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群眾熱烈歡迎“南下幹部”
70年前，在人民解放軍解放全中國的滾滾洪流中，為了接管、鞏固新中國政權，支援南方廣大新解放區建設，北方各省紛紛抽調大批黨政幹部隨各路人民解放軍南下。數以萬計的黨政幹部、共青團員冒著沒有散盡的硝煙，遠離家鄉，浩浩蕩蕩向南方挺進。
“幹部南下”是中共中央根據革命形勢需要作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因人數眾多、成建制輸出、發揮作用巨大，成為中國革命史上的光輝一頁。
決議：南下號角吹響，千里赴征程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史稱“九月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戰爭的第三年內，必須準備好3萬至4萬下級、中級、高級幹部，以便第四年內軍隊前進的時候，這些幹部能夠隨軍前進，能夠有秩序地管理大約5000萬至10000萬人口的新開闢的解放區。”
按照“九月會議”方針，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準備五萬三千個幹部的決議》，將所需幹部分配給華北、華東、東北、西北、中原5處。按照中央整體調出的要求，承擔南下任務的各級黨委政府要成建制確定南下幹部人選。具體來講，就是既有軍事、黨務、機要、政府、工農青婦，也有經濟管理、財政、銀行、貿易、通訊社及報紙等。各部門之間按比例配備，各部門內部還要有高層、中層、基層各個級別，以保證能夠以這些幹部為骨架，儘快構築起新解放區的各級政府機構和黨務機構，使各方面工作都能有人著手開展。
如何保質保量完成任務？各級黨委在幹部中先開展了系列學習活動，使黨員幹部堅定革命信念。此外，針對有些幹部害怕過江後語言不通、水土不服等問題，各級黨委政府積極回應、詳細解答，有的地區還請以前的南下同志寫信或做報告介紹經驗，消除顧慮。對那些小富即安、鬥志鬆懈的幹部給予了批評。各級領導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紛紛帶頭表態要堅決報名南下，用實際行動影響帶動了一大批黨員幹部。
貢獻：投身第二故鄉，忘我工作
幹部南下的最大任務，就是進入南方各個地區開展各項接管工作。每到一座城市，“南下幹部”首先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遵循“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分”的接管政策實行軍事管制，同時聯繫群眾，團結各界人士，建立各界代表會和工青婦等群眾組織和團體，爭取各界各階層人士的支持。
例如，在1949年上海市的接管工作中，“南下幹部”縱隊先在丹陽進行了集訓，制定接管方案。5月28日，簡單舉行了接管國民黨市政府的儀式，中共上海市委與接管會即開始辦公。到6月2日，在短短數天之內，上海市國民黨政權下的警察、黨務、行政等各個部門單位均順利被中共接管。整個上海市政權的接管工作高效而穩健。社會穩定，人心安定，商店照常營業，工廠復工，水電未停，人民生活也未受到嚴重影響。當時，很多敵對分子狂妄叫囂著“共產黨打得下上海，但是管不了上海”的預言也隨即迅速破滅。
新政權建設時期，“南下幹部”縱隊更是與南方當地人民融為一體，忘我奮鬥，他們對南方，尤其是大西南地區的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以湖南為例，來自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東北等各老解放區近15000名黨員幹部、共青團員於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間，先後進入湖南。從北方到南方，交通不便，碾轉數千裡，歷經艱辛，甚至有幹部因散兵遊匪襲擊而犧牲，出師未捷身先死。入湘以後，“南下幹部”縱隊又面臨語言不通、環境差異的諸多不便。然而，“南下幹部”縱隊憑藉堅定的革命信念與意志，嘔心瀝血，在湖南的接管與建設工作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歷史功勳。
入湘之初，“南下幹部”縱隊分赴各地開展接管建政，清匪反特，鞏固政權成為首要任務。三湘尤其是湘西，情況複雜，土匪如毛，很多幹部在剿匪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與此同時，“南下幹部”縱隊迅速展開籌糧支前、土地改革、培訓幹部、恢復生產等工作，鞏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權，贏得了湖南人民的衷心擁護和信賴。形勢穩定下來之後，“南下幹部”縱隊即把湖南當作第二故鄉，為三湘四水大地奉獻著寶貴的青春與全部的心血和智慧。20世紀50年代治理洞庭湖，60年代數百處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大規模鋼鐵工業建設，70年代的湘黔、枝柳鐵路三線建設，80年代以來的湖南改革開放等等，無不凝聚著“南下幹部”縱隊智慧的心血。
親歷：邵陽方言難倒北方小夥
文|路福貴
1949年5月10日，我參加了冀東解放區南下幹部工作團隨軍南下，經過長途跋涉，於10月11日到達邵陽。
當時邵陽剛剛解放，百廢待興。我們一進入邵陽，就開展了緊張繁重的接管建政、剿匪安民、徵糧支前、減租反霸等工作。縣委抽調了30多人下鄉。我是邵陽縣委秘書處幹事，積極地報了名。我當年16歲，不僅沒有工作和社會經驗，更重要的是語言不通。
邵陽境內主要以漢族為主，也雜居了不少苗、瑤等少數民族，所以邵陽的文化中留下不同的民族因子。邵陽話大概從宋代（11世紀）開始形成。因為邵陽“八山二水一分田”的地貌，交通不便，十里不同音現象非常嚴重。
我因為聽不懂邵陽方言，還鬧了不少笑話。有一次，我到邵陽第七區政府開會，走在鄉間石板路上，來到一個三岔路口。那裡立著一塊石碑，右面刻著“弓開絃斷”，左面刻著“箭來碑擋”，碑中間刻著“左走譚府”“右走陳家坊”。我問一位老鄉：“請問，區政府往哪邊走？”那位老鄉說：“嗯曉得。”邵陽人講“嗯曉得”就是“不曉得”。但北方人錯把“嗯”當成了“你”。我把邵陽話“嗯（不）曉得”聽成了“你曉得！”我大惑不解：“我曉得，還問你幹嗎？”鬧出很大誤會。
在“十里不同音”的湖南鄉村，我簡直就是一個聾子、啞巴，寸步難行。我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於是，我像學外語一樣，用一個小本子記了不少邵陽話和普通話對照發音的單詞。由於認真學習，我對邵陽話的理解能力有很大提高。但是，我講起話來速度極慢，南腔北調，有時還要翻本子。
而下鄉時我結識了一位本地幹部楊蒲英，她話音委婉、口齒清楚、抑揚頓挫、行雲流水，她講話，不論南方人、北方人都聽得懂。這個16歲邵陽妹子竟然成了工作組的骨幹，隊長也把她當成了助手、翻譯和顧問。
1949年我們相識，我向她學習邵陽話，她向我學習普通話。1956年，她已經是縣婦聯主任，我也是辦公室主任。後來我們終於超越同志、戰友關係，結為夫妻。在以後的人生旅途中，我們相濡以沫，相攜一生。
（資料來源：摘自《黨史文苑》閆峰 王兆輝/文、《文史博覽》路福貴/文、《中國組織人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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