糖》，2000年之後寫出了影響很大的《青衣》，隨後又寫出了《玉米》《玉秀》《玉秧》三個分量很重的中篇，請問這些小說有沒有什麼內在的關聯？或者說，你心中有沒有一個創作的主題，你一直著力在寫的是什麼？
畢飛宇：寫作的人其實也混沌，他就那麼懵懵懂懂地，僅僅依靠他近乎偏執的愛，他九死不悔的同情心，加上他未必招人喜愛的固執，一點一點往下寫。時間久了，回頭一看，他其實並不混沌，也不傻，他只是以己度人——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和體諒別人。他是怎樣對待自己的，他就怎樣對待作品中的人物。你可以說他很自私，很自戀，其實，他的心也開放，關鍵是柔軟。他希望自己多一點快樂，少一點疼痛，就因為這個基本的願望，他成了一個有生活態度的人：希望別人多一點快樂，少一點疼痛。他講理，他希望有地方講理，實在不行，他就沉默，一個人沉思。我想說，一個作家不說話了，不是因為他被改變了，是因為他沒變。
《瞭望》：你的小說屢屢獲獎，從《哺乳期的女人》到《玉米》再到《推拿》，你的長中短篇小說分別獲得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你經歷了怎樣的探索和寫作軌跡？
畢飛宇：我的寫作歷史沒有任何特別之處，先寫短篇，再寫中篇，然後寫長篇。這裡頭其實並沒有次序上的邏輯，一個人完全可以先寫長篇，然後再寫短篇，專門寫一種也可以。小說的短、中、長之間也不存在基礎性的關係，我們可以說的只有擅長。我有些貪婪，希望自己更全面一些，我的短篇、中篇和長篇都有拿得出手的東西，這個可以自豪一下。因為實踐的廣泛性，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短篇、中篇和長篇不是一個篇幅的問題，不是同一個氣球被吹成了不同的體量。它們是三個不同的東西，它們對同一個作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你必須滿足不同的要求才能把這三種東西完成好。把長、中、短篇小說寫好，其中的艱難性是不同的。
《瞭望》：你的長篇小說《推拿》獲得了茅盾文學獎，這是中國文學最高也是最大的獎項，你寫了一個盲人的世界，這顯然不僅僅是一個題材的選擇，是什麼觸動你寫一本關於盲人的生活與情感的書？
畢飛宇：《推拿》其實不在我的寫作計劃裡頭，當然，所謂的寫作計劃本身就有點可疑。寫作有時候是約會，有時候是邂逅。無論如何，邂逅的強度與亢奮都是約會不可比擬的。
影片《推拿》劇照
《推拿》裡頭有三類人，一類在地上，是農民性的，主人公王大夫就是這樣。這一類人他們有一種卑微而務實的生活理想，這往往也是盲人生活的終極理想，他們想和健全人一樣，自食其力，能這樣就是最大的成功，這樣的成功有一個標誌，那就是進入主流社會；
另一類在天上，小馬就是這樣。因為生理上的困擾，他們對生活的理解大多帶有冥想的性質，他們在骨子裡更接近詩人或哲學家，他們所堅持的信念其實就是假象，他們熱衷於假象，甚至沉迷於假象；
還有一類就是沙復明這樣的，說不好他們是在地上還是在天上，他們的腳踩在地上，腦袋卻在雲端裡頭。我想說的是，哪一種類型其實都不容易，即使是我們這些所謂的健全人，其實也都不容易。
我在寫《推拿》的時候非常著重一樣東西，那就是愛。愛是脆弱的，在這個問題上我承認受到了莎士比亞的啟發。莎士比亞非常重視人類的愛，但是，他悲觀。他所呈現出來的愛有兩種極為動人的形態：一種是羅密歐式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很愛，他們的愛最終被外部的力量埋葬了，具體說，就是家族的或社會的仇恨。另一種則是奧賽羅式的，奧賽羅與苔絲狄蒙娜也很愛，因為懷疑和忌妒，最終，不是外部的，而是他們內心的負面力量摧毀了自己的愛。我痴迷於悲劇，我也是那種具有悲觀傾向的寫作者。
想起在看婁燁改編《推拿》電影樣片的時候，我看到一個鏡頭：恢復了視力的小馬提著菜籃子回到他破爛不堪的住處，天很冷，他的女友小蠻正在那裡洗頭，熱氣騰騰的。小馬站在過道里，就這樣看著自己的女人，小蠻知道他在看，卻以為他看不見，小馬則乾脆閉上了眼睛，他閉著眼睛微笑。這個畫面我的小說裡頭是沒有的，但是，這個鏡頭讓我確信了愛的存在，它破爛、困厄、錯位、沒有被精確地認知，但它就是在那兒，這個太動人了。
我忍不住告訴婁燁，我希望電影用這個鏡頭做結尾——怎麼拍電影是他的事，我其實是無權干涉的。感謝婁燁聽了我的建議。這個鏡頭打動了無數的人，也為婁燁贏得了無窮多的掌聲。
《瞭望》：你認為小說最動人的力量是什麼？或者說，一個小說直指人心的東西是什麼？
畢飛宇：當然是真，真實的真，真理的真。小說的終極價值就在求真，這是文學的宏觀要求。對一個小說家來說，表現真實就是追求真理。
《瞭望》：寫作中你有沒有那些“靈感”和“頓悟”的時刻？
畢飛宇：這是有的。我始終覺得小說人物和作者之間存在一個反哺的關係。有時候，是作者哺育了小說人物，有時候，是小說人物哺育了作者。小說人物的命運有時候會給作家帶來頓悟，作家會在這樣的過程當中修正自己，這樣的過程不會輕鬆，你會懷疑自己，尤其會懷疑自己所受到的教育。我的第一次懷疑來自《雨天的棉花糖》，這個小說的影響力並不大，但是，它給我的影響是深刻而久遠的。它讓我確立了最基本的人道主義立場。那是1992年，我還是一個28歲的年輕人，在處理小說人物也就是“紅豆”的命運。它不只是“故事的走向”那麼簡單，它不是“編故事”，它是有潛臺詞的——你到底希望生活在怎樣的生命語境裡頭。這是文學，或者說嚴肅文學必須面對的題中之義。這篇小說我寫了兩遍，第一稿和第二稿的區別是巨大的。
另一個就是“玉秀”，《玉米》系列中的那個小說人物，和《雨天的棉花糖》一樣，這部小說我也是寫了兩遍，第一稿，玉秀死了，第二稿，玉秀活下來了。活下來的玉秀給了我極大的幫助，它提升了我對小說的認知——一個作家的權力究竟有多大？當作家決定小說人物死去的時候，小說人物有沒有求生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說，作者也是小說裡的人物，他參與了小說內部的社會生活，然而，他不是主宰，沒有人可以主宰生活。
《瞭望》：你是如何構建自己的小說世界的？請談談你的生活積累和寫作資源。
畢飛宇：中國的小說有現實主義的傳統，我自己也可以說是在這個基礎上構建自己的小說世界。在我們談論現實主義的時候，有一個靈魂性的東西不應當被忽視，那就是作家的現實情懷。我們必須承認，現實主義是一回事，現實情懷則是另外的一回事。所謂的現實情懷就是求真。在我看來，一個作家，最可貴的東西就是現實情懷，他選擇什麼樣的主義，換句話說，他擅長什麼樣的美學表達，反而是次要的。卡夫卡也好，加繆也好，和傳統意義上的現實主義相去甚遠，但是，他們的作品裡頭有一種最大的真實，也就是真實的人類處境，真實到何種程度？我們做讀者的都能夠身臨其境，都能夠設身處地。我想說，他們都是具備了現實情懷的作家。現實情懷具體體現在哪裡？還是加繆說得好，那就是“緊緊盯著”，不是盯著看的意思，他說的是緊盯現實。
我敬仰有現實情懷的作家，同樣要求和希望自己是一個具備了現實情懷的人，有沒有做到呢？我不做結論，但是，我注重自己的現實情懷，這個是真的。
為什麼要強調這個呢？還是和小說的功能有關。小說的功能無非就是兩個，第一，美學呈現，第二，認知價值。就認知價值而言，你辛辛苦苦寫了一大堆的作品，後來的讀者得到的只是一大串的謊言，這樣的東西寫它幹什麼？謊言和真實高度相似，這是謊言最為蠱惑人心的地方，但是，謊言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它扛不過時間，時間一到，它會暴斃。為了作品能夠活下去，一個作家應當重視現實情懷。
我本人的生活經歷基本是從校園到校園，沒有太多的涉世經驗，我可以說是書齋裡的人，是在虛擬世界裡成長起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寫作促進了我的生長和成熟。
《瞭望》：哪些作家或作品對你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並使你找到了自己的小說風格？
畢飛宇：我是在上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我在思想上主要繼承的還是啟蒙主義的那一路。在呈現啟蒙主義思想方面，我認為做得最好、最為完整的，反而是浪漫主義時代的雨果。在小說的表現手段方面，學得比較多的是馬爾克斯和博爾赫斯，當然，我也在提醒自己，不要過分陷入其中。
到了1990年代後期，也就是35歲左右，我有了很大的變化，我說的是表現形式方面。我不虛榮了，不虛榮就不會趕時髦，這個“向後轉走”是決定性的，福樓拜和托爾斯泰的價值在我的身上體現出來了，在當時，這屬於“落伍”的行為，甚至有點不可思議。還有一件事是想不到的，我突然愛上了《紅樓夢》。回過頭來看，是“向後轉走”挽救了我，也成就了我。讀者開始關注我，就是在這個時候。
《瞭望》：你寫作中的華彩時刻是什麼樣的？
畢飛宇：個人覺得比較精彩的故事發生在我寫《玉秀》的日子。我有一個習慣，每當來到書房的電腦面前，會把上衣脫下來，掛在椅子的靠背上。剛開始寫的那幾天，我清楚地記得掛的是夾克，突然有一天，發現掛上去的是羽絨服，我嚇了一跳，手裡的夾克怎麼變成了羽絨服呢？一想，原來好幾個月過去了，我竟然一點都不知道。我站在椅子後面，幸福了很久，也傷感了很久，用今天的話來說，時間都去哪兒了？所幸的是小說完成了。
另一件事情就是寫《平原》，寫了三年七個月，終於，我把稿子發出去了，高興得不得了，整個人都輕了，都飄了起來。幾天之後，完全出於本能，我又來到了電腦前，打開電腦打算接著寫，可突然想起來了，稿子已經寄出去了，《平原》已經和我徹底無關了，我的眼淚一下子就衝了出來，心裡難受極了。我沒有女兒，但那個瞬間我體會到了父親嫁女兒的心情。
《瞭望》：寫作改變了你什麼？
畢飛宇：要說有什麼改變，似乎也沒有，沒有覺得我和過去有什麼顯著的變化。不過變化肯定也是有的，是我自己體會出來的一些東西。比方說，耐心。寫作需要耐心，寫作也培養耐心，因為寫作的緣故，我現在非常有耐心。另一個就是提升了語言的辨別能力，每一個字落下來都要求自己做到精準。
《瞭望》：你在你的《小說課》中說：“好作品的價值在激勵想象，在激勵認知。僅僅從這個意義上說，傑出的文本是大於作家的。”你怎麼想起要寫一本分析和講解小說的書？
畢飛宇：說起《小說課》，我首先要說丁帆教授，他是我們南京大學的前輩了。他一直有一個宏大的計劃，就是出一套書系，有關閱讀的各個領域。
我的《小說課》只講了一講，丁帆教授就給我打來了電話，他讓我把最終的講稿交給他，後來就有了人文社的《大家讀大家》這個系列。我認為《小說課》的價值在於，它填補了我們的一個空白，那就是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縫隙。做理論的人往往自己不實踐，做實踐的往往不重視理論。因為命運的安排，我在一把年紀的時候走到了這個縫隙的中間，就在這個縫隙裡頭吐了一點絲——《小說課》就是一個寫作多年的人具備了一點理論素養，在實踐和理論之間結了一個蜘蛛網，這是一個比較符合實際的說法。
《瞭望》：你現在的身份除了是作家還是南京大學文學院的教授，寫作之外你是否承擔教學工作？你還承擔哪些社會工作？
畢飛宇：我在南京大學沒有教學任務，所做的事情切口很小，就是帶領年輕的大學生讀小說，閱讀小說可以提升一個人對世界的認知。
以前我一心寫作幾乎不參加社會活動，但是，這幾年做得比較多一些。這是有緣故的，我的故鄉興化給我建了一個工作室，很大的一個院子，我的兩位高中同學找到我，商量在那裡建“小說沙龍”和圖書館——就成了現在的“廣場書屋”。
“小說沙龍”一個季度做一次討論，和南京的《雨花》雜誌合作，我也參加。“廣場書屋”每個週末都對外開放。興化的中小學老師來做義工，在這裡熱起來的不只是文學，還有各個門類的義工。
對我來說文學就是一個夢，所以我對學生說，不要帶著目的去做夢，而是要懷著熱愛和情懷去投身文學。
本文首發於2019年01月05日 《瞭望》
文 |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程青
畢飛宇經典中篇小說
《青衣》| 畢飛宇 | 人民文學出版社
《青衣》收錄畢飛宇經典中篇小說三部，包括《青衣》《林紅的假日》《敘事》。在這些作品中，畢飛宇進行了多種寫作風格的嘗試，這是他在創作上的探索，展現了其寫作過程中廣闊的深度。《青衣》英譯本入圍2008年英國《獨立報》文學獎短名單。
畢飛宇最具里程碑意義的作品
《玉米》| 畢飛宇 | 人民文學出版社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玉米的人生分為兩部分，結婚前和結婚後。 結婚前的玉米是傲氣的，充滿炙熱能量的，哪怕和她寫信的人遠隔“千里之外”，人們也能感受到那些“白紙黑字”裡洶湧澎湃的愛情。 結婚後的玉米是低微的，委曲求全的，她的身後拴著她的父親、她的母親、她的姊妹，權力的慾望浸蝕人心，消耗颯爽。 所有的這一切，都是源於那個稻草飄香的夜晚，玉米、玉秀、玉秧，王家莊裡的三個姐妹的人生從這裡發生了突變。 這是三個中國大地上最為普通的女人，她們忠於愛、失去愛、痛恨愛。這是三個逃離他人目光審視的故事，她們掙扎、破滅、沉溺。 有多少時刻，我們嚮往一個沒有窺探的世界？ 有多少時刻，我們渴望一個沒有束縛的自己？
畢飛宇首本文學講稿
《小說課》| 畢飛宇 | 人民文學出版社
本書輯錄了作家畢飛宇在南京大學等高校課堂上與學生談小說的講稿。畢飛宇所談論的小說皆為古今中外名著，既有《聊齋志異》《水滸傳》《紅樓夢》，也有海明威、奈保爾、哈代乃至霍金等人的作品。身為小說家的作者有意識地避免了學院派的讀法，而是用極具代入感的語調向讀者傳達每一部小說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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