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一个生产落后、内部混乱且相互攻伐的民族，最后在努尔哈赤带领下，先以十三幅遗甲统一各部，后又以一封诏告天下的“七大恨”，拉开了起兵反明的大幕。
大器晚成 纵横辽东位望益隆 贪财冒功终被弹劾
李成梁（1526年—1615年），字汝契，辽东铁岭（今辽宁铁岭）人。有资料说其祖上本为陇西，后因唐末避乱举族迁入朝鲜，到其高祖李英之时又于嘉靖年间回到明朝，曾任铁岭卫指挥佥事。《明史∙李成梁传》中记载，李成梁年少之时就“英毅骁健，有大将才”，按照明制，到李成梁时可以袭职，不过其时家境破败，到四十岁时，竟然仅落得一“诸生”身份。（关于李成梁族属问题有很多研究观点：汉族说中认为铁岭李氏先祖可追溯至唐末陇西李氏迁入朝鲜，见肖瑶的《李成梁与晚明辽东政局研究》13页引述；朝鲜族说见《明史∙李成梁传》；还有女真族说，日本学者园田一龟研究的《李氏谱系》结论和根据李成梁先祖名字为满族语言的推论。）
李成梁像
然而命运并没有抛弃他，嘉靖年间的蒙古鞑靼部的入侵袭扰，给李成梁提供了展示雄才韬略的机会。他以一名低级军官的身份在刀剑中拼杀，换来了官阶的不断提升。到隆庆元年（1567年）时，已经晋升为了副总兵，协守辽阳。隆庆四年（1570年）时，因原辽东总兵官王治道在与蒙古鞑靼作战中阵亡，李成梁受命于危难之中，出任辽东总兵官，署理都督佥事。这一职务，李成梁自隆庆四年（1570年）一直坐到了万历十九年（1591），后因御史弹劾而卸任。
在担任辽东总兵官的二十多年中，李成梁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战斗中，纵横辽东边塞，《明史∙李成梁传》中记载“师出必捷，威震绝域”“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纵观其坐镇辽东期间，在前半段征程中，可以说是战功赫赫，不论是对蒙古兀良哈部，还是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各部，先后射建州王杲，诛泰宁部速巴亥，计杀叶赫二贝勒，瓦解海西叶赫部，彻底改变了明朝、蒙古、女真三方的力量平衡。“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
在对待女真诸部的策略上，李成梁是在其内部扶植代理人，这其中海西女真哈达部的王台始终站在明朝一边，成为明军的庇护的对象。
李成梁兴兵大破古勒寨 努尔哈赫祖、父二人命亡乱军中
与海西女真哈达部的王台相比，建州女真的王杲则不是个省油的灯，妄图穷兵黩武与明政府争夺政权。万历二年（1574年）七月二十一日，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和部属来力红设计将明军抚顺备御裴成祖骗至古勒寨，残忍地将裴成祖剖腹剜心杀害，随同而去的把总刘承奕、百户刘仲文等部属皆被杀害。
王杲虽接受明朝封爵，但从不为明廷守边尽职，经常至明朝抚顺等卫所城寨附作乱。在诱杀裴成祖后，明廷震惊。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亲率大军奔赴古勒寨，攻陷古勒寨，王杲遁逃。第二年，复出后的王杲继续作乱，屡被明军攻破，七月，逃到海西女真哈达部的王杲被哈达部首领王台绑献北京，终被杀掉。
王杲死后，明军并没有斩草除根，其子阿台仍然逃脱，重筑古勒城，变本加厉，继续对抗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明将李成梁以“阿台未擒，终为祸本”为由继续用兵古勒寨。
《清史稿》列传九中记载：“阿台居古勒寨，其党毛怜犄角。成梁使裨将胡鸾备河东，孙守廉备河西，亲帅师自抚顺王刚台出寨，攻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堑甚设。成梁麾诸军火攻两昼夜，射阿台，殪。别将秦得倚已先破莽子寨，杀阿海，斩二千二百二十二级。”
引发此役的原因，《清朝前纪》显祖纪第九中记载，是因为建州女真另一部落的城市尼堪外兰鼓惑所致，“始成梁进兵，实由建州别部图伦城酋尼堪外兰导之。而景祖、显祖父子，亦阴为成梁用。先后至寨抚诱所部。景祖父子以妻党尊属入而说之，为阿台所拘。成梁用火攻冲坚，经两昼夜，射阿台死。景祖亦焚死。显祖为明兵所滥杀。”
因为阿台和爱新觉罗家族关系密切，阿台的妹妹是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妻子，阿台之妻是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长子礼敦的女儿。这次李成梁兵破古勒寨中，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进城劝降阿台，结果死于乱军之中。至于二人的死因，《清实录》认为是觉昌安“恐孙女被陷，同子塔石前往救之”。而孟森的《清朝前纪》援引《明神宗实录》中则有“惟建州奴酋，声势最盛。能制东夷，其在建州，则今之王台也。既送还被掳汉人且及牲畜，又斩犯顺夷酋克五十，而献其级。思慕朝廷名器，日益加切。查其祖父，于征逆酋阿台之时，为我作向导而死于兵火，是奴儿哈赤累世有劳，与小夷特起其名不正者有异”之表述，显然明朝官方认定努尔哈赤是为明军作向导而死。此役成为努尔哈赤后来反明“七大恨”理由之一，从此埋下了明亡清兴的燎原之火。
七大恨截图
对于努尔哈赤，明人瞿九思撰《万历武功录》卷十一中曾记载，他曾“抱成梁马足请死，成梁怜之，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出入京师，每挟奴儿哈赤与俱”。《清史稿》本纪中记载，此役中“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于兵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卷十曾记载“奴弟素儿，生女甚美，柏纳为妾，生子已十四岁”，当然这种李成梁与努尔哈赤的收养关系、联姻关系记载，其真伪性在学界存有争议。
努尔哈赤出生地
不过，这却成为后来明朝言官们攻击李成梁父子的“把柄”。《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中记载：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浙江道御史杨鹤言，曾参奏“切谓奴酋作逆，宠之龙虎将军，养虎贻患，至有今日，李成梁父子也。李氏所遗之患，自当责李氏收拾之。”卷五百八十二中记载，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五月，户科给事中李奇珍弹劾李成梁父子说“如柏曾纳奴弟素儿哈赤女为妾，见生第三子，至今，彼中有‘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之谣。速当械系以快公愤”。
十三幅遗甲兴兵 李成梁剿抚叶赫 成就努尔哈赤野心
应该说明朝政府对努尔哈赤的态度是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从蔑视到重视再到敌视。
古勒寨之战后，明政府“以祖父故，予指挥职”，努尔哈赤得以继承父祖之职任指挥使。但他仍然怀恨在心，质问明朝“我先人何罪而歼于兵？”明朝于是“遂还其尸，仍与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此举也显示出明政府对努尔哈赤的祖、父之死，着实非故意。无论从官阶封赏还是敕书获得等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补偿。甚至于在后来努尔哈赤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也一味地给予了纵容。而这一点在明军征剿叶赫部的过程中，却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
得到明廷补偿的努尔哈赤对明军庇护尼堪外兰“终怀恨不服”。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努尔哈赤以集家族、朋友和属下数十人，以十三幅遗甲兴兵，攻打配合明军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
在发展策略上，努尔哈赤很是聪明，情商很高，他既不走王台、尼堪外兰投靠明朝寄人篱下之路，也不走王杲、王兀堂兵戎相见、对抗明朝、兵败身殒之路，而是走了一条两面派的路线，既在明朝政府面前依然是表现“忠顺”，照样是称臣纳贡，互市通好，麻痹明军，又在暗地里征战博杀其他女真部族，暗自称雄。
前面我们提到，李成梁利用蒙古与女真、海西女真与建州女真以及建州女真内部的各种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以实现对辽东女真地区的统治。在除掉了建州王杲之后，李成梁也对屡屡侵袭海西哈达部的叶赫部进行了打压。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二月，明将李成梁以调节叶赫部、哈达部矛盾为名，设下“市圈记”，诱杀叶赫逞加奴、仰加奴两贝勒，沉重打击了叶赫部。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月，李成梁率明军夜袭叶赫，炮轰城池，最终迫降叶赫东城贝勒那林布录与西城贝勒卜寨。（李成梁诱杀叶赫贝勒见 一文）
努尔哈赤的起兵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起兵之初，努尔哈赤兵微将寡，建州各部各行其道，海西的扈伦四部等也在虎视眈眈。对此，努尔哈赤是剿抚并施，从建州女真各部下手，对待俘虏不计前嫌，对于强部不以强攻，多以智取，逐渐蚕食。先是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统一了建州三卫，夺取各部的敕书，初步站稳了脚跟。
眼看着努尔哈赤壮大起来，明政府并未担心其反叛，开始通过封赏来进一步拉拢他。万历十七年（1589年）九月，努尔哈赤被明政府任命为都督佥事，万历十九年（1591年），晋升为大都督，万历二十三年时，又在退隐家居的李成梁的建议下，被晋封为了龙虎将军，这时的努尔哈赤，军事实力上已经手握重兵，在名义上得到明廷认可，得以号令女真各部，更是如虎添翼，拥有各种理由去剿抚不顺从自己的部族。
应当说，努尔哈赤的“忠顺”之举非常成功，明政府尤其是辽东总兵李成梁根本没有意识到对他对明朝构成威胁，而是坐山观虎斗，甚至是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万历十九年（1591年）努尔哈赤又派兵攻克了建州女真长白山三部之一的鸭绿江部。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爆发了古勒山大战，叶赫两贝勒联合扈伦四部中其他三部哈达、乌拉、辉发，建州长白山部的珠舍里、讷殷二部，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尔察三部，共计九部在三万人向建州女真进发，结果九部联军惨败，努尔哈赤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满洲自此威名大震”，彻底改变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军事力量对比。
此役过后，努尔哈赤趁势迅速将长白山部的讷殷、珠舍里二部征服，又与蒙古科尔沁部通好。从万历二十六年（1599年）开始，努尔哈赤将注意力转向了扈伦四部，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对于努尔哈赤的一系列军事动作，明政府内部存有不同意，其中就有大臣对其频频的军事活动表示担忧，《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六中，就有记载显示“奴酋自此益强，遂不可制矣。”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努尔哈赤以背盟为由，灭掉哈达部，收其敕书，如此重大的军事格局变化，让刚刚结束抗倭援朝战争的明政府竟然神一般的忽略了，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朝才开始责问努尔哈赤兼并哈达之事，而这时努尔哈赤依然表现出了“忠心”， 立即表示归款，于抚顺关外，会同叶赫的那林孛罗，向明朝起誓，会善抚哈达部的吾儿忽答，给了明政府一个面子，但实际上这时的哈达的“南关”敕贡交易，已经完全由努尔哈赤所把持。
在给了明政府一个恭顺的外表后，随着建州羽翼日益丰满，努尔哈赤加紧了控制东北各部的速度，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辉发部灭亡，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乌拉部灭亡，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叶赫部灭亡。（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以及海西扈伦四部，见此前 一文的详细介绍）
这期间，努尔哈赤温水煮青蛙般持续向北京进行朝贡，以示忠顺。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开始，努尔哈赤便中断了朝贡之行。种种反常之举，引发了明朝大臣的猜疑，也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印证了这一事实。
李成梁二次任上 王者变青铜
由于张居正的辞世，李成梁也受到了株连，成为倒张派弹劾的对象，李成梁萌生退隐之意，处处明哲保身，其作战风格开始趋于保守，特别是在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八年（1590年）、十九年（1591年）期间，连续损兵折净，战略上是一退再退。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辞奉成功，开始了去位归隐的十年闲居生活。
李成梁明人像
到了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日本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朝战争，明朝政府应李朝政府之请，派兵前去朝鲜应援。战火一直持续到二十六年（1598年），最终中朝两国击败日本取得了胜利。但这场战争也明朝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造成战力大损，北疆空虚，削弱了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力量，这一尴尬局面恰恰为努尔哈赤所趁机利用，促成了东北边疆女真部族的兴起。
这时的东北边地，屯田破坏，民之穷困，赋税畸高，兵凶战危，兵变民变不断，民族矛盾激化。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在大学士沈一贯的建议下，76 岁高龄的李成梁“以原官镇守辽东”， 保举李成梁重掌辽东帅印，但此时的李成梁早已没有先前的英气，暮气沉重，庸碌无为。在其任职后期，已经沾染上了地方军阀的气息，虚荣、贪财、怯战、冒功等问题甚是严重。复镇辽东八年，面对税使太监高淮横征暴敛乱辽，随波逐流，备受诟病。在军事战略上的眼光比之前欲发短浅保守。
《明史·张学颜传》记载：“万历初，李成梁议移孤山堡于张其哈佃，移险山五堡于宽佃、长佃、双墩、长岭散等。”宽奠六堡的提议，是一个一举两得既具有军事战略思维又具有经济发展思想的妙策，既扩大了军事防御纵深，遏制了建州女真的发展，维护了地区社会安定。（宽奠六堡问题见此前的 一文）
而且，明政府的展堡并非无偿征用，是有偿使用。在熊廷弼的《勘覆地界疏》中记载，明廷征地的地价银和粮食是有一定补偿的，称之为抚夷，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曾有夷人向明政府索要抚赏银、布匹等的记载。
但在李成梁在第二次担任辽东总兵期间，辽东地区明军的精锐在抗倭援朝的过程中，也损失殆尽。在对后金作战过程中，不再像之前那样，能够成建制地消灭女真部队。李成梁“以地孤悬难守”轻易放弃了这个地区，进一步弱化了辽东明军的战斗力，并且把众多百姓逼入建州女真地区，大大增加了对方的实力，更助长了努尔哈赤的野心。“弃地”之策引得众多言官大臣弹劾勘报，指责李成梁“割地媚虏”“谓建酋与成梁谊同父子”，彻底断送了李成梁的仕途，结束了其二次镇辽的道路。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这一矛盾型的”历史人物卒于北京。到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政府终于吞下了失察、失策的恶果，此时的努尔哈赤终于尾大不掉，以“七大恨”誓师伐明，又是报仇，又是报怨的，开始了同明朝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战争，李成梁的家乡和明朝江山也逐渐落入了努尔哈赤开创的清朝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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