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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國圖志》沒有成為中國人的必讀物，卻成為日本人的枕邊書
西方列強用炮艦政策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接觸西方的時間比日本與西方打交道的時間要早十五年，日本直到1860年才與國際秩序接軌，而那時的清王朝正在太平軍與英法聯軍之間腹背受敵，圓明園也別英法軍隊搶劫一空又付之一炬。中國近代化糟糕的開端，對於日本來說夾雜著很多複雜的因素，一方面暗中觀察中西較量中比分，一方面還想著看看昔日老師顏面掃地的一天。
這對於日本近代化來說不是有意識的，卻又再次成為日本的學習機會。只不過這次他選擇了更好的老師。魏源的《海國圖志》成為日本知識分子人手一本的必讀書目，魏源的關於在物質和技術方面宜於向西方學習的論點，以及他關於學習步驟可以與對道德和政治的正統學說的關心結合起來的主張，是投合許多日本讀者的心意的。佐久間象山在向其天皇條陳有關海防的問題以後讀了魏源的著作，對他與魏源兩人的思想如此相似而感到驚奇。
他寫道:“正當英夷侵犯清國之時，我奏陳了一項計劃。後來我看到中國作家魏源寫的《聖武記》...魏源與我出生兩地，索昧平生。但我們都在同一年撰文哀嘆世局，而且我們既未謀面而見解一致，這豈非無獨有偶?我們真可以稱為異地的同志了（王家儉《對於日本的影響》，《大陸雜誌》1996.4）。
日本對中國時局的認知
19世紀60年代的日本，對於鴉片戰爭以及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問題並不知情，很多消息都是東拼西湊出來的，這種捕風捉影的消息對於敏感的日本人來說又增加了他們的不安。從魏源得到的材料使吉田松陰有可能把鴉片戰爭後解散鄉勇之事與廣東省的混亂局勢聯繫起來。這種新聞對權貴們的影響很深，但它的全部重要意義則因關於中國叛亂的報道的混亂而沒有立刻顯示出來。
報道來自不同的來源，有的從朝鮮通過對馬大領主轉述而來，有的通過商船從中國傳來，有的通過荷蘭人的消息從長崎傳來，有的來自一個在中國沿海活動了幾年的日本人，有的則來自與倍理一起乘船來日本的-名廣東人帶來的出版物。日本人關於太平軍版亂的報道最初談的是反清復明的戰士和在英國支持下英勇戰鬥的情節。逐漸地，比較準確的中國官方報道使讀者們瞭解到基督教、叛亂與所造成的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的關係。
儘管60年代有日本人直接從上海帶回消息，但關於虛幻的消息（例如復明戰士與清軍大戰）將時局描繪的繪聲繪色，但真實情況越來越清晰，日本人也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中國的災難與西方的干涉和征服有關係。這一下子才讓日本明白，原來還有比中原更強大的文明。
隔岸觀火中的日本
日本人對中國災難的觀察，最重要的結論就是不能重蹈中國的覆轍，並且要不斷人前往上海搜尋關於中國的第一手材料，為日本決策提供中國事態的重要參考資料。對大批日本人來說，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檣如林的外國船隻令人信服地證明，要再繼續搞閉關鎖國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西方人在佈置上海防務時所表現的優越感和傲慢氣焰以及中國人在對待西方人士時明顯地流露出的恐懼心理，同樣給許多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許多日本人愈來愈相信，必須獲取西洋武器以準備抗拒西方。中國的沿海，特別是上海，還成了給幕府及其敵人提供武器與裝備的貿易中心。
通過他們在上海短暫逗留時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象，第次對西方有了感受。他們寫回本國的信件報告說，他們高興地看到歐洲人開始把日本堅決的改革和中國時局的日益不穩定加以區別對待了。歐洲人對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國人的不爭氣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因而使他們受到鼓舞。
從很早時期，人們開始在這些反應中看到一些苗頭，即日本人希望與西方面不是與東方站在一起，希望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國家與伴隨著“東方”一詞而產生的無能和無效率的聯想脫離關係。
“福澤諭吉”寫過一篇論述朝鮮改革失敗和法國打敗中國的後果的社論中，號召他的同胞們“同亞洲分道揚鑣"。此後不久，外務相“井上馨”在一份備忘錄中強調了這個論點，即主張日本除了建立“亞洲邊上的西方式帝國”外，沒有別的選擇餘地。所有這些論點都基於一個事實，即認為必須避免重複十九世紀中國的災難性的經歷。
儘管日本近代化的開端是建立在旁觀中國災難的基礎上，中國最初關於西方的著作成為日本國民的科普讀物，早期許多重要西方著作譯本概念進入日本的現代化思想之中，但在日本近代化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任何一個日本人為此前來中國留學。
中國眼中崛起中的日本
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在有影響的中國領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漸變成了一個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馮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國人早期對日本製度變革和對技術引進所作努力所流露出的讚揚甚至欽佩之情。
李鴻章認為德川后期軍事改革的各項措施評價也很高。但也讓李鴻章知道了警惕，他表示有必要派員常駐日本，以避免日本站到西方人一邊，事實上李鴻章沒發現，日本人已經自不自覺的與大陸劃清了界限，只不過知道日本藉口琉球與臺灣之間土著矛盾而提出對領土要求時，才發現日本再也不是以前那個學生了。
1875年的糾紛解決後，日本人森有禮來北京，李鴻章與他進行了一次引人入勝的談話，李對日本想與東亞文化傳統決裂的意願表示意外和震驚。在日本外務省官方的英文談話記錄中，李鴻章談話的內容如下:
“我對貴國近年來做出的幾乎一切成績都深為佩服，但有一件事我還不很理解，這就是你們把古老的民族服裝改成歐洲式樣.....服裝是激起對祖先的神聖回憶的事物之一，後代理應以崇敬的心情永遠保持下去。”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森要他相信如果我們的祖先還活著的話，他們無疑會做我們全部做過的.....大約一千年前，他們改穿中國服，因為他們當時發現中國服比原來的穿著要好，僅此而已”
李鴻章就此深知日本人脾性，“日本人之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非目前之近憂”。所以李鴻章強調的是一定要與日本做兄弟，萬不可做仇人，因為中日一方有事，另一方必不可免。
但日本人太需要表現的機會了，他等不及身邊這位慢吞吞的耄耋老輩重返年輕，也沒有心思去幫助他完成改變，最能證明自己的恰好是對家長動手，像個叛逆的孩子一樣。所以日本舉國一致與中國各行其是的對決中，贏下了首勝，一戰成名，同時也狠狠的羞辱了中國最頑固的一派，維新派開始動手動腳準備著一場變法戰爭。
日本也想過補償，只不過並非出於憐憫
當然打贏中國，取悅西方並不是日本人的目的，事實上甲午一戰，西方人是驚訝的，只不過需要面對現實。同樣出於對危機的敏感，讓日本不得不警惕西方在中國的擴張，所以明治政府可以有很多借口贊助中國維新，他們又如此急於幫助中國抵抗擴張,或許並非出於單純的“補償”心理，而是希望中國能夠拖延帝國主義的擴張進程，以贏得自己國家實現富強的時間。
外相“大限重信”提出了他的“大限主義”，給政府的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根據他的理論，過去長期接受中國文化和精神的日本現在要償還那筆債,辦法是去牽制西方，使中國取得必要時間能在新的領導下進行改組。因而日本一再成為維新變法甚至是革命火種的搖籃，反而成了推倒清王朝的推手。
日本的成功轉型成了中國實現自身轉型的榜樣，特別是日本打敗俄國之後，更是如此。在1906至1911年期間，派往日本和歐洲學習的代表團，從 “伊藤博文”那裡聽到的謹慎的意見，與伊藤本人早期從他德國老師那裡聽到的一樣。這些代表團得出的結論是，清朝的憲法應由朝廷頒賜。1908年，慈禧太后頒佈了準備憲政的九年計劃，此舉與其他同時提出的有實質性內容的建議一樣，是直接根據1881-1890年的日本經驗基礎上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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