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男輕女和民族歧視
一提“叔嫂”之間咋咋咋，撇嘴、堵耳朵、啐唾沫這些道德感極強的常規動作，都大抵會爭相湧現了；放在中老年人堆兒裡，弄不好還呈“潮水般”態勢。
隨即，甚至或許“當即”，“潘金蓮”三個字，就響亮地在太多太多人腦海裡炸開了。
然後是迴音，至消失，至下一次響亮地炸開。
在我們這個拘謹到矯情的民族來講，叔嫂之間“出事兒”、“有故事”，相比“姐夫和小姨子”怎麼怎麼，要骯髒得多。原因很簡單——姐夫是男人，嫂子是女人——娥皇女英共事一夫，千古傳頌；潘金蓮勾引武松，遺臭萬年……就到這兒，不用往下說也沒法往下說了。
清康熙年間，早都剃髮蓄辮可心裡還是不服氣的有學問的漢人，攛弄出一冊叫作《建夷宮詞》的詩集類文化結晶，很講了一通滿清皇族貴族們如何“不化”、“不倫”、“不堪”。
“建夷”是對滿清的蔑稱——清朝皇族發源於“建州”，小地名叫“赫圖阿拉”，今遼寧省撫順市轄域內；“夷”是大漢族和再早的“華夏族“對“外虜”的稱謂，尤指“踞中國之東”的那些，東夷西狄北胡南蠻嗎。“建夷”就是“建州之夷”。
挺諷刺的——不敢直呼“韃子”，彎彎繞出個“建夷”；頭都剃了多少年了，還禁不住想罵，往家裡罵，往幕後床幃罵。說孝莊太后改嫁小叔子多爾袞（清世祖努爾哈赤第14子、滿清入主中原第一功臣、鑲黃旗正白旗兩旗旗主、“和碩睿親王”、輔政順治被封“皇叔父攝政王”，其母阿巴亥為努爾哈赤正式冊封的“大妃”，也是努爾哈赤最後一個妻子），進一步說孝莊太后還不是太后也就是老公皇太極（清世祖努爾哈赤第8子，清朝實際的第一位皇帝，其母孟古、葉赫那拉氏，為努爾哈赤早年寵妾，盛年死，生前未獲正式冊封）還在世那陣，就跟小叔子多爾袞怎麼怎麼不清楚。說這話的時候，多爾袞已經死了不少年頭了，孝莊太后八成也已歸天（“孝莊”是“諡號”的簡稱，是死後才有的名號，人家的本名是“博爾濟吉特·布扈木泰”，來自科爾沁蒙古）。
說這幹嘛呢？
無非是想讓人知道：他們亂倫，野蠻而卑微；所以，他們及其後代，不配當我們的主人……
那又怎麼樣呢？
我們有能力有膽量趕走他們嗎？
我們有哪怕只是振臂高呼一下要趕走他們的勇氣嗎？
我們只能藏頭露尾地說說人家叔嫂間那點兒事兒。好像已經是觸及人性根本了；比“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還要邪惡得多，還要愈發、愈發、愈發地不能見容於我泱泱華夏！
這個就等同於讓人扇了大耳光，背對人家“唇語”罵“雜種”！
可笑而更可悲的是，這唇語的“罵”，還真就獲得了普遍級的“本方共鳴”。
這種很有市場的“本方共鳴”，不光是由於了“兒子打老子”的阿Q精神，也的確相當程度是因為叔嫂之間怎麼怎麼，實在是我們這個民族在“家庭關係”和“性關係”交叉區域裡的“羞處”和“痛點”。
（二）宗法制的“根源”
據傳，某禮教已經普遍成為“法則”的朝代，女子喪夫常規是要守寡終身，如要改嫁，須得“投狀”到縣一級官府，縣太爺批准才能改嫁。
話說有位年輕寡婦，肚裡有點兒墨水，為改嫁，跟縣太爺之間來了個史上最簡短訴訟：訴狀只八個字——夫死、無嗣、翁鰥、叔壯。縣太爺更簡單，只批一字——嫁。於是事成。
寡婦那八個字的訴狀中，有可能最“打動”縣太爺的，是最後那“叔壯”二字——很顯然，該名寡婦想改嫁的對象，不是那個“壯”的“叔”；那麼，放個“壯”的“叔”在旁，萬一出點兒啥狀況，就還不如改嫁。
其實，認真說起來，叔嫂之間“有事兒”，筆者認為，還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特別的“矯情”，其源頭，大概是“以父系血統為基礎的宗法制”，簡稱“宗法制”。
“宗法制”源於“周”。
在“周”還是“商”的“臣屬之邦”的時代，內部就開始制定並踐行這一制度了。到了公元前11世紀中葉，周取代商成為“天下共主”，就把這個制度推而廣之到了“全天下”。
大抵，可以這樣來概括“宗法制”——嫡長子為“大宗”，其餘兒子均為“小宗”。“大宗”有權繼承父親的爵位、封邑，而小宗們理論上沒有繼承權。
這就形成了數千年來不斷上演的“嫡庶之爭”、“長幼之爭”的根子。
具體到“叔嫂”的“界面”，主要問題是：“大宗”的“正室”，即“妻”，通常會有若干“叔”；“大宗”若早死，通常來講比丈夫要年輕些的遺孀，就須謹防跟“叔”們“有事兒”；不然，搞齣兒子，同姓、同源，還“同母”，該算哪“宗”呢？
於是，從“宗法制”逐漸普遍化開來的那個時候起，叔嫂，特別是“叔”與“大宗”留下的“嫂”，之間的關係，就成了需要很去關注的問題。
“宗法制”之前，基本沒有多少這方面的禁忌。
那還是我們今天可以稱為“上古”、“遠古”的時代。
那時候，生產力還很原始，經濟水平科技水平都很低下，初生嬰兒成活率和人均壽命都很低，妊娠失敗和孕產死亡率卻很高；而經濟發展和生活“安全”，都需要保持一定規模的人口並不斷提升人口總數，有條件的話，還最好能保持儘可能合理的人口結構——年齡層級、性別比例、家庭規模，等等。於是，就有了鼓勵、促進生育的需要，也就在社會層面上，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給予了育齡女性相比於後來寬鬆很多的“性自由”。
舉例：假如一家兩兄弟，都各娶一妻，兄弟倆人口繁衍的“產能”，理論上是“平齊”的。可如果兄弟倆有一個早早死去了，這個家庭就剩下了一個育齡男子和兩個育齡女子；如果死了丈夫的那個女子從此不再生育，或者與這個家庭以外的其他男子生育，那麼對這個家庭來講，人口繁衍的“產能”，理論上就“下跌”了50%。而如果兄弟倆健在的那個把死去兄弟留下的女人，他的“嫂子”或者“弟媳”，納入自己的“生育資源庫”，對他來講，幾乎不存在“生育效率”的“絕對降低”，就算有些“技術性”阻礙因素，所可能（只是“可能”）導致的“產能”下降，也肯定遠遠到不了50%這麼嚴重。所以，把死去兄弟留下的女人繼續留在自家並且繼續為這個家族繁殖後代，有著“人口正常增長剛需”的“合理性”。
這筆賬，誰都會算。這筆賬，其實就算是在禮教盛行的時代，也仍然是硬生生的“存在”！
就便在近現代，對於亟需勞動力接續的窮困人家，人口繁衍的“必須”也多半會勝過維持禮教或說“廉恥”的訴求。
（三）正面看
再則，對我們華夏大地影響深遠的北方遊牧民族，也並不把“叔嫂”這類“問題”看得多嚴重。有些時候，甚至會鼓勵這種“內部消化”；更甚至，某些部族，一個兄弟可能“收納”不止一個“嫂子”或“弟媳”；一些時候，這樣的男子，還會被視為“大丈夫”。
這種可以稱為“習俗”的行為邏輯的根由，也是，或者說“主要也是”，上述維持人口繁衍“產能”的需求。而且，對遊牧民族及受其絕對輻射影響的漁獵部族（比如滿族）來講，這種需求更迫切。更迫切的原因在於不同於中原農業大民族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遊牧和漁獵的生產方式，遠不如農業生產方式穩定。遊牧部族和漁獵部族生活地域的自然環境，也遠不如農業部族聚居的中原溫和。這就導致了他們的族群相比農業部族在人口方面的三大弱勢：
一、初生嬰兒成活率和人均壽命更低，妊娠失敗和孕產死亡率更高；
二、女性人數少、育齡短、孕產間隔長；
三、家庭結構不穩定，幼兒和育齡女性安全和健康保障水平低。
其他都好理解，只說說“女性人數少”這一點——
遊牧民族和漁獵民族的生產方式，使得男女兩性在勞動效率上呈現比農業部族更大的差距。這個差距，遠大於維持男性生存和維持女性生存所須消耗資源多少的差距。說白了，就是“養活女兒不划算”。這就導致了對女嬰女童普遍照顧不周，以至於還沒到育齡或將將到育齡的女性的死亡率比農業部族更高。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大多數遊牧部族和漁獵部族，直到近古的明清時代，自身社會體系中都還殘存“母系”時代的一些特徵，部族中女性的“流動”意圖和機會，均大大強於農業部族。而同時，頻仍的部族間爭奪資源的戰爭，又把育齡女性做為最重要的戰利品，導致相當數量的“戰利品”因逃亡、被蹂躪等因素提早非自然死亡。
綜合上面這些，遊牧和漁獵部族，長期矛盾在把女性當作財富和把女性視為負擔的死循環裡；這個死循環裡面的女性，特別是育齡女性，就會為著生存以及更好的生存，在遭遇自家男人早死的不幸、失去保護和繼續生育的機會之後，向著相對熟悉相對友好的環境，比如“小叔”、“大伯”，去爭取繼續得到保護並能夠繼續繁衍後代的未來。
這樣的情境下，“叔納孀嫂”，就很顯得順理成章，甚至自然而然。
這樣的情境下，照顧死了丈夫孤苦伶仃甚至可能面臨生存危機的嫂子、弟媳，再給她一個家，倒像還含著些許堅強的擔當和親切的溫暖。
類似這樣的堅強的擔當和親切的溫暖，就是在生產發達的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甚至在我們古老的華夏大地上，都還在間或上演。
所以說，叔嫂之愛，不宜就定性成“亂倫”。
潘金蓮那樣丈夫健在就勾搭小叔子的，自然是不堪太不堪，至少可以“道德譴責”。
僅僅為了“性”而無任何相互的承擔，不管是什麼樣的“原始關係”，都是耍流氓。
但“叔納孀嫂”（包括“哥哥娶弟弟遺孀”），可能有緣由、有“狀況”、有“隱情”；不瞭解的話，說“應該”，是草率，說“不堪”，也難免武斷。
【作者簡介】劉宏宇，常用筆名毛穎、荊泓。實力派小說家、資深編劇、北京作協會員，“夏衍杯優秀電影劇本”獲獎者。著有《管得著嗎你》《紅月亮》《武王伐紂》《深水爆破》等多部長篇小說。主筆、主創多部影視劇本，其中《九死一生》（30集諜戰劇）、《危機迷霧》（38集諜戰劇）已在央視、北京大臺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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